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第13部分

　　她常去瑞典中国大使馆，翻看英文版的《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和《人民画报》，了解新中国的发展情况。大使馆的官员告诉她：新中国的监狱也与从前不同，不把犯人关在阴暗的牢房里，而是组织他们生产劳动，享有充分的空气、阳光，还能吃饱穿暖，学到一定的生产技能，重在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使他们得到革命人道主义待遇，有着光明前途。杨玛丽和大使馆官员建立了友谊，她还参加了瑞典中国友好协会。

　　中国连续几年发生大饥荒，杨玛丽为此寝食不安。杨更生却经常来信，说监狱里的生活一如既往，每月供应三十多斤大米，有足够的蔬菜和肉食，通过体力劳动，他的身体比以前好，体重增加，精神也不错。

　　母亲是最相信儿子的，既然在监狱中的儿子都生活得很好，西方报刊对新中国的诬蔑性报道岂不是不攻自破吗？

　　她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新中国的一切都是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是我丈夫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为这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焕发青春而感到骄傲，并以母亲的名义感激您。深信在您的思想照耀下，我的儿子一定能改造得好，重新回到人民行列，我们母子重聚的日子会早日到来……”写着，写着，杨玛丽的双眸噙满了晶莹的泪水。

　　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照耀着波罗的海海滨的这座美丽城市，杨玛丽对中瑞友好活动更加热心，最近她当选为瑞典中国友协理事。

　　一年后，杨更生仅劳改八年，便被提前释放，刑期尚未服满一半。瑞典母亲寄来体面的西装和许多食品，向他祝贺。而杨更生仍穿着旧衣埋头劳动，夹着尾巴做人，一派顺民风度，真是韬晦有方，终于回到瑞典。改革开放届，他多次回成都寻梦，可惜我再没有见到过他。

　　29种菜&；#8226；守菜&；#8226；偷菜

　　从厂部大门到三车间有一片空地，拨给三车间种植蔬菜，增加副食供应。蓝天、白云、绿树，整齐的菜畦，潺潺的水声，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组长秦朝富是一位无帽职工，宽头大脸，一双大眼熠熠生辉，精干而不无狡黠，与劳教犯人打得火热。副组长郑慎面色黧黑，满脸皱纹，像一位憨厚的老农。见我是个知识分子，吃的是每月27斤低定量，二人对我都很关照。第一天郑慎安排我捡黄叶子，送到蔬菜站当饲料喂猪。我脱下胶鞋，挽起裤脚，飞快地忙活着。l958年我在川大就种过菜，挑粪、挖土、除草都不外行，郑慎认为我干活还行。厂里还规定，每天到厕所掏一挑干粪到蔬菜组，奖菜票两张。我响应号召，目的当然是为了多吃两份“无缝钢管”（蕹菜）。

　　蔬菜组活儿重，阳光下甩开膀子赤膊上阵，只穿一条短裤，终日热汗淋漓。我无草帽，便在头上包一张白毛巾。秦朝富总是在联系种子呀，采购农具呀，去领农药呀，寻找种种借口出差。副组长郑慎勤劳宽厚，处处带头，干累了就招呼大家多歇息。他慢吞吞地裹着叶子烟，点上火，说：“我们是拼体力，大家晓得的，只要把菜种好，多耍一会儿没来头。”

　　土地不哄人，按时中耕、施肥、除虫，把活路做到家，笋瓜、南瓜、茄子、四季豆、冬瓜、西红柿、莴笋、天星苋都长得很好。每星期六为收获期，下午到蔬菜站交菜开票，便回到工棚里神聊。郑慎可做主处理少量副产品，如分几个半青半红的西红柿，煮几个癞子脑壳玉米包，让全组人皆大欢喜。

　　中午休息，命我守菜，不敢怠慢，整天在烈日下曝晒，或坐或立或绕菜园巡行，吸收了丰富的紫外线，成了非洲人种。当瓜类长成、西红柿和茄子结实，看守就成了大问题。防盗的重点不在大墙之内，劳教、犯人慑于纪律，一般不敢来犯。问题出在大墙之外的社员老乡，先是两三个青勾子娃娃过河来偷，还可好言相劝或轰走，后来成群结队如入无入之境，我们就防不胜防了。对此，警卫人员并不干预。这样，我与老乡对峙时，只能单纯防御，万不可主动出击，如我越过河沟（即警戒线），则成为非法，警卫甚至可以开枪，将我作逃犯对待。老乡对警卫却有恃无恐，常围过来嘻哈打笑，嘲弄他一天站在那里拿根烧火棍，像个木桩桩……，于是，偷菜者、守菜者、警卫者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守菜由一人增至四五人，与社员打游击，或舌战，或驱逐，仍难守住防线，形成拉锯战的奇特景观。

　　星期天，守菜人多，偷菜的更多，在舌战中，我们远非社员的对手。

　　“菜是我们种的，你们这是不劳而获！”

　　“有饭大家吃，有菜大家收嘛！”

　　有人挖苦说：“光天化日之下拿别人的东西，不要脸！”

　　对方反唇相讥：“我们又没有劳改，怎么不要脸？”

