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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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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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上春气萌动,大墙内冷冷清清,每天还是强制劳动。令人压抑的哨声,啃玉米馍,吃老梭边,数不尽的公差勤务,粗暴的斥责和呐喊,罚站罚跪等事仍不时出现,犯人们过着一如既往的日子。

  一天我到新工棚了解情况,遇到景中队长喝得醉醺醺的,看我不顺眼,问我到此何事,我说:采写稿件。他竟奚落说:“工棚有什么可采访的?不是杀伙食,就是搞勾扯?你这个臭老九,什么事瞒得过我?”我怒火陡起:“臭老九怎么了,只有‘四人帮’才这样侮辱知识分子!”他满脸猪肝色,怒不可遏:“你敢说我是‘四人帮’,你这是攻击诬蔑,我要跟你算总帐。”我一边劳动,一边与他对峙,他暴跳如雷:“你听着,晚上我要给你取重!”

  晚上,黄干事正领导学习,喊人读报,景眼镜如期而至,坐下就喝道:“王地山,你给我站起来,向我深刻检查,我不相信我一个中队长治不了你。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我顶嘴?”我也来了倔脾气,不甘对我人格的侮辱。杂务组的人都劝我认个错算了,我预感到景疯子的劲头,你越认错他越张狂,这个错不能认!他顶多出手打人,那他就违反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就输理了。黄干事也感到这样僵持下去无法收场,便出去把陈干事搬来,陈百愚和景眼镜是同时从平泉调来的,能控制这场面。只见陈干事进来后,坐在景眼镜身边,说道:“王地山你在我队搞宣传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但不应和干部顶嘴,你下去好好思索一下。”接着拉住景眼镜说:“我还有个事要和你商量。”轻轻地把对方拉出会场,一场大祸才告平息。

  12月初,队上发放1977年度的劳改棉衣。黄干事按杂务组的老规矩,明年满刑就业的犯人,今年发给全套棉衣棉裤棉花和被套,因一个人初就业,每月只有二十几元工资,除了交伙食买些补充食品,就所剩无几了,实在无钱购置衣物铺盖,因此,劳改队里不乏就业多年仍身穿破旧不堪的劳改服的“霉和尚”。我深感前途未卜的渺茫。于是修书一封给辽宁辽中四方台乡的外侄女李俊华,询问她清放回老家的可能性。半月后,收到回信,她说:“叔叔,请您死了这条心,东北农村阶级斗争仍很严峻,劳改期满回乡的人仍被当作四类分子。尽管你在老家无民愤,仍要干最苦最累的活,却同工不同酬,谁也不敢为你说话。每到冬季,社员都在家里烤火猫冬,四类分子则统统赶到山上,冒着风雪伐木砍柴,那种苦那份罪,非常人所能忍受,不如留场就业,每月有份工资,那里的人也了解你,可用你一技之长,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叔叔。”我读了两遍,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一天,我到场部取报纸,遇到刚从东北探亲回场的就业人员高保田,便问他家乡的情况是否有些松动,他说:“我拢老家长滩那天。正赶上召开批判四类分子大会,口号声响彻云霄,几乎把我吓破了胆。幸亏乡亲不知道我的身份,听说我在631信箱工作,以为是一家国防工厂,对外保密,所以对我未加防范。老父亲劝我不要到处走动,我住了三天便匆匆赶回,看来这劳改茶场还是红色保险箱呢!”

  回队的路上,看着周围的景物,我不禁想起《太平洋》杂志上的一封小诗:

  淙淙清流湍飞急,

  枝头小鸟不住啼,

  茫茫何处是归路,

  暮色渐黄迷。

  关山万重空相忆,

  忍使骨肉生流离。

  遗恨天涯孤鸿零,

  何日言归期?

  84大地春回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消息,对大墙内蜗居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强刺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一篇《科学的春天》,更具指导性的是*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说他愿作一名后勤部长,为中国科技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说得太好了!从此,中国知识分子有了希望和奔头,也有了前进的方向。l3队搞科技的知识分子舒衍琼、张文焱、牛立华等都喜上眉梢,跃跃欲试。

  一天傍晚,年逾七十的漆工高老头突然晕眩,我和几个小青年轮换着把他抬往医院。安顿好床位后,巧遇在这里养病的陈昭武,他对我说:“祝贺你,这几年你善于处事,目前已从逆境走上了顺境,满刑后要千方百计争取走出大墙,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在劳改队是混不出名堂的。”我感谢他的指点,望他保重身体,他却叹口气说:“你刚到中年,还有年龄优势,只要把握住机遇,还可以有所作为,我已年近花甲,只有苟延残喘,以终余年了!”我紧紧握住了这位智者的手。

