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填饱肚皮，并且有余粮来接济乡亲们。
有一件事情，朱新礼到现在依然记忆深刻。
有一天晚上，夜出奇的黑，一个乡亲摸黑到朱新礼家里去取朱新礼父亲送给他的接济粮。因为天太黑，根本看不清楚路，也没有手电筒之类的照明工具，一不小心就碰到了院外槐树枝发黑的刺上，他的脸一下子就被扎破了。在煤油灯下看到那张因饥饿发黄却涌出血来的脸，朱新礼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了改变贫穷命运的种子。
看惯了生活的艰辛，朱新礼从小就很懂事，主动为父母分忧。父母外出工作时，他就帮忙打扫房间、拾掇家务、照顾弟弟。朱新礼上学后，就开始勤工俭学。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没有再跟家里要过一分钱。贫困也许是福，它潜藏着无穷的爆发力，使人的脊梁更硬。
“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觉得以后要为农民做点什么，来改变中国农民的面貌，立志为天下百姓造福。”回忆起那个艰难的时代，穷苦带给人的磨难，给朱新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心底憋了一股劲儿：“一定要改变农民的生活状态！”
与朱新礼邻居的老王家，有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王延胜（时隔30多年之后成为汇源集团党委副书记），平时经常跑到朱家，与朱新礼一起玩耍。尽管比朱新礼大两岁，他却习惯于把朱新礼当“大哥”。朱新礼从小就是“孩子王”，大家都喜欢听他的。“大哥”平时有好玩的、好吃的从来不吝惜分给大家。
据他回忆，那时朱家有许多书，王延胜每次来找朱新礼玩时，经常看到朱新礼一个人躲在屋里看书。王延胜也常常被那些精美的“小人书”深深地吸引住。“小人书”就是那个时代在孩子中间非常流行的连环画册。他常常跟朱新礼一起藏在屋子的角落里看书。有时候在朱家没看完，爱不释手的他便跟朱新礼借，朱新礼从来也没拒绝过。但都要叮嘱一句：“什么时候看完都行，一定不能弄丢哦。”
除了“小人书”之外，朱新礼的那些玩具也让王延胜好生羡慕。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9岁那年，朱新礼有了一把“枪”（玩具手枪）。那时候，在农村，这样的玩具是极其罕见的。不要说玩，有的孩子连见都没见过。朱新礼佩带“手枪”所到之处，总有一大群的伙伴跟在他后面，眼巴巴地盯着那把枪。不由让人想起小兵张嘎的那股得意劲。
由于是自己最心爱之物，朱新礼也很少拿给别人看，唯独让王延胜悄悄地摸过一回。在王延胜的记忆中，朱新礼虽然是“孩子王”，但是从来都不欺负别的小孩子，几乎没跟小伙伴们发生过什么冲突，也没跟人打过架。用王延胜的话说，“他跟谁都能玩到一块去，和他在一起会觉得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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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故乡”
朱新礼出名了，江西修水人也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他们说：“这里是朱新礼的第二故乡。”
说起这“第二故乡”的来历，还有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11岁那年，朱新礼去了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为膝下无子女的伯父做继子。他就不能再跟老家的小伙伴们玩了。
去修水县伯父家，朱新礼是不愿意的：为什么兄弟六个人，偏偏选了我送给伯父呢？他认为是父亲不喜欢自己。
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新礼啊！你们兄弟六个，就你最机灵。你去，我跟你娘才能放心点啊！”似懂非懂的朱新礼只好乖乖地去了。
在修水县，朱新礼备受想家的煎熬：想父母、想兄弟、想小伙伴，想家里的那只狗——那是朱新礼从小带在身边的。
朱新礼至今仍爱狗，他喜欢狗的那股忠诚劲儿。那时候还没有电话，跟家里唯一的联系是写信。因为识字不多，不会写的字就画一个框。不会写“狗”字，他就索性画一只小狗在纸上。父亲看到信的时候，常常哭笑不得。
不过，父亲还是能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每次都把他的信解释给朱新礼的母亲和兄弟们听，并耐心地回信给他。
那时候，朱新礼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收到家里寄来的信，他每天都在期盼家里的信。
其间，朱新礼也回过家一次。
但是，15岁的那年，朱新礼又被“赶”回了伯父身旁。在伯父家，从小善于称“王”的他，又结识了一帮好伙伴。
这时候的朱新礼，个头比同龄的男孩子都高。在家读书的时候，朱新礼是班长、少先队大队长。
他最大的爱好还是读书。县城的图书馆离伯父家不远，朱新礼一有时间就去泡图书馆。那段时间，他读了不少书。
17岁的时候，朱新礼又回到了山东老家。
而这时候，家乡的小伙伴们都已经长大了。朱新礼想当兵，但未能如愿。
业余时间，善吹拉弹唱的朱新礼在村里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自任队长。而王延胜却去当了兵，离开了家乡，两个人自此很少见面。谁能想到，30年后，王延胜也加入了汇源，两个幼年的好伙伴又成了汇源“战壕”里的兄弟。
“不安分守己”的村主任（1）
朱新礼20多岁的时候，决心学一门“手艺”。农村是需要“手艺”人的，一招鲜吃遍天。他报名参加了临沂的一所机械技校，学习开车、修车。自小喜欢钻研的他，发挥了特长，对车摆弄得很是娴熟。日后他常常自豪地说：“我当时可以把整个拖拉机拆卸开，然后再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安装起来。”
