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飞短流长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源于东西方MBA教育的不同。 在西方，如果没有实际企业管理经验与经商潜质，是难有资格接受正规高校MBA教育的——美国大学MBA就学之前基本要求有4年以上的职业经历，而我国MBA入学资格是通过联考（单科考试）评判考生的理论学习成绩来决定的。 我国MBA教育套用的是研究生的教育体制与培养模式。这本身就与MBA的市场要求背道而驰——MBA市场要求培养职业经理人而不是研究人员。 西方的MBA是一种职业训练，而我国的MBA是一种学历教育。 西方的MBA毕业时要求做一个项目报告，而我国的MBA毕业时却要求写一篇论文。所以，西方的MBA在模拟着一个又一个实战案例，而我国的MBA在记录着一个又一个西方的经济故事，背诵着一条又一条经济学定律。 更为我们所忽视的是，西方的MBA案例教育注重的是团队如何沟通、协作攻关，而我国的MBA往往还局限于单兵作战、个人奋斗。已有专业人士尖锐地指出，西方的MBA教育是斗兽场或者竞技场，我国的MBA教育更像是一个美容院。
神秘的同学会
当MBA、EMBA在中国极度升温时，以有关培训机构学员为主体构成的学友俱乐部也应运而生。虽然其影响力还没有以势力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社会公众共同参与下的人际网络建设热潮中，赶紧拿到一个俱乐部的会员证，已成为未来精英追逐的梦想。 中国金融投资家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同学会，因为俱乐部的所有会员，都由北大经济学院中国金融投资家研修班的学员组成。这些学员的身份是投资公司老板、证券商、银行家，以及政府金融部门的要员，人员总数才200多名，相对应的企业、单位在200家左右，但控制着1200亿元人民币的资本。1200亿元是怎样一个概念呢？现在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是10万亿元，换句话说，每一个中国人手头的100元钱中，就有1元是被这群人控制的。 目前开展MBA、EMBA等项目培训的机构，绝大多数都成立了以学员为主体的俱乐部，比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同学会、清华大学职业经理同学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学友俱乐部、上海交通大学MBA同学会等，均产生了巨大的群聚效益。学友俱乐部的利益网络已初见端倪，但要达到像美国那样“政出哈佛”、“法出耶鲁”的状态似乎为时尚早。专家提醒，“俱乐部”日积月累的资源就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这将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新的经济力量，在中国商界产生举足轻重的意义。 毋庸置疑，寻找可能的商机以及合作伙伴，成为了加入MBA部落的动机之一。在这里，“圈子”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读MBA有三大作用，一是获得MBA文凭，这是获取高薪的敲门砖；二是完善知识结构；三是建成一个价值较高的关系网络。”北京大学MBA联合会发起人、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王璞说。 欧美同学会MBA协会副会长王耀辉也开诚布公地表示，如果不是通过学习MBA获得的关系网络，他的生活不可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某些人际关系的建立，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关系通常是以财富和社会地位为纽带维系的。在偌大的人际网络中，学友及校友这种关系显得特别而有趣。尤其比如你沾有北大、清华等名校的血统，一毕业就自然而然地加入到了名校俱乐部的功利网络中，有着分配与被分配的权利与义务。求职、跳槽、晋级，这个网络都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源。工作和平日交往中也有着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随着职业生涯的变迁，社会生活一步一步推进，这个网络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MBA、EMBA更甚，因为这个部落的成员原本就拥有丰厚的社会财富资源，在他们之间再建立一种学友关系，无异于如虎添翼。 。 想看书来
个案：归国MBA史冬梅（1）
