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上面没有这样说，他们也不好这样表态，最好是稳住阵脚，采取冷眼观察的“冷处理”。干部也曾组织犯人座谈讨论，但对他们的发言不置可否，只是笼统地告诫犯人认清大好形势，从粉碎“四人帮”中受到教育，继续认罪服法，加强改造。他们是拥护“两个凡是”的。所有罪犯只有改恶从善，才有光明前途。
干部们在观察犯人的态度，犯人们也在留神干部的态度。
春节，果园组值星员卢泽民约胡开镛、牛立华和我吃饺子，猪肉和韭菜是卢准备的。几个大学生一边包饺子一边闲谈，大家都觉得华国锋缺乏开拓精神，能力平常，不足以力挽狂澜，可能是一个马林科夫式的过渡人物，位置坐不长久，将来还是要*出来收拾局面。外面盛传*在南京、广州或成都某厂出现，一面看大字报，一面向工人说：“要继续批邓”。这当然又是民间口头创作和黑色幽默。局势仍然不很明朗，气候乍暖还寒，政治风云莫测。但时代主流肯定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随着揭批“四人帮”的不断深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揭批帮派骨干分子，苗溪茶场也不例外。那些多年来被打倒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经常搭拉着脑袋的走资派扬眉吐气，成为揭、批、查的主宰，而那些上窜下跳、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号召的勇士们则纷纷落马，成为运动的对象。世事变得快，报复来得怪，这些场领导搞起阶级斗争来得心应手。
终于出现向义文等人被游斗的一幕。那是个星期天，场部大卡车将这几位干事押在车厢内，广播喇叭鸣响着，历数他们追随“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从大坪到金沙，从一个队游到另一个队。那天。我不忍去看，听说向的三个男孩都站在公路边，见父亲反剪双手，在汽车上垂头而立，无精打采，不知发生了什么大祸。我再次感到，从座上客到阶下囚只有一步之隔。
揭批帮派分子是上面的决策，民众能接受，但揭批“四人帮”仍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做法，如大造声势，划定范围，隔离审查，勒令交待，批倒批臭等，可以说是以“左”反左，以毒攻毒。
82小平复出
与铁托访华报载，*中央举行十届三中全会，重新任命*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发表了*和华国锋、叶剑英一起在主席台就坐的照片，邓面色安祥，气度轩昂，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昨晚收工时，报纸刚到，大墙内已喧声阵阵，人们一边洗浴，一边高喊：“邓大人出来了！”“干呼万唤始出来，把人们等得好苦呀！”那热烈的口吻和表情，众口一词的欢呼，代表着人心所向。
小平复出引起我深深的思索。1949年在南京，我曾两次听过他的讲话，对这位矮个子、操四川口音的二野政委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是遵义会议的参与者，抗日战争时期和刘伯承一起创建太行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发动外线出击，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中任前委书记打垮国民党六十多万人马，最后解放大西南。建国后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中却成了第二号走资派政治生涯中的大起大落，足以造就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诚然，他也曾经很左，在反右斗争中紧跟毛主席向知识分子开刀，横扫干军如卷席如今自己已经过严重的挫折、生与死的灾难，当会有深刻反思。从他1975年主持工作时的所作所为，看得出他要拨乱反正，改弦更张；他对新时期的治国方略，必将有全新的构想。
时隔不久，金秋8月，南斯拉夫总统访华，在我的心灵深处又掀起强烈的冲击波。
中南关系在近半个世纪里几起几伏。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友，延安《解放日报》经常发表南斯拉夫游击队和无产阶级旅的捷报；在南斯拉夫的游击区，也流传着这样的歌：“从亚得利亚海到中国／自由的阳光照耀着／我们今天并肩战斗／是为了明天美好的生活。”1947年铁托被斯大林谴责为民族主义者，l949年被欧洲九国情报局除名。新中国诞生时，铁托率先发来贺电予以承认并倡议建交，中国却未发表与接受，以后诬蔑铁托的文字满纸满篇。1955年5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贝尔格莱德，一下飞机就称铁托同志，苏南关系随之正常化，南斯拉夫*、繁荣、昌盛的真面目从此大白于天下。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南认识又生分歧。l957年11月南共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接着公布了《南共纲领》，得到有识之士的赞赏。当时我国报刊经常斥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可是随着中苏分歧的加剧，铁托影响的拓展，毛泽东开始对铁托另眼相看了。毛泽东在40年代曾被怀疑是另一个铁托，70年代毛泽东赞扬“铁托坚强如铁”，可惜，这两位巨人生前从未见过面，大概也从未通过信。在全世界，由二战之帅到战后当总统的也只有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铁托三人。如今，铁托终于从亚得利亚海边飞到北京，受到*领导人华国锋的热烈接待，铁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铁托登上长城，为中国游入拍照，还访问了“硬骨头六连”的士兵，并去刚落成的毛泽东纪念堂，拜谒这位去世不久的领袖并敬献花圈。他是第一位走进这座纪念堂的外国总统，中国掀起了铁托的热旋风。当他回国途经乌鲁木齐时，赛福鼎称他为铁托同志。啊，铁托由同志到叛徒，又回归同志，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朝夕阴晴，我一直等待着这个日子。朱庆丰曾斥责我“企盼太阳从西边出来，这可能吗？”如今太阳真的从西方出来了！
