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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的一次校友聚会上，谈到此时的情景，同学们的警觉性较差，到开早餐时，才发现我不在，有人说我通夜未归。这时大队人马即将起程，这使中文系班级负责人大为震惊，忙向系总支汇报，又匆匆报告保卫科，立即派人搜寻两座教学楼一切可能藏匿的角落，又询问我在川报的好友和可能的去处，并向省公安厅报案，一时猜测纷纷，莫知所措。
5旅途阴影笼罩
第一次到重庆，无暇游览市区，欣赏山城景色。搭车到两路口，只买到一张到宜昌的短程客轮等外票，然后才进早餐，到解放碑、文化宫消磨时间，全然没有当记者时的从容和雅兴，逃亡者的不安紧紧地揪住了我。我本是国家的主人，为了解放西南，l949年参加解放军走过千山万水，冒着生命危险征粮剿匪，开辟新区，为建设新中国流过汗水，如今却不得不弃国而去，这是怎样难言的苦楚？当年的志士仁人告别乡土远渡重洋时，大概也是这样的心绪吧？普希金的一首小诗蓦然浮现脑际：“从未离过国门／却向往异邦／对自己的祖国则只有诅咒……”太阳偏西时，我才缓缓从朝天门码头横渡江北，当夜在甲板上露宿。
翌日清晨，朝雾弥漫江面，轮船迟迟未开，我怀疑省公安厅是否与重庆码头联系在船上拘捕逃亡者，脑际不断闪过影片《羊城暗哨》中结尾的镜头，特工在开船前的一刹那被捉，一时心惊肉跳起来，见每位旅客的脸上都呈现不安，互相猜疑，不知出了什么事。我甚至想在此跳水，但转念一想这只是一种最坏的可能，判断未必无误，而且在江岸跳水也未必能溺死。正在思绪极度紧张时，船头响起了起锚的汽笛声，客轮徐徐启动了，原来是一场虚惊。
一位来自湖北省红安县的中年采购员，拟到万县一带了解市场情况，主动与我攀谈起来。红安原名黄安，涌现过上百名将军，从贺（龙）老总创建洪湖根据地，说到刘（伯承）邓（小平）解放大西南。我说在解放西南的战役中自己曾是普通一兵，彼此更加默契，越谈越热乎。在他看来，我是个热情机智、和霭亲切的年轻人，萍水相逢，相见恨晚，何曾想到我会是一名逃亡者？船抵万县，握手话别，留下地址，嘱我有机会到红安，一定到他家作客。下船游览万家灯火的市区，还到影院看了一场巴基斯坦新片《叛逆》，暗想，我也正是被追捕的叛逆者呢！
8月4日船过三峡，险峻陡峭的山峰，汹涌澎湃的江水，令人感到大自然的森严。在悬崖绝壁上，正在开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幅标语，每个字有好几丈高。后又很自然地想起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伫立船头，心事重重，谁知哪年哪月能重游三峡？下午4时抵宜昌，天空落着蒙蒙细雨，第一件事是购买到武汉的船票，又是旅客拥挤，票已售完。忽然急中生智，计从心出：1956年离开川报时我没有退回记者证，当时只想留个纪念，如今却派上了用场。在售票窗口，我出示记者证，说有任务在身，要赶赴北京采访，顺利买到一张统舱船票，当夜在锅炉旁迷糊到天亮。8月6日天气放晴，江面开阔，一轮红曰冉冉升起，我触景生情，轻轻哼起了苏联影片《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插曲：
东方升起金色的太阳，
年轻的水手出发去远航，
要问我们去向哪里？
到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目光柔和，心绪平静，两位回河南探亲的干部与我年龄相近，很快找到共同的语言，谈起长江两岸的风景和大跃进的形势。船员看我们举止斯文，谈锋犀利，特邀我们作为旅客代表参加座谈会。与会者踊跃发言，齐声赞扬他们的跃进精神和服务态度，在交通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打破常规，为超载的旅客提供食宿和方便，实在值得学习，船员深为满意。
8月7日凌晨抵武汉，我立即到江汉关东站购买直达北京的特快车票。
离开车还有半天时间，我感觉车站是个不安全的场所，寄放了包裹，便搭车到江口中山公园游览。时值大暑，火城酷热，每个机关大门口都悬挂着“欢迎中央卫生检查团光临”的大幅标语，公园里树木扶疏，游人极少。1949年10月部队南下时，曾集体来此玩了一天，景象依旧，记得有一位侏儒（矮人），印象特别深，如今侏儒还在，只是面容苍老了些，他当然记不得我了。
下午，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般朝华北平原驶去，广阔的视野，亲切的乡音，使我这个离开北方多年的游子心情激动。坐在对面的是一位戴眼镜的某军事院校学员，面目黧黑，见多识广，与我天南海北地神聊。火车驶近黄河大桥时，车速减缓，他告诉我，我们通过的大概是临时架设的便桥，前些天黄河涨水，数万名工人抢险；周恩来总理冒着大雨讲话，鼓舞士气，话题转到国际形势。总理指出：随着我国批修加剧。中南关系再度恶化，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已启程回国，我国驻南大使伍修权仍留在那里静观事态发展。我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笼罩起一个不祥的阴影。