史冬梅的职务 史冬梅在壳牌中国公司担任内部审计经理职务。内部审计对国内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和理念，常常被误会为财务管理。事实上，它是一种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制度。在许多跨国公司，这是一类很重要的职务，但在中国，可能只有壳牌公司设立了内部审计。壳牌的管理有一个标准的内部风险管理制度。一个油站爆炸，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所以壳牌对风险管理投资很大——养一个内审部成本其实很高。 内部审计在公司的位置很特殊，因为它属于公司中非常高的管理层，所以好多时候在经历、经验等方面要求很高。一般在国际公司都是外国人做这个职位，史冬梅是第一个本地化的。她的前任是老外，接任她的也是老外。 史冬梅对自己的职业很满意。她每年都要跟老板讨论自己的职业目标，要想达到目标自己欠缺哪些能力，应该怎么弥补差距……她的个人计划是在一个大公司做高级财务管理工作。 史冬梅的经历 史冬梅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政府部门当翻译。 史冬梅原来的单位是北京科委，毕业的时候刚21岁，正赶上进外企热，好多同学都去了外航什么的，为了去外企，当秘书都可以。史冬梅的父母比较正统，所以选择了科委。 史冬梅去科委的时候碰上科委青黄不接，没有太多的年轻血液进政府，没有很好的科技翻译。她刚好补了这个缺。当时史冬梅所在的部门就只有她一个人会外语，所有的项目都是她来做翻译，那几年跑了很多国家。做的是不同的项目，做多了就发现，虽然项目不同，但在管理理念上都是一样的，像做石油和医药，看起来不一样，但是它们的生产环节都需要很多的质量控制和很好的监督机制，需要不断更新。 这段工作经历对史冬梅非常有用！首先，她熟悉了各个领域。她跟以色列做过农业项目，跟肯尼亚做过医药，另外还做过新型建筑材料、风险投资等等。当时的太平洋风险投资是北京第一个风险投资公司，是跟IDG合作的，翻译和谈判都是史冬梅。另一方面，她接触了很多人。对于年轻人来讲，见识是最重要的。她见的人都是很高层的，他们的很多理念对史冬梅冲击很大。 后来史冬梅代表壳牌跟中方谈比较大的项目，与同事一比，发现自己比他们要强得多。因为他们一直在外国公司做，没有自己那么多的经验，没有那么大的接触面，不知道谈大规模的项目应该是什么样的步骤，主要的难点会在什么地方。而史冬梅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就已经学到如何跟领导打交道。 中国员工很怕跟高层作阐述，但是史冬梅曾经做过高层领导的翻译，所以不那么胆怯。 史冬梅的能力 史冬梅认为，最重要的工作能力是在面对一个新项目时，如何找到它的难点和解决方法。在跟非洲国家合作时，面对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管理不确定因素。一个项目从技术合作、技术访问到后来的技术销售，可能需要2…3年时间，跨越的时间很长。但非洲很特殊，最不稳定的是政治因素，也许在这2…3年里，一个国家己经换了好几个领导人，合作伙伴也换了两三个；也许你的上一个合作伙伴是这个族的人，很快又变成了另一个族的人，而这个族可能是上一个族的死对头——非洲族与族之间的矛盾是很激烈的。这时候需要管理的就是，不管合作对象怎么变，都要把这些人永远团结到项目的周围。 再举一个例子，和芬兰进行齿科项目的合作。芬兰人对专业是很注重的，他们务实、讲利益。这时，主要精力要放在项目本身的效益而不是人上。你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让对方相信这个项目是双方互惠的。从对方那儿拿东西，要怎么拿才能付出最少或者最合理是一个关键。 再比如跟德国人合作，可以学到最严谨的谈判方法。跟德国谈涂料合作的时候，一谈谈到凌晨三四点。史冬梅跟对方负责人一直改、改、改，哪怕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意向。现在再有这样严谨的谈判，她一点都不会害怕。德国人很严谨，他们对时间的管理是非常厉害的，他说在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完成，绝不会拖延。史冬梅跟德国人学会了管理时间。 选择MBA 既然在政府部门做得不错，收获也很多，为什么要去念MBA呢？ 史冬梅认为，工作中学来的这些东西当时未必能在理论上认识得到，很多领域的东西都不清楚。政府没有提供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都是自己摸索。从最初谈判到申请资金，再管理一些资金，像东南亚的一些项目资金都是她来管的。这使她动脑筋：应该怎样管理这些资金？这全是一个自觉自学的过程。后来觉得自己的知识有欠缺，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在科技部门工作了5年后，她决定去读MBA。 史冬梅是1997年念的MBA，那时已经28岁。选择英国的克兰菲尔德也有岁数的原因，因为这个学校提供一年制的MBA，其他学校一般是两年制。史冬梅1998年就回来了。 自我评点 我分析能力很好，对数字很敏感，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我想我做高层管理或者战略会非常好，在这方面，我有条件。MBA是最好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如果我要做新闻业，肯定不会去读MBA。中国人有个误区，什么东西热就追什么，其实还是要看自己的方向，将来想做什么。
个案：归国MBA史冬梅（2）
不要盲目选择MBA，如果将来不是想到大公司里做很高层管理工作的话，MBA不会使你增加价值。我大学的同学有做新闻的，我跟他说，你去伦敦读一个政治经济学院都要比读MBA强，将来你的职业是要向新闻发展，而不是做公司的高级管理。 选择去哪个国家读MBA也很重要。美国的MBA和英国的MBA完全不同——在企业文化层面。假如你想毕业后到美式外企工作就到美国念，不要找英国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