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是既成事实；二、中国形成与美国并雄的强大金融市场，可以有足够的金融资产收益养活国民，然后把制造能力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在至少10～20年内都是奢望。
非要达成贸易平衡不可的话，那只剩下一个办法———将人民币大幅升值，自废了“世界工厂”的“武功”，将“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慷慨地转赠他国。即使那样，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不会减少，除非美国人不再消费，或者自己重拾制造。
事实上，试图通过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不仅不能实质性地减少贸易顺差，更可能会刺激更多的热钱伪装成贸易顺差或外商直接投资“偷渡”中国，从这层意义上说，用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只能是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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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药方”将把“世界工厂”置于绝地（1）
人民币必须更快升值！因为这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解决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对症之药。2006年12月15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这是他的主要逻辑，也是人民币大幅升值论者的另一个有力的“武器”。
更加细致的推论是这样的：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会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增速将减慢，其对应发行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增速会降低，进而市场上的流动性就会按货币乘数的减少（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这个乘数在8倍左右）；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了，就会对现在的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釜底抽薪，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的发展。
对于这个论证过程，笔者认为，央行减少基础货币发行之后的逻辑部分是对的。但遗憾的是，它的基本前提错了———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会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原因在真相之二、之三中已经指出，中国的持续大额贸易顺差是因为当下世界经济新结构所决定的，在这种基本结构不发生质变的情况下，除非中国自动放弃“世界工厂”的发展机遇，中国的贸易顺差在未来10～20年内将长期保持高位。
最重要的前提错了，诊断及其药方必然是错的，尽管坚持人民币应更快升值的人士中有些主观上可能并无恶念，但这个药方客观上会将“世界工厂”置于绝境。
既然“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中国无论如何不容放弃，在外汇储备仍将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又必须解决基础货币投放不断增大、流动性过剩压力不断攀升的问题，这就需要用新思维、新办法来解决它。
目前可选择的方法有三个：一、央行发行票据将市场流通的钞票收回，但需要央行承担票据成本；二、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但其副作用是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而降低它们的盈利能力，这将对三大行上市后的中国银行业长期不利；三、通过加息来抑制流动性过剩，但加息和人民币升值一样，会吸引更多的热钱伪装成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潜入境内，造成更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流动性愈加失控，犹如火上浇油。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打到流动性过剩之“蛇”的“七寸”上呢？在笔者看来，这个“七寸”就是，基础货币发行导致流通货币乘数放大，这个6～8倍的乘数放大，就是流动性过剩的“魔法”之源。
最近，一种创新的“降魔之法”已被提出，并逐渐为金融决策层所认可：国家可以成立一个经营外汇储备的专门公司，通过发行特种国债，向市场上收集人民币，再到中央银行那里去买外汇。这个办法不会违背现有的相关法律。
这一创新妙法堪称一举多得：一、有利于将央行的外汇流动性管理和外汇投资功能分开，使央行的职能更加纯粹；二、成立了国家外汇经营公司，使得中国对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有了更直接高效的操作办法，并有可能获得更佳的投资回报；三、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向市场发行人民币的债券，可以收回流动性过剩。
这堪称解决流动性过剩的生花妙笔。因为，发行人民币债券正好可以收回因兑换顺差投放基础货币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比如，原来，央行收到1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就必须发行人民币780亿元（按美元兑人民币1∶换算）基础货币；现在有了这个方法，财政部就可以同时通过银行发行780亿元的债券，然后再去央行购买100亿的美元。这样，从起点到终点，再从终点到起点，外汇储备增加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将被隔绝，对国内的股市、楼市等投资过热都将釜底抽薪，差转嫁，中国经济内部的过热压力也将得到根本性破解。
