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不过，实际上这时丁玲的母亲已经失去工作，很少收入，无法再接济他们了。所以丁玲本人的回忆可能是真实的。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5）
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借款1000圆来创办《红黑》月刊和红黑出版社，终以失败而告终。《红黑》月刊于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出版了第７期以后停刊。胡也频于秋季离开上海，到济南市的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因在学校中宣传革命被通缉，１９３０年夏天（据丁玲回忆是５月）胡也频、丁玲夫妇经青岛乘船逃亡上海。 丁玲回忆说：“红黑出版社存在的半年多里，出版过六期月刊，七本书。……出版社关门后，剩下的事便是还债。沈从文给了三百来圆，也频把在山东教书的工资拿了出来，还缺三百五十圆，最后由我向母亲要了来，才把本利一并还清。”不久，丁玲、胡也频参加左联，认识了鲁迅。 大学生的文艺刊物 1933年初，在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诞生了一个小型文学旬刊《牧野》。说它小，一是它的开本小，是小32开，每期16页，一大张白报纸正好印一份。二是它的印数少，每期印500份。三是定价低，每份二分钱。四是它的编辑和撰稿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个刊物可以算是他们进行文学笔耕的一小片处女地，共出12期。后来，他们成了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那时候办这样一个刊物，不需要登记注册，也不需要申请批准。三个青年——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史学系学生邓广铭和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王余侗，经过一番磋商，每人拿出3圆钱，一共凑足9块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70元），一期的成本就够了。撰稿人除三位发起人外，还有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卞之琳、哲学系学生何其芳、史学系学生杨效曾等。当时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广田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他们找到南池子飞龙桥的一家印刷厂承印，因为这个厂的印刷质量好，铅字只用一次就销毁重铸，所以字迹很清楚。当时北新书局、未名社的书都是在那里排印的。 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牧野》的一伙年轻人就处于这种文学氛围的熏陶下。他们读鲁迅，也读周作人；读郭沫若，也读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作。 戴望舒和施蛰存曾在上海出过一本小型的刊物叫《璎珞》。李广田、邓广铭、王余侗过去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是《璎珞》的热心读者和推销者，他们组织的书报介绍社就代销这本刊物。《牧野》的开本大小，页数多少直到封面设计，都是照《璎珞》的样子办的。 1936年，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三人将发表在《牧野》上的诗作合编为《汉园集》出版。卞之琳1910年生于江苏海门，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他的老师是温源宁、徐志摩和叶公超等。他20岁时开始发表译作。1933年春假，他的译稿《恶之花零拾》卖给了《新月》杂志，得到了几块银圆的稿费，买了火车票，便赴山东青岛大学访孙大雨、沈从文等。沈从文在抽屉里还放着几张当票的情况下，拿出30圆，让卞之琳自印一本诗集。于是，热心的朋友们都来帮忙张罗。回北平后，《清华周刊》总编辑马玉铭介绍印刷所，罗大冈陪他跑纸店选纸。最后用一种花钱不多的“极有韧性的薄渗墨纸”印出300本，由新月书店代售。这就是卞之琳大学毕业前夕，1933年5月出版的他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据卞之琳《我的印诗小记》一文） 诗集出版的当月，朱自清就著文称赞这是“一本颇俏的小书”。一个不见经传的青年人，还没有跨出学校门，就成了“少小知名翰墨场”的新秀，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 1933年夏，卞之琳从北京大学毕业，遂开始了一种为谋求生存与追求诗艺而奋斗的新生活。他单身一人，没有家，也没有固定住址，以北平和上海为基地，有时也去外地“转悠”。他成了真正的自由职业者，全身心地投入自由写作与翻译，间或为了谋生也做其他工作。 1934年初他应约在杨振声、沈从文编辑（后萧乾为执行编辑）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译作（也有少量诗作），陆续零星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秋后，由在北京大学教过英国戏剧课的余上沅介绍，开始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特约”译书。这个委员会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作基金的。所谓“特约”，实际上译者自己选题，由委员会批准。稿酬分为千字10圆、7圆、5圆三级。 卞之琳回忆说：“梁实秋用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不计字数，是一千圆一个剧本，大学刚毕业的毛小子只能拿最低级的译费，五圆一千字，但在当时上海文坛应是最高级稿酬了。”