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疑虑风头正盛的关口，平心而论，这时，研讨会这一方式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如果一心一意地做好自己的厂庆，将这样的费用用于给科龙全体职工开展娱乐活动，显然更具有实际意义。但问题在于，顾雏军对自己在科龙这几年的苦心经营所得的成果太过于自信了，他要倒出来给世人看，在“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当被问到对郎顾之争的感受时，他说：“我真的是想不到啊，”并形容当时的心情“恍如隔世一般”①。
说起2001年初入主科龙电器时，科龙的困难可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因为在新股东进入前，照例要对科龙电器作审计，当时聘请的是世界顶级咨询公司——安德森顾问公司对科龙电器进行审计，但其在审计报告中，对科龙电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愿发表意见。顾雏军说这话时已经很激动了，“这是我看到的世界审计行中给公司评价中的最坏意见了。结果出来后的第二天，科龙电器在香港一些银行一亿多美元的授信额度立即被取消。”②
那么，顾雏军给科龙带来的是什么呢？他以切切实实的销售额和增长率来形容，“对科龙来说，明年会更美好。今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产品价格下滑的幅度最大的一年，而科龙度过了盈亏平衡点，科龙今年应该有100亿元左右的销售额，明年可能还会有15％的增长。”①
顾雏军在科龙员工心中是怎样的呢？他很自信地说，“现在我已经不再需要每天在科龙那个16楼待着了。这个情况在2002年是不一样的，那时我离开科龙三天，就会谣言四起。而从今年6月份以后，我在科龙待的时间可能不到1/3了。所有的东西都规范化了，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终于有一个可以放手的公司了。”②
10月20日，在“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上，顾雏军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郎咸平的“七板斧”进行了回应。这也是顾雏军在“郎顾之争”浮出水面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把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使科龙这个个案充满寓意。
报告为什么起名为《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报告认为，把科龙的产权改革历程放到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大视野中，这样才能够领略到它的意义。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是艰辛的，是经过了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才找到了今天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容否定的。
在这份调研报告中，明确谈到了极受公众关注的资产流失问题。报告认为，“在产权改革中，公有资产的流失应该千方百计地避免，蓄意鲸吞公有资产应该受到严惩。但在实际工作中，对资产是否流失的判断标准仍然是比较含混的，而且有时还带有情绪的因素或者与各方利益纠葛连在一起。在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下，资产的书面价值与真实市场价值可能相差非常大，因为资产价值常常是以过去的投入成本而不是以未来的经营收益来衡量的，企业会计制度也不能对资产价值作出及时调整。况且，产权改革还涉及资产评估审计、改革成本的计算和支付、产权交易，等等，这些复杂的环节并不容易控制和把握，任何环节都有可能出现真正的资产流失和被误判为资产流失。产权改革也会使有关人员有关机构的身份、相互关系、实际利益发生巨大变化，如铁饭碗铁交椅打破了，上面有真正的老板了，长期的灰色利益不存在了，收入差距财富差距骤然出现了，这些可能都会引发资产流失的争议和控诉。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如果政府没有坚强的决心和敢冒风险的勇气，是难以推进产权改革的。”
对郎咸平指责的“七板斧”，报告在论述了新游戏规则与旧政企关系的强烈碰撞，主要体现出的四个方面后，反驳道：“当然，不能否认科龙发生在2000年、2001年的危机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战略失误、核心管理层的更迭，等等。但从历史的轨迹来看，体制层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不解决体制层面的问题，不通过进一步的产权改革理顺政企关系，同样的危机还会爆发。”
