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高高的山岗，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宛如一面面镜子，由水田组三四十名囚徒负责管理。整年在水田里浸泡，无疑是队上最苦最累的生产组，其成员多属身体结实和熟悉种水稻的犯人，也有些是桀傲不驯需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加倍整治的人，我自然属于后者。队上派出几个耳目，监督我的一举一动，入厕都有人跟踪。陶宗敏、赵文堂等值星员把我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几乎寸步不离，态度粗暴，经常吆喝我：“快点，快点！”人们视我如同瘟疫，尽量避而远之。在工具房，人们争相抢夺木柄坚实、锋口锐利的锄头，剩下不好用的锄头才属于我；有人还在锄把上刻下记号或名字，我经常被人喝斥：“那是我的，谁叫你用我的东西？”在工地小憩时，多数人点火吸烟或聊天，无人敢跟我打招呼。
还在寒风呼啸的早春，就把囚徒们赶到砭人肌骨的滥泥田中犁田、撒粪、铲田壁、糊田坎。我第一天出工是到牛舍出圈肥。冒着春雨，我爬上高高的山顶，把沤过的草肥倒在一块块水田里，大口喘气，不久单衣就被雨水和汗水浸透。我尽力坚持着，觉得还挺得住。第二天铲田坎，每人占一弯田壁，用锄头铲田壁的杂草，一天要完成一百丈以上。
刚下水田觉得发冷难以忍受，挥锄半小时后逐渐暖和起来，觉得疲劳时便唱歌。在糊田坎时，开始不得法，有人悄声告诉我要从田中间挖大坨坨厚泥巴，由底下往上糊。我按这个方法去做，果然糊得厚实而又光滑，在阳光下如褐色长龙闪闪发光。
幸遇水田组带班的赵干事和罗指导员还比较善良。赵干事面目清癯，性格内向，了解犯人心理，对每个人的劳动数量质量并不过问，他只掌握休息时间，大概劳动到上午10时，就喊休息了，时间约20至30分钟，到ll时半就喊收工，极少训人。罗指导员面目黧黑，粗门大嗓，有农民的直率爽朗，脾气温和，休息时和犯人聊家常：天气的变化呀，农时的更替呀，庄稼的长势呀，什么都讲，似乎带班也很寂寞。他俩都认为，只要犯人能积极劳动、不逃跑、不给自己惹祸事就相安无事。
这时l3队的“社教”运动已近尾声，工作组还没走。一天上午，我正在工地劳动，工作组派入喊我回队，徐光佛、周金仁嘱我写社教总结。我说：“我很久不动笔了，也没有笔。”周金仁把自己的笔借给我，我注意到笔杆上刻有一行小字：“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因此韶华不可虚度。”这倒是句格言。我想，这样晴朗的天气，美丽的春光，自己在这里折腾来折腾去，写一些言不由衷的检讨，不正是虚度时光吗？
院里很静，材料写完了，百无聊赖，给蒙西礼写了一首七言诗《江湖行》，翌日乘入厕时拥挤，把诗作交给小蒙。没想到被人举报了，于是徐干事等把我又训斥了一顿。我沉默不语，在这种场合，沉默是最有力的抗议。
姜场长在总结社教运动时也提到此事，说：“社教工作收获很大，13队的变化也很大，但仍有个别人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如王某写的《江湖行》就表现了抵触情绪。”他读了其中几段，便说到别的事情去了。我想，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刚加过刑，我也未上诉，还能把我怎么样？
晚上，赵干事把材料还给我，要我读给大家听。我读过总结后，陶宗敏、赵文堂、余大周等立即发难，说我的检查“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对重新犯罪和加刑毫无认识，更无悔改之心”。有人说我在宣判会上的表现极其恶劣，到水田组后心怀鬼胎，和反省组的人勾扯。还有人说我伪装积极干活，以麻醉大家，“他的表现简直不像个犯人……”等等。
大家说完了，陶宗敏问我还有什么要说，我便痛加批驳：“对犯了错误失足落水的人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一看二帮，把他拉上来加以挽救的态度。另一种是落井下石一棍子批死的态度。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没有判处死刑，这就说明党和政府对我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留有余地的。赵干事对我的态度也是耐心等待，立足于挽救，在座的有些人却不是这样，蓄意攻击我，孤立我，否定人的转变需要有个过程，把我说得一无是处。有人说我根本不像个犯人，试问犯人的形象该是怎样的？我认为犯人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仍拥有人格和自尊，努力学习积极劳动就是具体的表现，莫非俯首贴耳摇尾乞怜才像是犯人？我和你们是同样的身份，监督是相互的，你们可以监督我，我同样可以监督你，我又不是鸦片或海洛因，怎么会有麻醉作用呢？你们不和我接触，又怎么知道我有麻醉作用呢？有人显然是把我当垫脚石，企图伤害我来表现自己，这不是犯人应有的态度……”
哨音响了，值班干部喊全体集合，我还想继续说下去，赵干事宣布散会，对我的批判也就不了了之。我不知道我的总评是通过了，还是没有通过。