对于卞之琳这样的“年轻人”一直照顾到抗战爆发。 20世纪２０年代上海底层贫民生活状况 20世纪２０年代在上海使用银圆和国币（国家指定的几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十几年间，银圆币值基本上是坚挺的，日用品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出现后来４０年代法币和金圆券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情况。 要深入研究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必须以当时市民日常生活的实际资料作为参照系。 根据１９２８年上海２３０户底层家庭状况的调查统计资料，当年一个五口人的贫苦劳动者之家平均年收入约国币４００圆。这五口人（夫妇两人加三个子女，或一对老人、儿子和媳妇加一个孙儿）组成一个“典型家庭”，是当时上海百万底层贫民的标准情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6）
五口人的日用消费，包括大人和小孩，在统计学上折合起来相当于４个大人，称为“等成人”（与４个成年人相等的意思）。这样的典型贫民家庭一般都有两个人做工，每年总收入约国币４００圆。 日常生活开支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1。 基本食物。每年花费在食品上的开支平均为２１８。５圆（每个等成人每月伙食费仅４圆６角），约占收入的５５％，即一半略多。 2。 基本衣着。花费在衣物上的开支为３６。７圆，约占收入的９％，其中购买成衣４。３圆、鞋帽９。３圆。 3。 居住条件。每年房租平均为２８圆，占收入的７％，居住一间半房子（或说一大间、一小间）。 4。 燃料、水电。每年花费２４圆左右，占收入的６％，大多家庭使用木柴和煤球烧炉子做饭，也有用煤油炉的。少数家庭（大约十分之一）有电灯，其余十分之九用煤油灯。 5。 杂项。其他属于文教、嗜好、卫生等支出，为９２。８圆，占收入的２３。２％，如子女教育费、交通费、烟酒费、娱乐费、医药费，等等。下层工人家庭文盲很多，只有少数能读报看书。 这样的五口（四个等成人）之家平均消费量，每年大米１２４８斤，面粉３１０斤；豆油７５斤，猪肉５１斤或牛肉７２斤，青菜８５０斤；鲜鱼５８斤；衣物用布１７６尺，可做１０套单衣裤加１０双布鞋，也就是平均每年每人两套单衣裤加两双布鞋。 根据《上海市统计·上海零售物价表（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上述生活水平，可折合为： 吃饭：每个等成人每月粮食３２斤半（大米和面粉），每斤６至７分钱；１—１。５斤猪肉或牛肉，每斤２角至３角钱；１斤半鲜鱼，每斤１角６分钱；１８斤蔬菜，每斤２至３分钱；１。６斤豆油，每斤２角钱。 穿衣：每个等成人每年衣物用布４４尺，每尺布１角５分钱。全家衣物总值１１６圆，其中衣服价值７３圆，每家仅有棉袄两件、棉裤两条，棉袍子两件，夹袄两件；人均两条短衫、两条单裤、一件棉衣。仅仅少数人家备有蚊帐和枕头。 这样的生活是相当贫苦的。 按照日用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当时国币１圆＝今人民币３０—３５元。 根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于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１９２８—19２９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５０圆，最低为８圆，一般为１５。８圆；女工月工资最高为２４圆，最低为７圆，一般为１２。５圆；此外还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上海工人家庭一般为４—５口人，通常有两人同时做工，一般每月工资收入为２８至３２圆左右，年工资约为３３６—３８４圆；加上奖金和津贴，还能多几十圆，一家总收入达到每年４００圆左右。 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工商局１９３１年统计，当时中国城市下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均生活费为２７。２圆。也就是说，这样的家庭仅能维持收支平衡，少有积蓄，经济生活相当紧张，甚至很艰难。 职工收入稍高的，如上海申新纺织公司，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工资分为７等１２级。１９２７年厂长、总工程师月薪为４００圆，而第七等副班工人月工资为２０—３０圆。 又据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间上海社会调查所、南京市社会局、金陵大学对上海、南京、北京、安徽等地各类家庭消费情况的调查资料，南京和上海的工人、店员家庭平均每年消费３９０—４７５圆，每月３３—４０圆。北平的车夫、手工业者每年消费２００多圆；而以安徽的农户消费水平最低，每年仅１８５圆，每月１５圆。上述统计数字稍有差别，但是出入不大，仍可做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20世纪２０年代上海市的一般生活水平 根据《中国劳动问题》的资料（光华书局１９２７年版），上海一个典型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４个“等成人”的消费）的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圆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６６银圆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100以上至200银圆左右为中等生活；每月３０银圆为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