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儿子到医院看病。家乡有亲友来作客，她总是倾其所有，殷勤招待，尽一位贤妻良母的责任。
1988年夏，我们乔迁成都，距家乡更远了。她当过门卫，包过冰糕，后来失去社会工作，相夫教子成为生命的全部。处于更年期的她精神忧郁，患了神经官能症，一次服药过量濒临死亡，多亏及时抢救方免于难。我痛心地感到对她关照不够，为未能做一个好丈夫而内疚，而她则全身心地支持我的事业，从未说半个不字。我从落实政策起作出的一切成绩，都和她的心血与劳动分不开，“军功章有她的一半”。
随着我办离休，我们逐渐回到二人世界，贤妻成了老伴。每天晨练在一起，买菜散步在一起，探亲访友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邻居都夸我们是模范夫妻。新世纪以来，我视力减退，读书困难，她又成了我的伴读，每天抽时间为我读新到的报刊，如《读书》、《随笔》、《炎黄春秋》、《作家文摘》，有时还为我通读十余万字的书籍。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增多，她的见识和水平也有所提高，对看过的电视剧也常谈些见解。我偶而忘记日课，她还催我“读书了”，这使我的晚年得到极大的安慰。
她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说：“我一生有许多遗憾，书读少了，没有能继续从医，放弃了心爱的工作，但能和你在一起，使你得到成功，这些遗憾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作为大山的女儿，她仍然常常向往山里的生活，每逢久旱不雨或大雨滂沱，便想起田里的庄稼，有时还回忆起童年上山砍竹子、摘茅梨，或与伙伴们嘻哈打笑地唱山歌，或到溪水里洗浴，也常想起我们新婚时的种种趣事。每当想起在底层的生活，我们便会增添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我们都来自平民，又回归平民。也许，那平凡而平淡的生活恰恰是最真实最有情调的生活——忧喜参半，有滋有味，那是人世间的福分。
89劫后喜重逢
失落多年的亲友们逐渐恢复联系，我姐在80年代初落实政策，女儿、女婿把她从劳教场所接回家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过不惯农家生活，又回到庙里，后因病辞世。可怜这位北师大经济系的高材生，一直没有能将所学为社会作出贡献。她女儿刘丽苹学习成绩优秀，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升学，下放农村后在供销社作售货员，和一位赤脚医生结了婚，后来落实政策回到沈阳任社区委员会主任。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医生，全家生活美满。感谢她在我身处逆境时一直给我莫大的鼓励和帮助，“血浓于水”的亲情使我度过了艰难岁月。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回沈阳看望她的一家。
田大嫂的女儿田原坤50年代在北大毕业后，和同学汪廷杰结婚，一起分配到重庆长安汽车厂工作，如今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们曾到成都看望了我们一家，田大嫂还在我家住了一段日子，她叫李家蕴，和我妻喻家慧相处极好。她说：“我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家字，都是一家人。”她还出示辞世已半个多世纪的田大哥照片，问我：“你认得他是谁？”我脱口而出：“这是田治时大哥呀，几十年前我就熟悉这张照片。”
田家是个大家族，在高花堡应推首富，但二姨父田尊一辈份低，为人谦和质朴，处事低调。他每天清早起床自己扫院子，对同族长辈无论贫富，均彬彬有礼，对贫苦农民肯救济，人缘甚好。田大嫂说，他公公在土改时被誉为开明地主，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治心二哥解放后不久就入了党，曾任保定河北农学院副院长，“*”中被当作走资派批斗自杀身亡。
田春书大姐在宝鸡教书时被划为右派，如今落实政策，儿孙满堂。田春芳二姐在合肥中学任教，我们也恢复了联系。田春*姐和沈镇林姐夫都在沈阳毛纺厂作技术工作，沈是高级工程师，90年代初到成都来看过我，帮助我整理了影集中的照片。
这些身为知识分子的亲戚在“左”的年代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如今日子都好过了。
挚友赵明贤在川大毕业后，发配到青海，先在湟中教中学，后来下放教小学，以后又因攻击*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到公社劳动；改革开放后回到湟中师范任教，在青海教育界名噪一时，后来提前离休回到南京。他比我大三岁，仍是孑然一身，但他处事超然，不慕名利，热爱旅游，每年出门游历一次，每两年回一次成都，都住在我家。他才情依旧，思路敏锐，用电脑打出的信如行云流水，是极精美的文字，如果不是极左的大气候，他的人生之旅何至于此！
