杼ㄐ帷保橹思嘎执蠊婺９荨Ｎ锛�1000银圆演剧经费，田汉曾向徐悲鸿借款600银圆。前两轮公演亏本，国民党###表示愿意提供赞助，被田汉谢绝。他表示：“舞台上亏了本，自己从舞台上赚回来。”并将某官吏以个人名义赠送的300银圆全部送回。第三轮公演《复活》大受欢迎，连演１２场，场场客满，果然有了赢余。 １９３６年田汉在南京主持话剧《复活》公演，当时报刊上介绍如下——售票的迅速与经济方面的收入，也是开记录的。《复活》第一次演三天，共十二场。大概一圆的对号票，在临时是不能买得的。六角和三角的门票，开幕前早经客满。许多人冒着雨来，又懊丧着回去。有些人还要求买票立看。前后十二场情形都相同。支出是四千一百圆，收入是五千八百圆，计得一千七百圆。虽说有这么多赢余，然而还是穷，穷得帐目到如今都不能结算。这就是说，当时话剧演出的门票，通常分为大洋1圆（合今人民币30元）、6角（合今人民币18元）、3角（合今人民币9元）三个档次。每场售票约500圆（合今人民币15000元），座位大约1000个。《复活》公演１２场，赢余大洋1700圆（合今人民币51000元）。［陈注：关于１９３６年《复活》在南京公演的盛况，有人写为“田汉在四十年代报刊上”（见李辉著《田汉——狂飙中落叶翻飞》第３页），这是错误的。４０年代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上百、上千倍。且４０年代抗战期间南京早已沦陷。］ 。 想看书来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5）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田汉和阳翰笙离开南京。1938年抗战政府的军委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戏剧处处长，月薪法币300元。 田汉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自己从来不曾提起，也不屑计算。夏衍回忆说：“不管他写书、演戏、办杂志、搞剧团，甚至于请客吃饭，在他心目中从来不考虑到钱的问题。有了钱，比如一本书出版了，拿到一点版税，就大伙儿用；用完了，没钱了，就大家掏腰包，买大饼油条过日子。有人说他们是法国的波希米亚式的文化人，有人说他们是原始共产主义者。”（引自夏衍《悼念田汉同志》）阳翰笙回忆说：“田汉精通日文，每天只要花上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翻译，就可以从中华书局获得优厚的稿费，生活得好一些；可是宁愿身上一文不名，跟大家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进步戏剧运动。”（引自阳翰笙《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郑亦秋回忆说：“每天他都是东奔西跑，搞联络、组织演出、排戏、写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虽然那时他很有名气，写写文章就能得到许多稿酬，如果细心也可以积攒下不少钱来。可是，他天生的仗义疏财，口袋里经常是空空的。一旦他有了钱，不是倾囊帮助他人，就是交给演剧队充实大家的伙食。有时，为了给大家开伙食吃饭他甚至去典当。”（引自郑亦秋《我的良师益友》） 夏衍的经济生活 夏衍原名沈端先（端轩），1900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１９１４年他１４岁，到染坊店当学徒；期满以后，每个月可以有2银圆的工资。１９１６年他进了中学，伙食费、书籍费、学杂费一共不到5圆。不久转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５年制），１９２０年毕业，由学校保送到日本报考官费留学。先发预备费２００银圆（当时汇率中国1银圆＝１。２日圆），到日本的交通费轮船三等舱、火车三等座，一共只要几十圆。 ２０年代初，留日学生每月官费６０银圆，折合７５日圆左右。日本的生活费用，在东京的小饭馆里，一碗汤面５钱（合中国４分银圆），一份牛肉盖浇饭１０钱（合中国8分银圆），所以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比较宽余，每月除了衣食住行以外，还可以买些书籍、日用品等等。中国公派留日学生每三年发一次旅游费，大约８０—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０年前后，日本出版界“圆本”流行，这是一种文史哲丛书，每月出版一本，每本定价1日圆。当时沈端先每月节省1日圆订购了一整套世界戏剧名著。 夏衍从东京学成归国后，１９２８—１９３４年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日文翻译者，主要依靠译书为生，译文稿费每千字２圆。他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坚持翻译2000字，每月译稿费１２０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４000元左右。这是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间上海艺术剧社创立，第一次募捐经费大约２００多圆，其中陶晶孙捐款４０圆；沈端先翻译了一部日本小说，由潘汉年经手去换了２０圆稿费；郑伯奇、潘汉年各自捐款２０—３０圆，其他人也捐献了一些。１９２９年冬，上海艺术剧社排完了戏，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的“白宫”小饭馆去吃饭，一客“两毛小洋”即“双毫”的银角子，仅合大洋1角7分。（陈注：6个“双毫”才合1银圆“大洋”。详见本书附录。） １９３２年淞沪战役结束之后，夏衍从唐山路搬家到法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弄堂房子二层楼一开间半，他回忆说：“顶费不算贵，二百五十圆”（全年租金，约合今人民币8000元）。 １９３２年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由洪深介绍，聘请郑伯奇（化名席耐芳）、钱杏邨（化名张凤梧）、沈端先（笔名黄子布）担任编剧顾问，每月每人致车马费５０圆；不久，艺华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田汉、阳翰笙又聘请夏衍和周扬等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车马费30圆。加上每天译书的稿费，每年出书有上百圆法币的版税，编写电影剧本还另有酬劳，这样，夏衍每月至少收入２００圆，合今人民币７000元以上。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４日《救亡日报》发刊，由国共两党各出资5000圆作为开办经费。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夏衍结算了100多圆的版税。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偷走60圆（当时大米7圆一担160斤），这可不是小数。 总之，夏衍自己认为他在左联作家里面算是比较宽裕的。 阳翰笙的经济生活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７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月初八日）生于四川省高县。１９２８年做中共地下工作时化名为“华汉”，１９３３年开始用笔名阳翰笙。 １９２３年春，２１岁的欧阳本义决定到北京上大学，得到父母的支持，卖掉家里积存５年的生丝（一年的可卖30圆大洋）和其他财物，又得到亲友的资助，凑足２５０圆作为川资和学费，９月抵达北京。 １９２４年夏天到上海，插班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名改为欧阳继修。后到广州黄埔军校，并投入北伐战争。１９２７年参加“八一”起义。 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由郭沫若建议、周恩来批准参加创造社的地下党领导工作。以后陆续发表文论与小说，主要以稿酬为生。这一时期的稿费收入估计为每月１００—２００圆。 。。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6）
１９２８年以华汉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４篇、中篇小说一篇、文章８篇；１９２９年发表小说６篇；１９３０年发表小说７篇；等等。１９３０年出版长篇小说《地泉》，１９３１年出版中篇小说《大学生日记》，１９３２年出版中篇小说《义勇军》，稿酬可观。 １９３３年９月跟田汉一起加入艺华电影公司，主持编剧委员会。薪金待考。阳翰笙曾特约黄子布（夏衍）、周起应等人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各致车马费３０圆。所以，阳翰笙的月薪估计为１００—２００圆。他编写了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赛金花》、《生之哀歌》、《逃亡》等。这一时期收入颇丰，每月共约２００圆以上。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阳翰笙被捕，１０月由柳亚子、蔡元培等营救保释出狱。随即开始用笔名为南京的民营报纸《新民报》写杂文、剧评等。１２月１日受《新民报》约请协助该报副刊《新园地》的编审工作，每周去报社两次，酬金每月６０圆。此后一年多内，在《新园地》发表文稿一百多篇，以稿酬和编辑费（每月共１００—２００圆）作为生活来源。 胡风的经济生活 胡风原名张光莹（光人），１９０２年１１月生于湖北蕲春县。１９２７年张光人担任江西省党务学校编辑员，月薪６０圆。这是在他的工薪收入中，目前可以确切查证的第一个数据。 １９３１年张光人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获得了半额公费（庚款补助金）每月４５日圆。 １９３２年张光人回国后到上海，被选为左联的宣传部长。这时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了《时事类编》的日文翻译员，不用上班，薪金比全日工作者少一半，月薪１００圆。他住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一处西式公寓房，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书桌和一个五斗柜，房租每月20圆。早餐包给房主每月５圆，午餐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搭伙，每月10圆。为过冬做了一件深灰色毛哔叽的驼绒长袍，花了１０圆；这件长袍他穿了四年直到抗战爆发离开上海。 １９３４年新年他与梅志同居，住进巨籁达路（今巨鹿路）采寿里，房租每月１３圆。布置新房花费了50圆。家具有一床、一方桌、四把圆凳、一个书架。张光人的新家也成了左联领导经常开会的地方。有一天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焦急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圆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经常来借钱，很少归还。 夏天他们搬家到金神父路大兴坊，月租金１４圆。后来又迁居到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合大里二楼，前后两间，还有抽水马桶和电话，月租金只有13圆。 当时胡风夫妇日常生活开支大约每月７０圆，其中在内山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