当然，和其他货币工具一样，这样的操作方法也有一个成本问题，即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风险。现在美元一年期利率为，人民币一年期利率为，两者相差3％，假定人民币兑美元每年升值3％，则每年的成本为；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越大，则成本越高。当然，美元外汇储备的经营收益也是可以冲销该成本的，甚至有所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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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药方”将把“世界工厂”置于绝地（2）
此外，它还可以与发行票据、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措施相互配合，形成复合的工具箱，从而使央行的货币工具更有针对性。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实施这一办法，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造成的危害将更大———在没有完善的汇率对冲工具的情况下，它将会直接导致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成本急剧加大，甚至严重亏损。
谁在试图炸毁中国价格的“三峡大坝”（1）
在关于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中，除了理论上需要明辨是非外，更需要深入辨别各方人士的价值立场。
诚然，不能指望辩论者都真实地披露自己代言的国家和利益集团，一则，确有人真诚地信仰某种学说，而并不认为自己为某个国家或利益集团代言；二来，也肯定有那些明知自己是某种利益的代言者，但为了替本方博取最大化利益，进而为自己赢得更丰厚的佣金，而故意打着为中国、为社会公众的旗号，以图混淆视听，浑水摸鱼。
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乱局，试图辨别每个参与者的真实立场似乎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客观的利害分析法，去评估不同的汇率政策对不同国别、不同利益集团的利弊得失，进而得出对中国的影响，并以之作为决策的参考。
笔者前文曾述，由于传统地缘的鸿沟、政治壁垒和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方与西方世界形成了两个落差极大的价格体系。西方高价格体系犹如三峡大坝的上游之水，中国的低价格体系犹如大坝下游之水，而随着世界制造能力向中国的转移，中国与世界两个价格体系开始接轨。
目前，围绕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论战，实质上是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在激烈争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舆论控制权，以图影响决策层和社会公众的判断，进而间接地争取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导权，即当下中国与美国的两个价格体系如何进一步接轨。此刻，中国正面临两条主要道路的选择。而不同的接轨方式也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
第一种方法是将水坝一次性炸开，让上下的水位在巨浪滔天后对齐。但高悬半空的上游之水狂泻而下，必然对下游中国造成灭顶之灾。这种方法就是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的完全自由化。但这个比喻有点不到位，那就是，热钱与上游之水不同点在于，它以人民币极快升值冲击了中国经济后，还会倒卷而去，最终形成先冲击后倒卷的双重灾难。
第二种方法也是中国目前采取的方法，在上下游水坝中间建立一个船闸———参照一篮子货币的小区间浮动汇率制度，允许船只运货自由通过（贸易项自由），但控制上游的水（国际资本项目）有节制地下流，这样通过10～20年的时间，渐进扩大船闸容量，此消彼长之下，波澜不惊地完成中国与美国的价格体系对接。
这两种模式中，前者意味着美元的快速贬值，人民币的急速升值，美国的通货膨胀将失控，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美国人将突然失去来自于中国消费福利，中国工人将出现大范围的失业，中国制造岗位势必流到价格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当全球经济金融遭遇由此而来的巨大危机之后，由于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弹性程度更好，美国将从这场经济灾难中较快恢复。但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将失去竞争力，较为脆弱的金融体系很可能崩溃，国家从而会失去对本国金融系统的控制权，深陷拉美化陷阱。受益者则是一些冲浪高手———对冲基金等热钱———因为风浪越大他们越能赚取暴利。
后一种模式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是良性循环的办法。中国可以有时间持续提升“世界工厂”的竞争力，可以有时间持续改善金融系统的健康，并通过社会保障改革的完善来提升国内消费能力，逐渐降低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这种渐进性非常重要，这就像一个严重饥饿的人，突然面对一堆大米，最好是先喝稀粥，后吃稠粥，再吃干饭，一顿一顿地吃，才能增强健康，否则，一开始就暴食干饭甚至是生米，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样，人民币的小幅渐进升值，使得美国在欧元的竞争压力下，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失控，有助于给美国创造条件，逐渐节制过度消费，以提升储蓄率，减少财政赤字。
换一个角度，从资本属性看，我们可以把资本分为三类：一、工商业资本，通过制造和销售实物商品而获取利润；二、传统金融服务资本，通过给工商业实业提供金融服务，通过服务佣金获取利润，比如银行贷款业务和IPO投行业务；三、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热钱衍生资本，通过资本市场的跌宕起伏赚取差额利润者，他们自身并不直接创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