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第29部分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给战俘们带来新的希望，在捷克、波兰、印度等中立国家的监督下开展了志愿军战俘的遣返工作。在中国代表进行说服动员后，由战俘们对自己的走向作出独立的选择。大部分战俘心怀疑惧，选择了台湾，坚定的党团员一心回归祖国，毅然选择大陆。李先德虽非党团员，却是贫农出身，思家心切，深信自己是党的基本群众，满噙热泪选择回到祖国大陆，像久别双亲的孤儿在受尽委屈和*之后，一头扑进了母亲的怀抱。

　　当运载他们的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时，许多人悲喜交集，他们都换上了精心保存的军装，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体面地出现在亲人的面前。集中的地点是辽宁省昌图县一个普通的村庄，工作人员与他们热情握手，安排他们住下，伙食开得很好，还召开了“欢迎志愿军被俘人员回国”的大会。工作人员纷纷说：“你们吃苦了，受委屈了，祖国关心你们，对你们进行衷心的慰问。”大家满怀感激与期盼，接着学习革命先烈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例，学习他们铁骨铮铮的勇敢精神和高尚气节，并结合自己在战俘营中的表现，进行对比、检查和批判。“你们在敌人的战俘营里生活了一段时期，你们的思想活动怎样，表现如何，有没有对不起祖国人民的言行，今天应在母亲面前毫无保留地交待，以取得母亲的理解和宽恕。”然后回归者用较长时间互相揭发检举，上纲上线。这样一检查不得了，在那种特殊条件下，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威逼挟持期间，不少入作过错误的发言或表态，喊过反动口号，有过背叛组织的事例，在手臂或背上刻过反动文字。血泪斑斑的日子变成痛苦的回忆，满怀热望变成对自己的声讨，由自我贬损到痛切忏悔，弄得疑惧满怀，人人自危，在这样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为自己挖掘了坟墓。

　　到最后处理阶段，战俘们被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身负重伤，从被俘到遣返一直住在医院里，与敌人没什么接触，这种人不予处分，安排适当工作；第二类有轻微过错，如在某次*上随大流喊过反动口号，或作过错误表态，被开除出党，取消团籍和各种荣誉称号，留部队继续察看；第三类有较严重的错误，如身上被刻字，思想一度动摇，敌我界限模糊，一律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家；第四类涉嫌投敌叛国，给予刑事处分。

　　李先德受到开除军籍的处分，从此再没有资格穿军装戴八一帽徽。可叹他走出国门时是一名威武的军人，而回到巴山蜀水时已是一个背负十字架的可疑人物。那时他还年青，觉得当平民百姓也无所谓，自己本是学徒出身，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什么活没干过。最令他大惑不解的是，他上户口都成了问题，一度丧失了劳动的权利。任何一个单位，包括居民委员会的生产组都不肯收留他。这究竟是为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确实老实巴交，埋头劳作，只图有一口饭吃，不与任何人争执，才被介绍到一家化工厂试用。他肯钻研技术，劳动积极，遵守纪律，这才成了家，有了两个子女。可是在*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中，他再度遭逢厄运，说他涉嫌投敌叛国，思想反动，攻击*，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不禁哑然失笑。他寒心，他难过，他痛不欲生，事情怎么成了这样？

　　他的遭遇引起我的深思。导致他后来一连串厄运的根源是被俘，而被俘难道是他的过失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有战争就必然有胜有负，有凯旋的英雄，也有牺牲、负伤和被俘，在不可抗拒的条件下，被俘既不是投降，也不是背叛，而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可能。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写拿破仑看望被自己俘虏的俄国伤员，他对英俊的安德莱说：“你前程远大。”第二次大战胜利时，与麦克阿瑟将军一起受降的，有两位是在菲律宾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准将。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被俘是一种背叛和耻辱。在美国飞行员的贴身内衣中，随时带着用中朝文字书写的纸条：“我是美军飞行员，请不要伤害我，请给我水和食物，请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可见他们既准备凯旋而归，也时刻准备接受被俘的命运。而我们对战俘为什么却如此冷酷甚至残忍呢？据说，斯大林对被俘人员就是冷酷无情的，要么为祖国战死，要么自杀。对被俘归来的入给予惩治，显然违背了国际上对被俘者的惯例与人道主义精神。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对他们应当进行必要的审查和甄别，但没有理由给予无情的*。

　　李先德这位“最可爱的人”在改革开放后终于熬出了头，被宣布无罪，并回到厂里工作。但他的神经曾受到严重刺激，未能彻底恢复健康便离开了人世。

　　68油和水

　　蔬菜组里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位叫张怀正，另一位叫石越岭。

　　我第一次与张怀正结识是在芦溪窝的四季豆地里。他正在那里摘豆角，我背着一大捆四季豆芦竹杆从地里经过，不慎把他一大背筐四季豆打翻了，又不便帮助收捡，他却微笑着说：“不妨事，不妨事，我自己来。”真是个慈祥的老头儿。