出入意外的是，这次思想交锋后，我的处境明显好转。翌日清晨，比我年长的李尚鹄就笑着说：“你昨晚的发言如诸葛亮舌战群丑，有理有利有节，把那些七嘴八舌的应声虫洗刷得体无完肤。”李金友还说：“一心朝自己的道路走，他们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吧！”，以后，与我接近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
43李金友真逗
在水田组，李金友是主动和我亲近的第一人。
他原是彭县（现为彭州市）山乡的民办教师，年轻力壮，生了一脸麻子，但五官端正，经常露出一副亲切的笑容，喜欢唱歌，歌声高亢婉转而圆润，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平时，人们都称他李麻子，他朗声答应，我却从不使用这个不礼貌的浑名，不是直呼其名，就是尊称他为李老师或李歌手。我对他的尊重，换来他的善意和敬重。
学习时，他爱读报，主动拿来报纸，长声吆吆地读着。抑扬顿挫，声震屋梁，却常读错别字，如把老挝读为老过，袭击读为龙击，歼灭读成忏灭，鬼鬼祟祟读为鬼鬼崇崇。他读别字从不遮遮掩掩，蒙混过关，读得清晰洪亮，引起阵阵讪笑。干部不在场时，那别字更是错得出奇。余大周笑说：“李麻子，你当年如此教学，岂不误人子弟？”他嘿嘿一笑：“四川人生得憨，认字认半边，鄙人文化浅，望各位多包涵。”我怀疑他有时是故意读错，以引起哄笑效应，调剂气氛。下了学习，他常将无把握的字，不熟悉的人名、地名、典故向我讨教，我一一作答，他便笑着说：“你是一部活字典。”随即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显得诚实可爱。他讲话比较随便，心直口快，敢于议论干部长短和值星员的是非，特别见不得那些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值星员，称他们是“红毛犯人”、“没良心的*虫”。
我和他都喜欢唱歌，工地上唱，寝室里也唱。当时适宜犯人唱的歌曲越来越少，他便设法找来曲调温柔婉转的歌曲，如《毛主席是我们社里人》《毛主席来到我们农庄》《格桑花》等。我俩按简谱合唱，引得人们侧目而视：“鸡叫鹅叫的。”我问他为何这样乐观，他说：“生性如此。你在宣判大会上还笑，不是比我还乐观吗？”
他有的是力气，不怕赃活累活难活。出牛圈肥是一项耗费体能的沉重劳动，在臭气薰天的牛圈里，用猪八戒那样的钉耙，把一层层浸透牛粪的茅茅草勾起来，装在撮箕中如一匹匹干盐菜。李金友负责给大家装背篼，一次装三四撮箕大约百多斤。对那些平时提劲打把的值星员和积极分子总是装得满满的，轮到我时，却只装些尚未被牛粪沤烂的干草，轻飘飘的，高喊：“走，下一个！”分明是关照我，事后还对我说：“炊事员的瓢儿长眼睛，我装背子也长眼睛，按照阶级路线办事。看人说话。”
在学习讨论会上，他大声发言说：“我家三代贫农，共产党使我翻身得解放当了人民教师，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唯一的原因是经不住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考验，如今想起来真是痛悔万分……，下来却对我说：“人生下来就有吃饱饭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一个社会连这个权利都剥夺了，还像话吗？”他认为自己犯罪是社会造成的，他不过要求吃饱甄子饭而成了*，l3队中许多人够不上*，也不是反革命，只不过在会上非要那样表态而已。
我觉得李金友是个讨人喜欢的人，无论在哪个人群中，都会给人们带来快乐，他那宽厚的同情心，从不伤害同类的德性，使我对他怀着永恒的尊敬。
44最可爱的人
李尚鹄比我年长十来岁，不修边幅，像位黑脸包公，原为志愿军某部副连级作战参谋，懂军事，转业后在永荣矿务局工作。他性格直率，好打不平，霍中队长不认识“鹄”字，叫他“李上告”，说：“你好大胆，判了二十年还想上告？”
星期天，我们在坝子里补衣服，我对他说：“老李，我在1962年春就知道你的大名了，难得在这里幸会。”接着说起我在动力厂筹办改造成果展览时读过他的判决书，说他与一伙人在劳教中不思悔改，仿铁托的榜样，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阴谋颠复无产阶级专政，为首的主席李克非被判处死刑，李尚鹄判了二十年。他听了大吃一惊，说：“真是胡涂官判胡涂案，李克非不是主席，而是秘书长。”他迄今才知李克非已不在人世，那个集团里的人分别送到了不同的劳动场所，到苗溪的只有他一入。
李尚鹄谈及抗美援朝，非常敬佩彭德怀指挥有方，以劣势兵力打到三八线，逼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他常同我讨论朝鲜战争的得失，并与当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加以比较。美国对越南*共和国实行狂轰滥炸，越南人民军先后打下一两千架美国飞机，劳改队中一些历史反革命分子不相信我方公布的战报，说：“打下那么多飞机，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