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骁飞问道：“为什么？”
袁克仁回答说：“为了社会公平正义。”
宋骁飞说：“在你们年轻人眼里，什么样的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
袁克仁摸了摸后脑勺，说：“无论贵贱，人人平等。不论出身，要得到就应该努力付出。像我现在这样安逸的生活，我没有付出什么，我只是有幸生在总统的家庭而已。这就不公平。还有那些富二代，他们生下来就能过上有钱的生活。他们也没有付出什么努力。”
宋骁飞笑着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还真是喜欢平等呀，平等不等于平均。你今天的享受，是你老子我当年浴血奋战得到的。那些富二代的安逸生活，也是当年他们的父母筚路蓝缕、艰苦努力得到的。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努力工作，这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哪是什么不公平呢？人人都一样的社会，那些研究发明飞机的人，和社会上卖茶叶蛋的一样的社会，就是你们认为的公平和正义？你知道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最终会导致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人们想象的公平正义，实际上在现实中，就扭曲了。你们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我很赞赏，但是激情不能代替理性，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
袁克仁一时语塞。宋骁飞说：“在现实的社会，每个人关于公平正义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些偷窃的、抢劫的、甚至杀人的，很多都认为是社会不公正而造成了他们的不幸。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那怎么办呢？”
袁克仁这时问道：“父亲，那你认为什么样的社会才公平正义呢？”
宋骁飞说：“对于公平正义，社会上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又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我的人生顺利，世界就是公平正义的，我的人生不顺，那世界就是肮脏的’，那剩下的公平正义，就只有法律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年轻人去追求法律的公正，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会有公平正义的社会！虽然法治的进程很慢，但是只有法治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接下来我要做的事，也希望你将来能接着做下去。”
袁克仁问道：“那怎么样保证人们付出的和得到的公平正义呢？”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大家都是自由的，这样，如果你觉得卖茶叶蛋不公平，你可以选择去做科学家，只要你有那个能力。法治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改革方向！”
袁克仁说：“我懂了，父亲，我会去说服我的朋友。”
宋骁飞叹了一口气，自责地说：“很久没抽出时间跟你谈心，这是我的失误。”（未完待续）
第三章 功利的道德
那晚，宋骁飞和袁克仁谈完话，时间尚早，最近社会舆论对鲁迅的鞭挞很厉害，他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吴佩孚，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官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直到当了教育部副部长，鲁迅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到1910年，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
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便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在后园，便可以看见墙外那两株著名的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对宋骁飞的突然造访，很是惶恐，行礼过后，拿出一叠手稿。解释说：“大总统，我的文章，发给《申报》时有五千余字。结果刊登出来，被编辑删改到两千余字，惹出风波，实在惭愧。”
宋骁飞笑着说：“现在并非工作时间。我来拜访。主要是看看你的近况，并非来追究你的责任。听说今天你都没有去教育部上班。”
鲁迅说：“今天心情烦闷，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琉璃厂逛了逛，淘了几本古籍。”
“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是当时文人的三大爱好。琉璃厂作为北京文化一条街，至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这里原本是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便成了古籍、古玩店铺的集中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也多住在附近。于是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鲁迅经常去琉璃厂采买图书、碑帖。
那天逛完琉璃厂，鲁迅还去附近杨梅竹斜街上的东升平浴池洗澡理发，沿着铁树斜街行至大栅栏西街，寻觅美食。
宋骁飞看了鲁迅一眼，他的头发也变成了“短寸”，胡子刮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笑道：“你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十分难得。我看了你今天在《强国报》一篇文章《功利的道德》，中国社会的病根不是道德滑坡，而在于制度缺失，我比较认同。明天复兴党中央委员开会，我准备邀请你特别列席。”
鲁迅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比如道德和功利的关系，倒不是我的首创。一般人总认为，道德就是不讲功利。实际上这就错了，功利恰恰是讨论道德的基础。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有基于神学的，也有基于人天性的、遗传的，在逻辑上能成为一个系统。英国的大哲学家边沁十八世纪就说，道德实际上是大家的利益。简单地说，世上的事情分为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四种，最好的一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讲是利人利己。虽然从道德来讲损己利人是最好，但这也是最不现实的。这一点我深有领会。最近我和二弟之间闹矛盾，这让我彻底明白过来。道德问题，是每个社会的困扰。但所谓社会道德问题，都是伪问题，主要还是私利问题，是资源分配问题。比如现在我看北京挤公交车时，全拼了性命，经常挤得妇孺嚎淘大哭。这根本就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公交车的班次太少！人多车少，哪怕有一千个理由渴望道德，但还有一万个理由不能误了自己的生存大计。所以这公交车，是非挤不可。虽然我们倡导道德，然而道德实在算不上什么高大上之物。道德不过是自利的产物，在根本上，道德源于对于私利的追求。因为追求私利，工厂和个人才要讲道德、讲信誉。而如果没有私利，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道德呢？我们兄弟尚且都有各自的私利，何况社会。”
宋骁飞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我此前就多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民众不讲卫生是因为公用垃圾桶不够，随地大小便是因为公厕不足，官员贪污**是因为权力约束机制不够，一个社会如果从道德上做文章，就永远难以进步。可惜，几千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是原地踏步，经济学的水平，老是停留在黑板报的水平。”
鲁迅说：“现在年轻人走上街头，也没有哪一个人说过要像布尔什维克说的人人均等。他们要的并不是平均而是公平！公平，并不是说要拿的和每个人一样，而是付出了，就应该拿到与自己付出差不多的所得。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因为物质财富配置出了问题，比如同样是养老，多交钱的人享受不到，不交钱的公务员反而多吃多占。年轻人到处想找工作，很多专家却要求老头老太太推迟退休，继续占坑。国企享受着各种税收优惠，卖油的年年亏，铁路也亏，甚至公路收费的也出现亏损的怪事。当经济资源配置出现凹陷，人们的道德水平就自然下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跟国民素质关系非浅，更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关。一睁眼柴米油盐酱醋茶，经济才是人类的天然属性。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相反，道德本身倒是需要给出解释的。利己和利他行为都不过是特定制度约束下个人追求私利的产物。制度、也只有制度，才是决定人的行为。这样看问题，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也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宋骁飞说：“是的，明天的中央委员会议，我会强调用制度建设来代替道德宣教。制度好了，使坏人改变恶行；制度不好，使好人做坏事。当前法律条款缺漏、监管力度不足、行政执法不严，这些问题都将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解决。”
鲁迅点点头，说：“道德建设如中药温补，制度完善才是救命之药！在岌岌可危的社会呼吁道德，如同为一命在旦夕的病人慢慢调养，身体经得起等待吗？制度才是救命之根，我们需要法治的手术刀切除社会毒瘤。不过话说回来，说到中国人的道德，恐怕大家都不免要摇一摇头，发出一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许多人，包括以前的我，都有这么一种想法：几十年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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