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对不会要求东方早报、香港商报、新浪网以及这两天才报道的媒体向顾雏军做任何形式的道歉。第二，我绝对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我的演讲稿件，请顾雏军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第三，我绝对不接受这份律师函所表达的顾雏军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尊严的口气。
我对我个人利用顾雏军所发布的数据所作成的理论和结论将负上完全的责任，这一点顾雏军请放心。而且挂我名字的观点已经详细披露在香港东方日报和太阳报“郎评”专栏（由8月10日到17日的连载）以及国内各媒体，欢迎顾雏军学习、批评以及指正。我在最后将很严正地告诉顾雏军两点意见。
1．我基本上还算是有话语权的学者，我的学术研究尚且要受到顾氏的威胁与打压，我不敢想象顾氏所参股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民对其有意见应该如何表达了？中小股民肯定没办法像我一样召开记者会控诉顾雏军的威胁打压吧！我无奈之下只有建议顾氏所参股上市公司中守法的中小股民“噤若寒蝉”，免得遭到顾氏“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威胁。
2。我以及学术界绝对不会接受“企业家”透过任何方式以威胁的口吻践踏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为本的学术尊严，这一点是我今生奋斗的目标，而且我将绝对的坚持我的原则。
呼唤理性民意（1）
在网络社会中，传播的渠道、方式已经和传统媒体产生了很大的差异，网络的舆论传播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几年前的孙志刚惨死于收容所案件，在民众的掀天抗议浪潮中，中国政府终于废除了已经实施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刘涌黑社会案，在省人民法院判决死缓后，民愤载道，在巨大的压力下，最高人民法院破天荒地对这起刑事案件举行公审，推翻了省法院的判决；2003年10月的黑龙江宝马肇事案，“宝马车”与“农用车”的悬殊对比更升腾起网络的沸点……这些，无一不让人思考：中国社会这台机器到底在哪个链条上出毛病了？
民意，以一种声势宏大的草根力量，无形中纠正着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种种失衡。无论是孙志刚收容所案件、刘涌黑社会案还是宝马车肇事案，都是社会新闻，强权与弱势双方对比一目了然，邪恶与正义双方对比同样也一目了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蒸腾起的网络民意虽然可能会对法制社会的法治产生负面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凸显出社会进步的意义。但在“郎顾之争”这样的公案中，由于涉及的是上市公司的繁复运作，除了专业人士，很少有股民能够看得懂那么多数据，舆论之所以完全倒向郎咸平，其实是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健全、暗箱操作太多的不良现象的一种超强反弹。
因此，在这方面，网络沸腾的舆论声中，我们可以想象到，绝大多数发言者都是怀着非常朴素的正义感来发表言论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民意以朴素的一己之好恶，随着新闻的热炒、事件的升温，渐渐也蒸腾至沸点，往往会灼伤社会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所以，要提倡的是理性民意，而要撇除趋众性的“非理性民意”。
当“郎顾之争”进行到纵深的时候，网络舆论不可谓不盛，但这种一边倒的情境却并不见得会对事情本身有所助益，反而可能由于任意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妨碍了社会评价的公正。
顾雏军向郎咸平提出了诉讼后，郎顾公案成了网络论坛最热的焦点之一。网络舆论呈一边倒的势头，频频有报刊评论搬出据“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来作引证。
笔者当时正在某地调研，在一线市场的摸爬滚打中，公司只要有任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竞争对手都会拿来无限的放大，危言耸听，以达到打垮科龙、抢占市场的目的。就如郎顾之争这样的事，经常听到经销商或竞争对手的业务员说你们科龙的老板怎样怎样，科龙也怎样怎样。这种不了解事实真相、却爱大嚼舌头根子的风气，令人非常反感。转念一想，网上的舆论不也一样吗？网络舆论只不过是把现实中的言谈搬到网上而已！在不明真相之前，谁都可以上网发个帖子议论一下，至于责任却不必担当。当时，出于对科龙的热爱，也出于对非理性“民意”的担忧，笔者选择了该地覆盖面最广的某都市报，连续发表短评，评析对郎顾公案中非理性“民意”的担忧。
第一篇《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发表在8月26日：
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
学者郎咸平的质疑，一时间引发舆论哗然，被涉及的名企成了众矢之的，一些评论者以“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来佐证民心向背。
可惜，这样的“民意”并不能说明什么，相反，它恰恰证明了我国政府大力推行“以法治国”的道路上，无时无刻潜在着的一股汹涌暗流，这种暗流就是非理性“民意”。“民意”加了引号，意思有二：一是这种“民意”的盲目冲动性，完全有悖于“法治”的理性；二是这种“民意”极可能是某有舆论话语权的机构，引满腔热情的群众入毂以达到某种目的的产物。