  常崇品快满刑了,队部通知他把铺盖搬到山谷庄的出监队,学习三个月,然后听候分配。一个阴冷的上午,我与他在新工棚旁边的山头依依握别,他叮嘱我离开苗溪的第一件大事是赶快成家,时间不待了,他说:“以你的能力和为人,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能搞出名堂的,我放心。”他送我一块油饼,一张照片,我婉拒油饼,珍藏着他在芦山的全身照:一身臃肿的棉衣,一双棉鞋,一张十足憨厚质朴的农民的脸。我一直保存着这张黑白照,它凝聚着同窗难友的情分,遗憾的是我和他从此再没有见过面。

  一天,在二舍房单独劳动的叶茂盛约我说:“我们找个机会到共和水库去玩玩吧,那里水平如镜,鸟语花香,是周围难遇的好风景。你一旦离开苗溪,就难得再回来到此一游了!”我们选择了一个晴天,到风干房借了一个背夹子,一起去割牛草。

  我们从管家窝的小路走上公路,搭乘一台社员的拖拉机,到水电站下车后,我俩继续沿着到大坪山的公路步行。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寂无人影的空旷的山野。山形阴森险峻,公路蜿蜒起伏,右前方的山顶上似有一座小城,听说叫四方城,内有文物古迹。我俩的心情都很轻松,十年前我们同住山谷庄曾为芳邻,当时划屋为牢,牢门深锁。一步不得跨越,如今走出困境,尽情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淡淡的阳光,自由真好。他说:“你知道吗,自从小平决定恢复高考,知青纷纷回城,有了真正有为的广阔天地,我们也该与苦难告别了!”

  我们走到一块较平缓的草地,在阳光下一边挥镰割草,一边唱歌。我选择了苏联的一首名曲《遥远》:“在遥远的地方/在森林的那边/你和从前一样/时刻怀念着我/你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地盼望/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的信息……”我那远方的挚友啊,你可知道我正在这山沟里,比任何时候更憧憬一个自由的美好的世界?

  6月2日,茶场在13队的大坝子召开宣判大会。由芦山县法院公开宣判,几十个犯人被提前释放,其中包括13队的潘成锡、王祖锡、王景文和我。裁定书上写道:“该犯在劳改期中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思想,成绩突出,特裁定予以提前释放,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另一批人被减刑。这大概是近十年来被宽大处理最多的一次。其时,我距满刑只差两个月零六天。我曾读过两次大学,都未毕业,如果劳改场所也是一所特殊的大学,我读了近二十年,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后都读了几次,终于毕业了。

  85最后的等待

  就业后每月工资28元,除去伙食l0.5元,所剩无几。当我第一次领到一个半月的工资,自我感觉像个富翁。我第一次赶场时仍穿着劳改服,到县城唯一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了一套中山装,到新华书店买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英文版各一册和一个笔记本,算是新生活的一点纪念。从名义上说,我总算脱掉了犯人皮,称得上“半截弯刀”了。

  “半截弯刀”仍生活在劳改队内,摘掉帽子仍属二等公民,距离普通公民还有着漫长而遥远的路程,还需要旷日持久的争取和等待。身边的舒工程师就业十几年了,仍未能走出苗溪,有人一直到老死,仍生活在这个圈内。

  当然,如果退一步想,没有打发我到荒凉而寒冷的金沙区就业,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到茶科所,我非科班出身,对茶叶生产一无所知;到苗溪子弟校一是需要人推荐,二是以贱民的身份去教育干部子女,对校长的诘问要起立恭谨作答,处境尴尬。倒不如留在13队熟人熟事熟地方,继续当我的大墙内记者,也该知足了。

  获释后的第五天,就业组的侯老头和高老头走进监房,把我的行李搬到风干房旁边一间小木屋内。

  在这人生转折的又一个十字路口,我给当年报社的好友王潮清、王尔碑等写信。他们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诗作,似还保持着生活的激情,他们都很快复了信。潮清写道:“你长期在底层生活,不同的际遇无疑带给你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精神财富,你很好地利用它,将来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我的试探得到了一定的回应,看得出他们并没有忘记或抛弃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提出回到报社,他们也无法帮助我走出大墙,路还要自己走。

  全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大墙里有头脑的人以巨大激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少年没有听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表述。全党如果认同了这一理念,那么,“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内政到外交势必都要改弦更张,思想解放将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大气候正处于转变的前夜。党的十一大召开,也给了我许多思考。尽管十一大还是由华国锋主持,他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要建设十个鞍钢、十个大庆、十个大港,后来被称为“洋跃进”。目标倒是十分宏大,但面对一个民穷财尽,满目疮夷的中国,哪来那么多银子呢!在*所作的简短闭幕词中,提出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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