1982年，朱新礼承包了汽车。不经意间，他又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所开的那辆汽车，是整个沂源县农村的第一辆“解放”牌。
凭着高超的驾驶技术和吃苦耐劳的毅力，朱新礼把汽车运输搞得有声有色。承包之后的第一年，他赚了5万多元！到了第二年，他足足赚了20多万元！
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万元户”是整整一代农民的“终极目标”。而此时朱新礼的“身价”，足以顶得上20多个“万元户”！
那可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啊，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能有如此雄厚的家业，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抱着小富即安的心态，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关起门来“偷着乐”的生活，绝非朱新礼的追求。他有更大的抱负，有着更宽广的胸怀：“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让周围的乡亲们都跟着沾光，那才叫有能耐！”
1984年，通过车辆承包初露锋芒的朱新礼，在村民们和上级领导的一致举荐下，当选了东里东村村委会主任。不管是自己的家人，还是亲戚朋友，都不赞成他接手这个穷山村的烂摊子：“放着大汽车不开，在这个穷山沟当个村主任能有什么前途呢？”但朱新礼却不这么看。在他看来，恰恰是这个有着800多户人家、3 000多人口、人均不到4分地的小山村，能给他更大的舞台，让他实现那个伟大而极具魄力的“共同富裕”之梦。同时，他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能耐。
愿望总是美好的，但现实毕竟是现实。在这个四县接壤的东里村，祖祖辈辈都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乡亲们，除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之外，几乎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变穷困的现状，吃得饱、穿得暖就是好日子。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接受命运的安排。
放眼整个中国农村，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六个年头。
6年前的那个冬天，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群被穷困日子吓怕了的农民，铤而走险地进行了“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冒着杀头之罪，订立“攻守同盟”，开始向贫穷、饥饿宣战。一个名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生事物迅速蔓延神州大地，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但是，这种在某些地方“一包就灵”的崭新机制，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以南方的华西村与北方的大邱庄为代表的另外一个群体，开始探索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路线，用一种产业化的眼光去审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了解到整个时代的基本背景之后，镜头再回到朱新礼和他领导的东里村中来。像当年充满一腔豪情的热血青年一样，这位新上任的村长，开始了他的“三把火”。
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上，朱新礼将他想了很久的一个建议郑重地提了出来：“改革开放已经好几年，国家实行承包责任制，政策允许走发家致富之路。我觉得大力发展农副业是一个好出路……我们把所有的地再集中起来，不种粮食了，全部种上葡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不安分守己”的村主任（2）
这个破天荒的建议还没说完，村民们的反应可以想像。台下一片嘈杂，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嚷起来：“不种庄稼，我们吃什么？”“种葡萄？真是笑话，谁有经验啊？站出来瞧瞧……”
会场炸开了锅，质疑、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村民们情绪激动，都恨不得马上揪住朱新礼，把他问得瞠目结舌才罢休。祖祖辈辈靠种庄稼为生的村民们，怎么也无法理解这个年轻的村主任为什么会如此“不安分守己”。第一次大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第一把“火”就这么被熄灭了，朱新礼不甘心，他一定要证明给村民们看。那种勇往直前、一如既往的豪迈，犹如几百年前向教会宣战的哥白尼证明“囚禁了哥白尼，地球一样会自转”一般……
自幼在书香门第长大的朱新礼，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个读书人特有的“政治天赋”——他深谙这样一个道理：农民是最讲实惠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打动不了人，必须弄个样板出来，让他们瞧瞧，这就叫“以点带面”。他决定“拉拢”党员干部，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不久，他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给村里的党员、村干部提了个要求：把你们家里的地全部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