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重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唯一原因”，偶然因素才是关键。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都发现保持人口增长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粮食、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心脏地带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人口，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使用，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避开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而且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主要蕴藏在距离人口中心区较远的地方，尤其是西北部，而非纺织工业集中地和长江下游流域。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充足，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大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 300万英亩）。总之，据估计1830年，为满足英国的进口需要，新世界国家种植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 500万~3 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看起来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点。”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3）
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国使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不是偶然的。殖民地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它们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大规模的军事开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在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的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中，皇家海军的胜利，付出的代价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厂——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大规模投资项目。殖民地贸易还为公司组织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支持，以荷兰为例，它创设联合股份公司，便是为了这一目的。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
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叶，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内部，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富硕，本应该是在中国的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被其臣服之地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
这引发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就是欧洲和中国，以及两国①的精英分子，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使得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利用起来，就完全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长达1 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疆域政策，都表现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清政府在远途运输大宗物品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能力胜任。但是，中国优先考虑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盐巴、铜矿，因为这些物资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始终是政府最为关注的层面。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政府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对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关注较少。政府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把奢靡的行为看成有损于儒家倡导的和谐价值观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政府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而是说它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相反，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对新兴产业更为支持。同样地，清政府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竞争已经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扩大，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步步入欧洲统治阶层；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商人没有根基，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以英国为例，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行政阶层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4）
因此，1800年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化，而且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是，殖民地化为18世纪末叶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却纯属偶然。因此，关键点仍然在于1800年的中国（还有日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与西欧非常相似的经济地位，也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区别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资源受限较小、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中国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结局难以预料：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还是农业社会，而到1950年，农业经济水平甚至有所下滑。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 286亿美元——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仅微升至2 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 399亿美元。
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600年前后，而不是1800年前后，那么中国当前经济活力的先兆并没有消逝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而是恰恰相反，它始终存在于近代的社会进程中。这使得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变革的成就更有据可查。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各个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种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以后，它们再次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为此，我们得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当代观点。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实际上它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和美洲共享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其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重新变得日益多极化。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国家手中，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而且，殖民地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会。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对于18世纪末叶来说，如果西欧拥有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地位，那么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随后发生的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对短期的因素有关，并非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渐变所预先注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思索欧洲数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经济腾飞前夕所具备的整体特征，即人们通常假定的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它们也许是可行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经济腾飞真的只是一个幻想吗？日本、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没有取得类似的经济突破，但是它们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完全不同于欧洲。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获胜、欧洲失败，那么它们后来发展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孕育的机制和价值观，肯定与欧洲的大不一样。的确，正如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欧洲范本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5）
从前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腾飞的过程和条件，主要适用于西欧，实际上，实现经济腾飞的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正如历史学家彼得·珀杜（Peter Perdue）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