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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挖掘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自知并未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每天却要做出低头忏悔的样子，会说话的人蜕化为不说话的动物，受伤的心极为难受。这时只有甲班的赵明贤同学仍与我交往。他比我大三岁，方脸浓眉，心地善良，我们是l949年南京新闻训练班的老同学，西南服务团的老战友，1956年又一同考入川大中文系，更成为相知和契友。我被打成右派后，他大概认为是一时的误会，或认为右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为此而中断友谊未免“不仗义”，不愿落井下石。周末我们常在校外散步、谈心、看电影，还到北郊昭觉寺度过大半日，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反右”这两个字。有一次我还是伤感地说：“大祸临头，此生恐怕都抬不起头来，只有踽踽独行、枉过一世了。”他仍如往常一样安慰我，“事情可能不至于如此，来日方长，还是化悲痛为力量吧！”
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逮捕法办；第二类送劳动教养；第三类送川大在外地办的农场劳动，以观后效；第四类是开除党籍、团籍，交群众监督，继续学习。我属第四类，算处理得轻的，殊不知这种处境是最难堪的，从此成为二等公民和专政对象。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用一把锋利的刀在案板上横切顺切。
一次传达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新估计，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有两种力量和无产阶级抗衡，一是资产阶级，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如今附在那里呢？看来，知识分子已不再是革命动力，而被当作革命的对象。我隐约地感到，l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不只是右派分子的劫难，而且是整个知识分子的劫难和国家的劫难。
3敢问路在何方？
1958年春，开学后很少正式上课，突击活动不断。班上规定。每天起床后，右派分子立即在本寝室打扫卫生。随后文把几位右派单独编为一个劳动小组，划出体育教研室背后的一片空地，每天在那里挖土、除草、播种、施肥……同学们开会或写大字报时，不准参加，成了名副其实的另类。
我深深感到大环境的严酷，对右派的*不断加码。有人建议为每个右派学生制一个白袖套，上书“右派分子”四字，以便识别和监督；停发右派分子的调干助学金，认定对右派越残忍，越证明自己革命或进步。我见过土改后被管制的地主分子，见过“三反”中涉嫌的贪污分子，也见过“肃反”中被怀疑的人，你无论怎样诚惶诚恐，规矩老实，人们总看你不顺眼，见人矮三分。l951年我发表过一篇通讯《这就是人民*专政》，写群众治安小组如何管制一个流氓。流氓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群众扬眉吐气。生活真是嘲弄人，曾几何时，我便由国家主人沦为革命对象了！诚然，我也可以选择受辱和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当一辈子贱民，但那不符合我的性格，我怎能自甘堕落，苟且偷生呢？不，绝不！我一定要作一次勇敢的抗争，无论成功或失败。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在军阀混战的旧中国。一个人从内地逃到另一个省或沿海大城市，这个人就无影无踪了。在老家首饰店打工的胡也频一身清白，却被老板怀疑偷了金镯子金项链，一气之下他真的取走一些金首饰逃到上海，走上了作家之路。如今的中国如铁板一块，严格的户口和档案制度，到处是治保委员会，找不到一点点缝隙，逃向哪里？原四川省主席、今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王缵绪不久前企图去香港，尚未过境即被捕回。香港还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我不能去那里；苏联、朝鲜、越南和我国是友好邻邦，到那里会被引渡回国。唯一可供选择的地方是亚得利亚海岸那个比较开明和宽松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我选择南斯拉夫，一是为了避风，摆脱当前的困难处境；二是为了学习塞尔维亚一克罗地语，研究他们的文学艺术。为此，我与南斯拉夫驻华使馆通信，写了一些歌颂铁托和中南友谊的诗篇，在11月29日南斯拉夫国庆时寄给了使馆，后结集为《从扬子江到多瑙河》，并申请赴南留学。
我预感到这是九死一生、孤注一掷的冒险，失败的可能性无数倍于成功的可能性。我不宜把自己的右派身份告知使馆，更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一个人，我计划在1958年暑假中悄悄去北京。为此，我做了些准备：一是变卖自己的皮箱、衣物和书籍，筹足由成都到北京的路费，并把不能兑换为现金的公债寄给在沈阳的姐姐；二是练习英语口语，据说在南斯拉夫英语较通行；三是整理自己的诗集和文稿。这三项都要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表面上还要做出诚惶诚恐、服从管教的样子，这真是痛苦的抉择。