6从大使馆到拘留所
8月8日清晨，我到了北京。昨天，首都举行支持*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夜里落了一场小雨，街头到处是被雨水打湿或飘落到地面的标语。路上行人不多，我坐三轮车经过北大红楼，如今已是《红旗》杂志社。在小店早餐，理发，洗澡，待心情逐渐平静下来，这才乘车到东园恩寺南斯拉夫大使馆新闻处。门口未挂牌，有中国哨兵守卫，问我找谁，我说，找使馆秘书达克维奇。一位南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把达克维奇的信交给他，上面说他们对我到贝尔格莱德留学深造的愿望表示理解和欢迎，并将尽可能予以协助。他仔细读信，沉思了一会儿，才缓缓回答：“达克维奇和波波维奇大使都已回国了，鉴于目前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您的打算和请求，我们无力相助。”
“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吗？”我追问了一句。
“对不起，真的很抱歉，目前，护照、交通等问题都难以解决，这是实情。”
这时从院里出来一位中国雇员，也许是译员，想了解我的身份和谈话内容。那位中年南籍工作人员匆匆结束交谈：“就这样吧，再见！”
我刚走出大门，就有一位便衣人员拍我的肩膀：“请你跟我走一趟。”不容我拒绝，把我领到派出所，看了我的记者证，询问了情况，又把我转送到东城区公安分局。
这个过程前后不足一个小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准备经年的逃亡之旅毁于一旦，如做了一场噩梦。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努力都做了，事实是在那个年代里，想越境以改变现状者虽非个别，而成功者却绝无仅有。据我所知，只有钢琴家傅聪侥幸从波兰逃到伦敦，后来有马思聪坐快艇逃到香港，十分惊险。更令世人唏嘘的是陈独秀次女陈子美的出逃奇遇。她在“*”中被打成牛鬼蛇神，万般无奈之下，与两个儿子一起泅海渡香港，夜幕下的南海风悲浪吼，鱼龙出没，即使江洋大盗，铁人杀手也不敢贸然下海，而老妇弱子仅凭一只锈迹斑斑的空油桶，与回头是岸的苦海展开孤注一掷的搏斗。子美母子的壮举，真是怵目惊心的生命大逃亡，其难度系数比起马思聪不知超过多少倍，所幸上天保佑，竟获成功。我辈逃亡的归宿，则是炼狱的进口。后来在劳改队中结识不少“投敌叛国犯”，都是逃亡的失败者。有人仅是给公安局写信申请出国留学或与某国使馆联系，或凭“收听敌台”进而给香港某先生通信，或因与人神聊幻想出国避风被告发，便被判处长期徒刑。梦幻中的天国与现实生活中的地狱，仅有一墙之隔。
到公安分局，我被押解到类似礼堂的大房间，门口有持枪民警把守，里面簇拥着百余名形形色色的被收审者。年龄较小的似一群小偷，他们正低声串供；有些似行乞者或工人，心事重重，低头不语。到了这个份儿，想再逃走显然是不可能的。经一个个传讯，深夜才把我关入拘留所。一周的旅途劳顿与惊恐似乎得到解脱，我竟呼呼大睡。
拘留所里每间房约十几平米，却关了七八个人，在木板床上挤成一团。组长四十多岁，对这里的情况很熟，估计是从对面看守所调来领导这些在押者的。他不断地启发人们交待问题，说小偷小摸不算啥，男女通奸也是小菜一碟，盗窃公物问题比较严重，如系初犯，交待得好也可释放。在他的启发下，发言者相当踊跃，特别是扒手一类，一会儿想起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偷到一个钱包，一会儿交待在前门车站作案，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坦白曾与自己的亲妹妹发生性行为……
稍顷，大家在空坝里集合，听分局一位副局长讲话。他面容消瘦，戴着眼镜，举止斯文，他说：“大跃进以来，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京郊和外省农村都在办大社，一个乡办一个大社，到公共食堂吃饭，还有工资，共产主义离我们不远了。千百年来，中国人都是以米面为主食，以肉、蛋、蔬菜为副食，今后将以肉、奶、蛋、蔬菜为主食，以粮食为副食了，桌上摆着七碟八碗，敞开肚子随便吃，城乡居民的生活有极大提高，人人也都要树立集体主义的好思想，你们那点违法违纪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呢？下去好好交待，轻装参加共产主义建设。”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时人民公社尚未定名，他姑且称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