　　张怀正年逾五十，头发灰白，山西口音，是南下老干部，解放初期曾任省商业厅副厅长，后升任服务厅厅长。他思路清楚，能动笔写文件，在老干部中是比较干练的。*初期曾当作走资派被批斗，不久进入“三结合”班子，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因与下属一位女职工发生性行为被揭发，为逃避处分，准备外逃，被逮捕后以预谋投敌叛国罪被判刑十五年。

　　在13队，犯人结构复杂，在历史反革命分子中，既有普通的乡长保长，也有土匪司令、伪警官督察长、国民党正规军的旅长、团长；在现行反革命分子中，既有在“荥经暴动”中的文武大元帅、丞相，也有在历次运动中被关进来的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公社书记、区委书记、地委农办主任，还有众多教师、工程师、技术员等文化人。张怀正作为正厅级干部，显然是级别较高的，但人一进了劳改队，便有“脱毛的凤凰不如鸡”的感觉。尽管田干事、蓝组长心中有数，尽力关照，还是受到犯人的冲击。一次出工，突然阴云四合，天将降雨，张怀正忘记戴斗笠，不自觉地说了一句：“呀，天要变了！”晚上，就有人批判他的“变天”思想，立即有人附和：“目前正是国际斗争十分严峻的时期，帝、修、反设置一个包围圈，苏修屯兵北疆，台湾蠢蠢欲动，日本企图东山再起，越南正在抗美，朗诺、斯里玛达在柬埔寨发动政变。在这样的时候，张怀正说天要变了，企图复辟变天，这是什么问题，还不清楚吗？”张怀正目瞪口呆，不知如何辩解。

　　张怀正身体较弱，还是努力劳动，力图进入角色。他用小桶挑粪，仍感到很吃力，经常做些轻活，有时也参加捡牛粪，主要是中午帮助大家做一餐饭。但他从不介入犯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对这类纠纷，采取冷眼旁观和独善其身的态度。

　　我和他有时也谈些社会上的往事：

　　“你和伍陵（川报老总）熟悉吗？”

　　“都是晋绥来的，进川后也有些来往，后来伍陵受到李井泉特别信任，为李政委起草各种文件，似乎有些骄傲，彼此过从就少了。”

　　“你陪李政委打过麻将吗？”

　　“打过，那是活受罪。既不能赢，也不能输得过于明显，要做到尽最大努力而终于力所不及才输的样子。所以，我总是尽力回避这类应酬。”

　　“‘*’开始时，老干部受到冲击，感觉如何？”

　　“开始很受不了，后来也慢慢适应了。造反派通知游斗，便各入戴上帽子，带上锣鼓，出门时还互相招呼，是否打出个什么点子才合拍？”于是，我俩都笑起来。

　　“您觉得江大姐提倡的样板戏如何？”

　　“人们喊惯了康大姐、邓大姐、蔡大姐，似乎没有谁喊江青为江大姐。”

　　“大家都要跳忠字舞吗？”

　　“反正是摇头伸臂，比比划划，轮流抬腿呗，也不过是那现成的套路。”他觉得我进来得早，对“*”的事情比较无知，在介绍情况时，常表现出对“*”的某些做法不以为然的样子。

　　他很看重自己的生日。一天傍晚收工后，吃过晚餐，他又匆匆下了一点面条，在学习之前匆匆吃完，自言自语地说：“总算过了一个生日！”流露出一个和善、慈祥的老头儿的满足神情。

　　石越岭原是某国防工厂的营教导员，级别比张怀正低得多，人较胖，但身体不好，据说患有心脏病，成天愁眉不展，思想包袱很沉重。他每天和大家一起出工，吃力地干活，一言不发，只有张怀正耐心开导他：“既来之，则安之，只有适应环境，才能慢慢改变环境。”石也是北方人，过年习惯于吃饺子，当时买不到白面，他俩只好把买来的挂面重新揉碎，用酒瓶擀成饺子皮，再把大厨房分得的回锅肉切碎，做成饺子馅儿，包一二十个饺子，象征性地过一个北方人的春节。

　　石越岭自信自己无罪，当犯人是冤枉的，而其他犯人都是有罪的，从而对别人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大家对他也觉得不是一路入，不愿搭理他。在寒风凛冽的严冬，他吃力地挖一个个南瓜窝，挖得很深，底部平，符合规格，但挖得很慢，见李文富挖的窝子比较浅，说：“恐怕不合格。”李文富立即反唇相讥：“你是个什么东西，对我说三道四的，你以为还在当教导员吗？老子不理你！”

　　石越岭在蔬菜组的时间不长，他们单位的人来接他出去，显然是案情搞错了。临行时，他发了一次言，说他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在他服刑期间，家属没有受到任何歧视，也感谢这里组织上对他的关怀和教育。这事对劳改队的干部是一个有力的警示，原来他们确信每个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