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一切都打破常规，反右派斗争演变为全体师生员工的大跃进，校方号召开展教育改革，在全体教师中拔白旗、树红旗，中文系、历史系还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以学生为主力，向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宣战。于是，批判、丑化教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川大的每个角落，许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劫难逃，成为“白旗”。一位英语教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句子Rightisright（对的就是对的）被曲解为“右派是真理”（在英语中，right有真理和右两种解释）。批判他公然站在右派立场，反动透顶。竟连川大引以骄傲的数学教授柯召、生物学教授方文培也被说成是“不学无术”的白专典型……
既然老师不行，学生们便试图取而代之。中文系二年级同学要自编《中国文学史》；我班同学要研究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刚发表的一篇美学论文，奋战一周，直译稿都拿不出来，还谈什么研究？与深入教改同时，一场“交真心，拔白旗”的群众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教学楼的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对党要说十分话，为国全抛一片心”。要求每个同学深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阴暗面，以增强原罪感。既然不是出生于工人或贫下中农的家庭，生下来就有罪。每天晚自习时间，人人情绪低沉，内心压抑，灯光也显得阴暗。于是，有人检查自己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自幼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养成了不劳而获的思想；有的检查亲属被*，因而对党不满，有仇视新社会的情绪；有的曾参加三青团，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考大学是为了成名成家，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我身为右派，忝居末座，无资格参与检查，也如坐针毡，感到凡属知识分子，无论年轻年老，均在劫难逃。由家庭出身带来的原罪，无论怎样冲洗、浸泡、冰冻、焚烧，也弄不干净，即使未划为右派，也读不成书。大学本来是青春的圣殿，是增进知识、培育友谊与爱情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一个乱哄哄的军营，只能蹉跎岁月，这就更增强了我离校出走的决心。
一个初春的傍晚，从银川回成都的女孩何顿川约我在火车站见面，我向班长请了假，赶到荷花池旅馆。她比我小8岁，是1953年我在江津采访时相识的，这时她似乎瘦了些，年纪轻轻却有些忧郁，说自己对银川干燥的气候不太适应。我们吃了点面食，便在苍茫的暮色中踱步，我隐隐约约地叙述了自己所处的逆境，对前程的困惑，她也未深问，仿佛一切都在意想之中。她说：“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逆境对自己对友情都是一种考验，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信任你，忠实于友谊，我希望你也能这样。”但我无法坦诚地说出离校出国的打算，她对此无法理解，一定不赞成，设法说服和阻拦我，这对我会十分危险。我只能吞吞吐吐地告诉她，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不要感到意外，她连连点头。我不敢直视她那双明眸，她却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很烫很烫，温热着我身上的寒气。
在焦灼的等待中，总算盼到了暑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学校却突然宣布取消暑假，全校学生要去金堂修建成钢公路，决定8月2日起程。我不能再等待一年，只有孤注一掷，趁机逃亡。
4铁路不通改水路
1958年8月1日下午5时许，我一个人挎着书包，悄悄走出川大后门，沿着熟悉的小巷走向九眼桥，恰好有一辆公交车停在那里。车上并不拥挤，也无一个熟人，确信无人跟踪，便搭车直抵火车站，开始了我的逃亡之旅。
7月31日夜间大雨滂沱，8月1日上午仍下着零星小雨，傍晚日出西天，晚霞灿烂，我精确计算着时间，在列车出发前5分钟赶到车站。取出行囊，正要登车，出现意外：宝成路因暴雨塌方，特快停开！我一阵晕眩．怎么办？转回学校吗？不！好马不吃回头草，那意味着准备近一年的行动付之东流。我当机立断，改北上为东下。一小时后正好有辆重庆的特快，可由重庆去武汉，再从武汉抵北京，不走陆路走水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不宜在车站久留，恐生意外，便到附近田间小路上徘徊，直到夜幕降临，列车即将开动，我才匆匆走上最后一节车厢。
我感觉周身疲惫，头脑清醒，这是我以生命为赌注的一次冒险，意识到旅程艰辛，前景险恶：校方发现我出走，便会与公安部门联系，来不及跟踪，就会在路上堵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通讯手段还很落后，在车站人头攒动的洪流中，要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逃亡者绝非易事。我几乎一夜未睡稳，在朦胧中听到石桥、资阳、内江、隆昌、江津等站名。我对成渝线很熟，当记者时曾多次沿线采访，但从未像今夜那样烦躁惊恐，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