就这一事件而言，被郎点名的这些企业由于关系重大，还不曾全面作出反应。只有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作出了强烈反应——起诉的决定。格林柯尔被总结的“安营扎寨、乘虚而入……”七宗罪，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严谨、充满实证理性的经济学家的口吻，倒给人一种格林柯尔是盗贼的印象，引起官司也在意料之中。郎的言辞也处处激发观众的共鸣，比如称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在威胁他，虽然这仅仅是个人臆想。在这种情形下，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被人们广泛认同的正义的符号，引领舆论走势。
在“民意”这一方，郎完全占了上风。然而，在法治的另一方，事件还只是个开始，毕竟，遭受起诉的郎教授要证实自己的言行确凿，没有言过其实。既然事件未完结，一切有待于司法取证以得出公正判决，就提供给我们两种可能。在这样的前提下，“民意”真的不能说明什么！
紧接着，针对报纸上出现的商榷文章，笔者又写了一篇《“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发表在8月31日的该报上，以为回应：
呼唤理性民意（2）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
贵报8月29日时评版刊登的某先生《法治社会需要民意》一文，对笔者刊登于8月25日时评版的文章《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进行了“驳斥”。笔者觉得有必要再阐述一二。
某先生笼统地将笔者意思臆断为“法治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盲目的”。只是笼统的推断，曲解原意，这种非此即彼的推敲法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与笔者原文也并不在一个层面上。笔者并无意把“少数专业人士”与“多数人的意见”割裂开来，否定法治社会中民意的重要性。将民意一词加上引号是特指那些非建设性、非理性的宣泄，以与理性民意相区分。笔者针对的是非理性“民意”。
说到此，先来感受一下何为真正的民意。去年的孙志刚事件后，许志永等3位法学博士以公民的身份，就《收容遣送办法》的违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建议书，从而使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古先生所言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也是理性民意的很好体现，通常，陪审团由所在社区的12个普通公民组成，由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定，以达到让公民有秩序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的目的。但是，以此典型例子来笼统说明民意的重要作用，也正是没看到还有披着民意外衣的非理性“民意”！
这种“民意”往往以头脑中的经验值为阐发点，以盲目的冲动、热情示人，对事情的结果不大关心，注重过程的情感宣泄。好比两个人打架，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也有人拉架。同样是关注，民意就像其中的“拉架”，由于建设性、理性，于事态有益；非理性“民意”则好比“看热闹的”，于事态无补，只会留下些喧腾的气息。就前面所举孙志刚案来说，有别于许志永等三博士的，是大堆人耽留于对受害者同情、对收容站人员痛斥的层面，宣泄一下然后随着岁月流逝而烟消云散，只有以三博士为代表的理性民意，对最终废除不合理的法规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再如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也在于把隐身于网络、街巷的具有破坏力的激情民愤重塑为审慎的公民理性。所谓非理性“民意”，正是有悖于法治的理性，无形中成为潜在的一种汹涌暗流，因而需要区分，不宜倡导。
探讨了民意与“民意”的区分后，平心静气的再来看郎顾公案中新浪网的调查何以被归入非理性“民意”中。自学者郎咸平抨击民企始，到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诉诸公堂，网站的大量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几乎清一色郎的正面报道，然后在文后设置简单的“您如何看待郎咸平有关格林柯尔的文章？”调查，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是事先为大众设置好了议程，以引网友入毂，此为其一；其二，正如南方都市报《经济学家哪去了》一文所言“对于大众来说，自是不能对格林柯尔的操作进行权威评点，因为我们不懂。”郎所获的近90％的压倒性支持率有多少“不懂”的人的成分呢？结果不言自明。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经济学家已陆续对此公案做出了回应，如8月28日的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为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糟糕舆论环境而痛心，他对“民意”的另一番阐述是“多数人的情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所言极是，毕竟许多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郎顾公案需要的是对国资民企的出路做出建设性、理性的探讨，而非喋喋不休的意气宣泄，唯有如此，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