“捧哏”科龙研讨会（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陈小洪所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助理巡视员贾小梁、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向东、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黄速建、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等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改革路径研
讨会。”
不动则已，一动惊人。以科龙的名义，顾雏军兴师动众的请这么多专家来“捧哏”，本来壮大声势是对的，墙倾众人扶嘛！可是，在两个经济学家阵营捉对厮杀的关口，在网络舆论呈一边倒的情势下，这分明就像当时有的人所说的，该报告很可能会弄巧成拙，白纸黑字，更容易找到新的话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件：比如前些年轰动一时的“水变油”、“基因皇后”……是谁在当时大肆宣传这一伪科学？比如闹哄哄的“基因皇后”事件，当时是谁在为之大力宣扬？所谓史鉴，当年白纸黑字的一篇篇署名文章就是这个“鉴”。
对于顾雏军而言，作为一家著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被卷入一次次舆论漩涡，是不幸的，而其秉性中的“把企业做好了，外人的疑虑就会消失”的想法显然也嫌天真。这个道理，就像在科龙内部营销系统中，营销人员把业绩做上去了，就会得到升迁吗？不是的，还涉及领导对其的成见、绩效因素，等等。曾经考核过科龙营销系统遍布全国的众多的营销人员，却不能从中参悟到这一点，这也是顾雏军的悲哀。或许，在他的脑海中，本身就不屑于与下属做对等的对比。眼高于顶、桀骜不驯的性格，使顾雏军在应对“郎顾之争”危机时，不屑于甚至是不懂得如何做好危机公关，不懂得建立严密而又规范的危机公关运行体系，而是凭一己之愿，梦想借一次研讨会、借一纸律师函就将事件摆平！
资本市场没有一劳永逸的好事，媒介公关同样如此，一次研讨会是不能给顾雏军的评价一锤定音的！“郎顾之争”只是一个导火索，当国家监管层面出场时，潘多拉的盒子才慢慢地打开！顾雏军也就离倒下不远了！
宋秦案之“罗生门”（1）
科龙20周年厂庆刚刚过去两个半月，顾雏军就再次陷入了麻烦中。不过，这次当事方是格林柯尔，而不是科龙。2005年1月14日，新鸿基经纪人宋秦向香港高级法院提起对格林柯尔及顾雏军的诉讼。1月17日下午，格林柯尔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及副主席胡晓辉出席。
“流年不利，被贼偷还要遭贼咬”，在这一事件中，顾雏军的这句不平之语被广为转载，人尽皆知。
但在这一似乎很容易看出对错的案件中，媒体的态度还是很不友好，许多媒体都是以《格林柯尔顾雏军遭追讨1053万》为标题报道这件事的顾雏军又陷入一片不利的舆论声中！
在新闻发布会上，他的不平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单看宋秦的起诉状，也能看出一个最简单明白的事实，宋秦是贼，他偷了格林柯尔的钱，格林柯尔是受害者。但是这两天，香港媒体报道这件事的手法，对我本人及格林柯尔伤害很大，我很纳闷，在一个盗贼和受害人之间，难道盗贼可以逍遥而受害人还要受到进一步的伤害？”①
但他还是尽力防止此次风波波及科龙。有心细的记者发现了这一点，在1月17日的见面会上，当主持人说“我代表格林柯尔，代表科龙感谢大家来与会”时，顾雏军马上纠正：“你就是代表格林柯尔，代表我就行了，不是代表科龙，否则就麻烦了，又会成为别人的把柄。”
在类似这样的细节之外，此案最大的亮点是：原来该案的主角除了宋秦、顾雏军之外，还牵涉到另外一方，也就是顾雏军的老冤家——郎咸平。宋秦既曾是新鸿基证券经纪人，也曾是郎咸平在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的学生。
事情就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在日本经典影片《罗生门》中，大导演黑泽明运用音乐、树林的寂静、阳光、树影等简单的叙事的基本环境，以及简单的人物结构，叙述出了一个极富张力的复杂故事。《罗生门》中，差役、樵夫、强盗、灵媒以及真砂……，不同的人物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出发，都有抬高自己形象的迫切愿望，说着不一样的证词：美女真砂表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妻子；武士把自己描绘成富有荣誉感和符合身份的行为举止的楷模；强盗也为自己的行为渲染浪漫、英勇的色彩。
在宋秦案这一现代版罗生门中，同样，我们也会从中发现这一特征。每一名当事者都迫切地表现着自己所处地位、阶层的必备道德。
1．罗生门宋秦版
先看看案件的肇始者宋秦的说法，事情的脉络应该是这样的②：
2000年7月，通过朋友范嘉彦（译音）介绍，宋秦结识了刚刚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
2001年底，顾雏军和格林柯尔面临内地媒体一片质疑，格林柯尔的股价因传闻大跌。顾雏军情急之下找到宋秦帮他澄清不利传闻，并口头承诺如果事成，将付给他最少1000万、最多2000万港币的酬劳。
宋秦想到了自己的老师郎咸平。郎咸平作为内地财经杂志《新财富》的学术顾问，自杂志创刊以来，便在杂志上开设固定专栏“咸平财评”。宋秦向郎提供了格林柯尔的财务资料，顾雏军、郎咸平以及宋秦三人曾多次一起讨论格林柯尔的案例，不久，郎咸平在《新财富》撰写了一篇有关顾雏军和格林柯尔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