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有罪的，都必须把刑期服满才出得去，如今看到，有些进来的人是冤枉的，通过*可以落实政策。
张怀正和石越岭在队上一直受到特别关照，没有吃更多的苦头，像浮在劳改队这碗水上的油珠，始终未能融解于水，因而不太了解劳改队中复杂的入际关系。他俩不搭理别人，别人也没有把他俩当作自己人。
69张紫葛和张泽厚
六舍房还有两位特殊人士：瞎子张紫葛和拜子张泽厚。
张泽厚身材瘦小，行走不便，常拄一根拐杖，张紫葛体型高大，说话声若洪钟，但视力过差，往往需要拜子牵着走路。这时，瞎子的手杖便成了牵引工具。他俩相依为命，走得异常缓慢，不时听到拐杖与地面撞击时发出“笃、笃、笃”的声音。
为了照顾有残疾的犯人，瞎子和拜子都被安排在草鞋组，专门搓草绳。草鞋组的作坊在保管室，从监房到草鞋组要爬风干房高高的台阶，并穿越公路；瞎子和拜子每天要往返四次，因此感到相当吃力，早晚的两次集合也步履维艰，成为一道不忍多看的风景。
瞎子张紫葛是西南政法学院的俄语教授，拜子则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又都是l957年的右派，思想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反差均可想而知。然而，两个人的性格和表现却有天壤之别。
张泽厚性格内向，他的铺位紧靠监门，星期日默坐床前，可终日不出一语。或读书，或写作，或闭目沉默，如老僧入定，别人的笑谈或干扰对他毫无影响。解放前，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政府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解放后出狱被视为坚贞不屈的英雄，曾到处作报告，讲述当年狱中的斗争故事。在1957年的风暴中被打成右派，昔日的英雄在一个早晨变成了叛徒。
一次休息时，我坐在他的床沿上，有礼貌地打招呼，说：“张老师，我曾读过您写的《文艺学概论》，感觉受益不浅。”
他惊讶地反问：“你在川师读过书？”
“没有，我是川大l956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的讲师刘思久先生讲课时未印讲稿，只叫我们作笔记，所以我专程到川师托人买到了您这本书。”
“呵！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平静地说。
“张老师仍在写东西吗？”
“说不上，练练笔而已。”他把手边的稿子拿给我看。
题目是《大史诗》，原来他正在写一部像中世纪库尔武夫、尼伯龙根歌或罗兰之歌那样的巨著，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张泽厚字斟句酌，写得很慢，有空就写几行，边写边改，他对创作很虔诚，似乎是关系他生命的一件大事。
张紫葛虽双目失明，却是个热情奔放的人，他的铺位在监房最里面靠窗处，却常与人搭讪、说笑，甚至称兄道弟。他经常穿一套白色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有人偷来水果与他共享，理发员刘槐清曾包好水饺请他品尝，他的人缘极好。
我第一次与他接触是在厕所，他似乎注意我很久了，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他，他连声说：“厉害，厉害，你的名子太厉害了！”我问他：“怎么个厉害法？”他说：“地就是祖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是伟大祖国的壮丽河山，王就是主宰，你要主宰祖国的土地和山河，还不厉害吗，简直是帝王的名字。”
“按你这样分析，我的名字是反动透顶了。”
“老兄不要介意，开开玩笑而已。”
我觉得这人很随和，逐渐与他接近，得知解放前他曾在新疆新闻界工作，便说：我曾在《太平洋》上读到新疆的演变状况，盛世才在那里搞*政治，吴忠信搞怀柔政治，直到张治中才标榜*政治。他说自己恰是张治中手下《新疆日报》社的社长。
一次，他向我借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第二天集合时，我便把小红书递给他。过几天，他委婉地批评我太大意了。他说：“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把书交给我，会引起左干事的注意。监狱里是不许读外文的，而我是双目失明的人，竟能读语录，这不正好反证我的眼睛能够看书吗？”我感到他思想细密，也看出他并非完全失明。他眼睛欠佳，听力却特别好，脑子更好使，经常了解队上各方面的情况和外界情况，并进行分析。总之，张紫葛虽有视力障碍，却有一双慧眼，心如明镜，明察秋毫，身边有这样一位师长和难友，真是福气。
可惜，好景不长，张紫葛因满刑而回到重庆，再见到这位可敬的长者已是上世纪80年代。这时他双目已完全失明，在房间里走路都会碰到茶几，但早已名满天下。回到西南政法学院任教后，培育了满园桃李，离休后相继写出《心香泪酒祭吴宓》、《在宋美龄身边》等几部著作，并和他的学生温小莉女士结婚，他们的女儿刚刚上小学。“明珠之光自不可掩”，是金子总会发光。