四川省作协在1957年揪出7名右派，时称七君子，当初我和其中任何一位都不相识，改革开放后却和其中的石天河、流沙河、白航、白峡、茜子（另外两人是邱漾和储一天）有了交往。石天河给我的信最多，他的书每出一本必送给我一册，可称神交。我和《青衣江》编辑姚枫赴成都请白航和流沙河来雅安讲学，当时沙河的妻子不要他来，他送我们出门后，送给我一部《流沙河诗选》，并低声说：“我一定会来的。”茜子直率地批评我诗作中的缺点，手法陈旧，感情直露。白峡是川报编辑梁学芳的丈夫，我回到成都后的l5年中常来常往，他的真诚、厚道和直率使我受益终生。
那些和我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的难友们如今的命运如何呢？
1958年曾与我在省看守所同居一室的长者张正宣仍健在。我离开动力厂到苗溪后，他被调往锄坝河，在那里就业，1979年落实政策回川报，恢复了党籍，安排在文艺部，发表过回忆在上海参加鲁迅葬礼的散文，后来又编《新闻界》。他多次给我来信，鼓励我勤奋创作，并指出写作要有重点，不宜全面开花，我听从了他的教诲，以散文为主攻方向，果然有些收获。我和他儿子也是狱友，不幸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出狱后竟惨遭车祸，过早离开了人世。2003年春节，这位长者曾光临寒舍，谈了大半天。他还关心地问及看守所中1138（王云德）的近况，说，“人才难得呀！”
改革开放后，能联系上的还有广汉的罗永成，他分配在县文化馆，办了一个油印期刊《金雁》，给我寄来几期，要我给他写稿，刊物编得不错。我的男孩出生后，为他寄了照片。一次，他和该馆馆长一起到雅安出差，曾光临寒舍。《青衣江》也发表过他的诗作，在全省少年儿童文学工作会议上还见过一次面。
动力厂的难友们则是慢慢联系上的。
我牢记着罗次氓的单位是宜宾县粮食局，l979年我的右派问题改正后给他去信，他也获改正并重新工作。他给我寄来和妻子一起到南京游历的照片，精神面貌很好，知我已在芦山安家落户，鼓励我当好山乡园丁。把智慧献给孩子们。还告知我周忠涛已回到宜宾，在某厂干技术工作，结了婚。于是，我和周也有几次通信，互寄了新照。我总觉得周的神情有些忧郁，似还没有走出历史的阴影。
1992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有人敲门，来客头发灰白，身体发福，热情灼人，见面就问：“我是谁？你还认得出来吗？”我立即惊呼：“刘福祥，你是动力厂的刘福祥！”他笑着说：“我看到《成都晚报》上发表你的文章，亲自到报社打听，终于见到了你，我好高兴啊！”
近20年不曾谋面了，他还是那么热情，爽朗，说话的节奏很快，还有些夸张。他详细叙述了“*”开始后的情况，在试制新型柴油机中他成了技术骨干，与技术室主任郭剑一起，参加过全国性的专业研究会；后来制作大型毛泽东像章，他又成了技术尖子，制出的像章抛光极好，轰动一时。后来，由于“一号通令”，动力厂大批就业人员和犯人去了石棉新康石棉矿，少数人去了荞窝农场。他在石棉矿也大显身手，参加了南桠河大桥的建设工程。*后任该矿技术科长，被*部门安排为县政协委员，退休后来成都在四川社科院的《四川年鉴》任编审。
从此，刘福祥君常到我家造访。他的父亲刘子如先生是爱国*人士，为了恢复其父的名誉，刘福祥四处奔走，终于得到领导部门的认同，在江北县建成纪念刘子如先生的雕塑。
我家迁入新居不久，又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长者叩门，自称是庞杰，南下老干部，60年代曾在动力厂劳教，在三车间成品库工作，在那时认识了我。庞君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后编入华北野战军，南下时做后勤工作，与韩念龙一起进入成都。后调到阿坝自治州任科长，因对赫鲁晓夫有微词打成“反苏”，补划为“右派”。
他是自己拉着行装到动力厂报到的，没有公安人员押解，动力厂的干部对他也比较关照，未让他参加体力劳动。以后调往石棉，和众人一起分享了长久的饥饿，专政的严酷，拥挤的住所，饱尝铁窗风味。落实政策后在成都落户，娶了一位小他二十岁的贤慧的妻子。在整个劳教队伍中他算幸运者，劳教使他得到了从底层审视一切的眼光，谈起动力厂的人和事，他和我的观点大体相近。但他不想动笔，因为一*实就可能给党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还是烂在自己肚子里吧！
1999年初春，又一位自报家门的难友来访。他看上去精力充沛，步履坚实，是当年“动力”的小字辈，文娱组吹笛子的张茂志。他带来重庆《二二三联谊会侧记》一文，联谊会一语双关，它的确是2月23日举行的，又有当年铁窗每日粮食定量的内涵，“早上二两，中午二两，晚上三两”，使人回忆起那段十分可怖的日子，《侧记》写道：
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人们沉浸在春节欢乐的海洋中，重庆野狼公司二楼上，公司女董事长李丽蓉主持的二二三联谊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场中人头攒动。欢歌笑语如热浪翻滚。原来是与会学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