铁托访华仅是中南关系全面好转的前兆，接着两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频繁，国与国的关系正常化，党际关系也在正常化。第二年华国锋对南斯拉夫进行回访，华国锋和铁托并肩站在海鸥号航艇的船舷上谈笑风生，海风吹拂着他们的头发和面颊。这是几起几伏、几经挫折与误解而重归于好的兄弟情谊。我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白色的海鸥在远航》。南斯拉夫影片《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不仅在《人民日报》上被评介，还在苗溪放映，南国的风吹得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暖了。
中南全面恢复关系标志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需要拨乱反正。50年代那种唯某国马首是瞻、一呼百诺的一边倒态度不对了。政治理想一致的国家仍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根据国内的不同特点和情况，各兄弟党不应互相摹仿，亦步亦趋，跟着一个指挥棒转，而应有独立的构想、作法和创造。社会主义不能只限于经济领域的平等公正原则，还应实行更广泛、更深刻的*，南斯拉夫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自治，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创造。铁托的实践还说明，真理有时不在多数方面，而在少数方面，反面意见有时不一定是异端。铁托作为一个小国家的大领袖，他倡议的不结盟运动影响了一百多个国家，成为国际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给人们的启发可谓深远。
铁托访华对我的震撼力是不言自明的。我过去所写关于铁托与南斯拉夫的一切文章都不是毒草，申请到南斯拉夫留学绝非投敌叛国，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审判，是谬误对真理的审判，历史已宣判我无罪。
根据长期处于逆境的体验，我觉得凡事不可过于乐观，底层有底层的思路，上面有上面的观点，公检法的思维定势总是“过去的政策适合过去的情况，今天的政策适合今天的情况，不能以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以此推论：“今天承认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正确的，过去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正确的，当时判你多少年徒刑也没有错。”你又如何辩解？
但机遇不可错失，经反复思索，我还是给邓办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老首长重新工作的祝贺，叙述了自己的冤情和近二十年的悲惨命运。我写道：“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目前。国内仍有一大批自己的同志陷身囹圄，渴望为党和人民效力而没有机会，希望你能关注一下*冤假错案的问题，作一些调查研究，关心一些仍关在阴山背后的战友。”
83何日言归期？
*复出，主管科技、文教方面的工作，整顿被“四人帮，，践踏最严重的重灾区。在底层能感到的两件大事，一是解除禁锢十年的中外影片，在13队重放了《野火春风斗古城》，饰金环和银环两位女主角的是同一个王晓棠，群情振奋，趋之若鹜。为看这部影片，有些人特意买了一包烟。廖丰永很欣赏影片插曲，放映届叫我哼唱一遍，由他记谱。二是恢复高考招生，从此，读大学不再由公社推荐，而是要在考场上一见高低。
于是，苗溪子弟校也紧张起来，干部子弟们在清源公社的知青点匆忙组织补习班，因英语教师紧缺，把在茶科所就业的周继新请去辅导英语。周继新因此放下锄头，拥有自己的一张书桌、一把藤椅，重新回到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令我好生羡慕。我想起在城里运垃圾时，捡到一位初中生的草稿本，作文全是假大空的口号，言不成章，代数作业错误累累，曾和卢泽民谈起被荒废的一代。如今我也快满刑了，即使不能重操记者生涯，作一名教师也许是可能的吧？
通过十年后的第一次高考，机砖厂有两位就业人员的儿子金榜题名，而干部子女无一被录取，此事引起轰动，其实也是意料中事。就业人员子弟自知除了埋头苦读，别无出路，读书格外用功，练就的真本事一鸣惊人；而干部子女成天游手好闲，反正可以接班顶替，何必下死劲求学呢？
社会上春气萌动，大墙内冷冷清清，每天还是强制劳动。令人压抑的哨声，啃玉米馍，吃老梭边，数不尽的公差勤务，粗暴的斥责和呐喊，罚站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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