张泽厚大概在1975年或更晚才离开13队，终于等到了为右派*，他终于恢复了名誉和人格尊严，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他的《大史诗》一直未能问世。
这两位饱学之士，如果不遭到1957年的厄运，该为我们的文坛提供多少精神财富？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还是时代的不幸？
智者的行迹越走越远，在我的脑海里，却常回响着紫葛先生蹒跚的脚步和泽厚教授拐杖扣击地面的笃笃声响。
70胡风夫妇在芦山
9月，是成都平原稻谷收获的季节，而在一两百公里外的芦山却仍使人感到阴湿寒冷。凛烈的夜风吹拂河谷，奔腾的溪水流过古老的磨房，山乡的节奏格外迂缓、近乎停滞。在北京京郊被关押十年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及其夫人梅志，这时又从成都被秘密转移到这鲜为人知的阴山背后，企图避开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
临行前已近半夜，没有告知他俩去向，深色的布幔已遮住二人的视线。吉普车在茫茫的夜色中疾驶，越过一座座黑黝黝的县城，沿着浪花飞卷的青衣江颠簸。危崖陡峭的飞仙关显得异常森严险峻，从这里转入坎坷狭窄的公路，便进入了芦山县境。到苗溪茶场时，正是黎明前最墨黑的时刻。
这年年初，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就在磨房沟。酱园房一带经平整土地，修建了五幢别墅式的住宅。青堂瓦舍、白墙独院，质朴而略显森严，与关押一般犯人的监舍大不相同。这些住宅的设计师和建造者不知道谁将住在这里。
磨房沟“别墅”的工程尚未完竣，作为要犯的胡风已来到苗溪，便被安排在炸药库暂住。这座当初放炸药的仓库坐西朝东，进门有两间平房，各十余平方米，胡风夫妇暂住一间，看守人员住另一间，当时茶场领导层中只有极少数人知晓此事。
这儿地处灵鹫山下，群峰环抱，浅丘起伏，沿着崎岖的青石板小径，一边通酱园房和场部，一边通花果山，出门便是农业队的弯弯水田，常可看到犯人们在田坎上往来背粪。犁田的吆牛声，糊田坎声和干涩、粗犷的歌声给田野带来生气。偶尔还有上山砍柴的樵夫从这里经过，打着响亮的呼哨，对门万家山的几户农家炊烟缭绕，这些都有别于秦城监狱，使胡风夫妻感到安谧宁静。
他们生活待遇也不同于一般犯人。清晨有人送牛奶，中晚两餐在干部食堂打饭，能吃到肉类。茶场负责人董霞云、姜同海看望过胡风，征求他对生活的意见。有阳光的日子，人们可看到一位身材魁梧、略微秃顶、不修边幅的老人眯着眼，在小路上踱步、沉思，欣赏晴朗的大自然。
胡风这时已六十多岁，长期的监禁使他心情变得压抑而烦躁。这次乡居，却使他回忆起抗战时期为躲日寇轰炸在重庆沙坪坝乡居的情景。那时他主编《七月》，作家盈门，如今是另一种心绪，只能读到《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红旗》杂志，无法潜心写作和研究，他深深感到与世隔绝的寂寞。
这时陪伴胡风的只有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梅志。梅志原名屠纪华，是我国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原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工作，她的童话《小红帽历险记》曾在《人民日报》连载，五十年代初随胡风迁往北京。她自愿和胡风一起赴成都，又辗转来到这个小山沟。她当时连工资都没有，胡风每月有限的生活费由夫妻俩共用。
一天夜里，胡风便溺失禁，下床时摔倒在地，梅志连忙通知看守人员，将胡风抬往苗溪医院，辟了一间单人病房。主持医院工作的副院长王彬立即组织会诊进行急救，并用长途电话通报雅安地区医院内科主治医师林大夫，征求对症施治的意见，接着又派车把林大夫接来苗溪，最后确诊为脑血栓。几天后胡风神志清醒，病情逐渐好转，披着大衣下床，在阳台上慢慢踱步。王彬副院长为他作体检，觉得体质还不错，只是长了不少脂肪瘤。这十几天，梅志很少阖过眼，一直守护在胡风身边，日夜细心观察，充满了贤妻的深情。
磨房沟的住宅修好后，他俩即由炸药库搬到磨房沟的小院。小院坐北朝南，里面有几间小屋，门旁住着看管人员。
过了一段时间，他的一部分藏书由成都运到这里，其中有《马恩文选》、《列宁文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的中文本和译本；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有胡风自己的诗集、评论集。胡风很珍视这些藏书，全部用精致的木箱储存着。他视力还不错，但脑子已受损害，读书时间不多，多数时间默默思索。
山沟并不是世外桃源。他们毕竟不能与世隔离。“*”的狂潮终于从高音喇叭里传到山沟，随即“三家村”被口诛笔伐，周扬也被点名批判，“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炮打司令部”的吼声响彻云霄。看守人员动员胡风揭发周扬，被他断然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