　　“中午吃饭了，你们回去吧！”

　　“劳改大哥还没有休息，我们也不怕辛苦啦！”

　　“你们是公民，怎么和我们一般见识？”

　　“什么公民不公民，都有一张嘴，都要吃饭呵！”

　　我们把管教办的干事请来，他们也束手无策，决定每人送一个南瓜议和，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殊不知这批人刚走，第二批又来了，也要各取走一个南瓜，管教办的干事再也不露面了。那是全民饥饿、饥不择食的年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种菜的人要吃，守菜的人也要屹。西红柿还是青疙瘩就摘来吃了，明知屙肚子而无法自制。饥肠辘辘莫可名状时，喉咙管里像伸出两只手。世上一切东西皆可食，生茄子清香可口，生笋瓜有异味不削皮也能吃，生玉米清甜而经饿，作牛马骡驴的饲料都可以，人同为动物，为何不可食？在饥饿面前，现代人可以变为原始人或类人猿，管他妈的什么微生物、寄生虫、细菌、粗菌，求生是人的本能。

　　当我第一次偷摘西红柿，仿佛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总觉得有人看见，双手不断发抖。哦，这是怎么了？为了活下去，必须战胜自尊和怯懦，否则只有死亡。再次偷摘茄子时，就没有那么多顾虑，逐渐变得顺理成章，得心应手了！人怎样在无奈时成为窃贼，实在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那个年代，农民不得不把颤抖的手伸向尚未成熟的庄稼，伸向地里残留的苕根或菜根，生产队长或保管员则以稍微体面的方式，在社员熟睡的夜半三更借口开会而扮演另一种窃贼，显然都是可以理解的。

　　有人说：“顺手牵羊不为偷”，孔乙己为偷书付出了代价，我为偷菜也付出了代价，常常弄得鼻青脸肿，一脸菜色，满腹寄生虫，偶遇一车间的熟人，说我简直脱了相。

　　30“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个人在处境困难心情抑郁时，往往需要志同道合同气相求的朋友，车间里就有这样的朋友。

　　范忠洲与我同龄，为人正直，酷爱读书，关心天下大事，常读《世界知识》、《世界文学》、约翰&；#8226；根宝著《非洲内幕》及《古巴的叛逆》等，并把他读过的书借给我看，讨论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和中苏分歧的是非。他是个亲苏派，认为苏联的新路线比较符合人民的愿望，苏联清除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分子很必要；此外解决古巴之类的局部问题，既需要人民坚持斗争，也需要大国的斡旋。我们的看法总能达到一致。他有时很激烈，说：“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6月22日是他的生曰，我写了封短信，祝他三十而立，他理解我的情意，同时告诫我今后不要再写这类东西，白纸黑字，会惹麻烦。”

　　职工胡学江面目忠厚，多才多艺，特别喜爱音乐，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曾向音乐家郎毓秀教授请教，郎对他很欣赏，作了许多指点。胡很欣赏我写的小诗，曾拿去谱曲，他谱的曲节奏明快，感情真挚，充满对光明的追求和生活的信心，常利用空隙独自演奏。管劳教的李干事有次翻看一本歌曲集，问道：“这些歌是谁入作词谁人谱曲？”他机智作答：“是德国名诗人海涅作词、作曲家贝多芬谱曲，在欧洲诗人中，海涅的诗是谱曲最多的，有两百多首。”一次，我和小胡谈起南斯拉夫，他兴致勃勃地说：“报上揭露南斯拉夫失业工人生活痛苦，说他们早上九点钟才慢慢起床，到街头去拣啤酒瓶，换取面包牛奶，读来令人哑然失笑，和我们的生活对比一下，我们6时就喊起床，到哪里去拣啤酒瓶换牛奶面包呀，难怪人们感慨地说，南斯拉夫失业者是多么幸福！

　　劳教李祖泉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因买不起书而到书店去偷被送劳教。我和他关系甚好，他解教后可以外出寄信，我委托他用笔名替我给成都晚报副刊寄诗，他答应试试看。晚报编者寄信给动力厂调查作者身份时，周干事理抹了这件事。李说诗是他所写委托我修改的，又找我追问，说法相同。周干事未再深究，却留下我“不规矩”和“胆大妄为”的印象。

　　操作牛头刨的劳教程玉龙也热爱读书写作，曾把《新生代》和《叶尔绍夫兄弟》借给我看，并交换了读后感，以后又把他写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说是请我指教，我提了些意见。他说自己是富顺县人。我说部队进川时我曾在富顺县城最大的一家百货店宿营，他说那正是他的家。以后我们接触更多些，也议论过时事，都感到目前的社会危机严重，苏联老大哥对中国的批评很中肯，我们却不肯接受。

　　车间新来一位技术员曾庆钊，气宇轩昂，谈吐不俗，听说我曾在川报工作，问我可认识曾淑萱和周夏群，我说都很熟，周还是无话不谈的好友。他说，淑萱是他姐，周是姐夫。我记起l952年秋曾到他家作客，其父因历史问题被*，其母神情忧郁，但对客人仍极友善。曾告诉我，周夏群已调离报社，现在拉拉铜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