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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1）
从蔡元培说起
　　蔡元培在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有目共睹。身为中央研究院的创院院长，蔡元培对院内各研究所的成长与发展，更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就中国的脉络而言，创建与发展像中研院这样一个现代意义的学术建制，史无前例，它的成员，对于如何让中研院正常而健康地成长与壮大，其实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大家的理想里，当然愿意从制度规章层面为它建立可大可久的基础；唯就学术的实践层次来说，制度规章屡有不足之处，这时，恐怕就需要以日常互动往还的情谊所凝聚的共识/共信而济之，方能彼此相得。因此，这个学术建制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是位雍容坦诚、豁达大度的纯儒君子，以无形的个人人格感召来统领群英众士，所能鼓动的士气，实无可估量。蔡元培身为中研院的第一位大家长，他的一切作为，正树立了这样的典范。以他之尊重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开创的自主空间为例证，正可凸显蔡元培的风范。
　　创始一个学术建制，招募人才是最基础的工程。但是，那还是一个征募学术人才的方式还未上轨道的时代，人际关系网络便居于相当的决定性地位。史语所于1928年创所之始，集济济多士于一堂，这些学界英豪，本来各有专职，他们之入所，便是蔡元培以院长身份而出面聘任的。当史语所在1929年北迁，并将“原以事业为单位之组取消，更为较大之组”，陈寅恪、赵元任分任第一组、第二组组主任，蔡元培即致函二人，深致个人之谢忱。蔡元培甚至还亲自出面聘请研究员，如刘复（半农）到史语所专任，便是他亲自出马与之商谈，劝其摆脱各机关的关系，而只担任“专任研究员”的结果。
　　史语所的持续成长，更赖于新血源源不绝地注入。所里的资深研究人员，屡屡引荐学界后起之秀——亦同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推荐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周一良入所，便是例证。史语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亦曾在北京大学兼课，取“拔尖主义”，凡北大的优秀毕业生，往往为他网罗以去，如张政烺、劳干等便是由他拔擢进入史语所的。显然，史语所甄选未来的学术新秀，自有管道和法度，毋假外求，拥有相当的自主空间。
　　然而，史语所甄补新秀的自主空间，基本上是它的领导者与中研院的最高当局相互尊重，逐渐发展出来的。蔡元培的社会政治人际关系网络相当多样，向他要求援助的学界中人，不知凡几，史语所更是诸方想要“鲤跃龙门”的殿堂。身为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便屡屡应各界要求，向史语所推荐人事。例如，他认为钟凤年治《战国策》甚勤，觉得他的研究计划“甚周密”，便荐之于史语所。又如著有《中国词学史》的薛砺若、“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和　“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的毛汶、“专治东北掌故”的金毓黻等一长串的名单，也都在他的推荐之列。至如透过重重关系和蔡元培搭上线的其他人物，他也竟往往“不辨龙蛇”，好似“有求必应”。像商务印书馆的主人张元济是蔡元培的老朋友，经其推介，蔡元培便介绍庞熏琹给傅斯年；吴廷燮通过政界的汪兆铭（曾任行政院院长）、罗文干（曾任外交部部长），想要谋史语所一席之地，蔡元培也动手致函傅斯年而引介之。蔡元培交游广阔，泥于人情之累，不免给史语所（和傅斯年）平添若干烦扰。如蔡元培曾一游广州，在那儿受到蔡哲夫的“照拂”，他居然便将这一位与他仅是“初交，并不知其底蕴”的人物，推荐为史语所特约研究员，“以为工作之助力”。一言蔽之，蔡元培写给史语所的推荐书，堆积盈尺。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2）
蔡元培的这些向史语所推荐人事的八行书，都被傅斯年客气地回绝了，统统白费笔墨工夫。蔡元培的院长之尊，对于决定史语所的人事，毫无作用。但是，遭到回绝、吃了“闭门羹”的蔡元培，完全尊重史语所人事的自主空间，总是不予干涉。因此，能够在人事上保持独立，引进理想的研究人员新血，自然有助于史语所的茁壮成长。
　　在中研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史语所的历史最为悠久，学术果实丰硕之至。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蔡元培尽可能地提供给史语所一切的助力，它得以茁壮成长，蔡元培并不是直接提供奶汁滋润的奶母，却无疑扮演着扶植奖掖者的角色。虽然他对于史语所的学风的认知，并不确切，所以总是受制于人情，介绍一些并不适合于史语所之需求的学人，往往白费工夫，但是，在史语所向更美好的前景迈开大步的历程上，蔡元培则完全尊重它的自主空间，为营构理想的学术建制打下了基础。时过境迁，在制度规章已然整齐完备的今日，“中研院”的院长绝对不可能也不必要直接向各所引荐人才了。只是，作为创始中研院这个学术建制的最高领导者，蔡元培的风范，足可发人深思，对21世纪的学术领导者而言，应该还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独立之精神”：从选举中研院院长的一次故事谈起
　　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去世。学林同悼之余，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下一任院长的人选。还好，当时已经定下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先选举院长候选人三位，再送请政府当局圈选其中一人任职的规则，只要依据规矩来，继任蔡元培的人选，必然会顺利产生。中研院是全国最高学术机关，它的院长，自然是学林领袖，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谁来承继斯职，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人事，更不会只是一场“选举”而已。果然，让人好似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政治魔手，就开始摩拳擦掌了。特别是当时*体制的首脑蒋介石，总是舞动着他的指挥棒，“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谁来当中研院院长，他当然意有所属。幸好，评议会的组成分子都是学者读书人，没有谁愿意随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踏步起舞，反倒是本乎自由意识选出蔡元培的继任者。政治力量“看不见的手”从来不放弃伸入学术界的动作；学界中人负隅强抗，即便不能一刀砍断它，却正是“独立之精神”的充分展现。这段故事，就先从喜欢下手令“遥制”的蒋介石说起吧。
　　蒋介石是常常下手令给部属要求“奉旨照办”的政治领袖。现存可见的蒋介石手令，固然以军事领域为大宗，在其他方面却也不少，涵盖范围极广，具体显示了他个人的关怀所在。举例而言，1945年7月，当蒋介石读《中央日报》，就下了手令痛责《中央日报》的编辑社论与“小评”的水平“幼稚拙劣，虽中学生犹不如也”，要求迅速调换编辑和评论者。1942年，蒋介石以手令要求研究公务员的制服、制帽，甚至于连女学生的标准发型，他也派下手令要求研究。蒋介石的手令一发，往往让各级军政首长“疲于奔命”，只知道忙着应付他的手令，无暇处理一般正常业务。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军政首长对于蒋介石的手令，硬是不理不睬或是阳奉阴违。对他们的“抗旨”，蒋介石也未必能够奈何。（参见张瑞德：《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

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3）
既然蒋介石总是以手令“下条子”来发号施令，对于谁来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的作风，一成不变。没想到，蒋介石这回竟踢到铁板了，评议会的评议员，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的手令、奉行无违。傅斯年在1940年8月14日写给胡适的一封长信，清楚地透露了个中曲折。
　　傅斯年向胡适述说道，当蔡元培去世之后，学界中人对于谁来继任斯职，诸方各有议论，各家自有主张。例如，有人说地质学家出身后来从政的翁文灏是合适的人选，却同时也有反对者。不过，众人瞩望所及，“不谋而合”，都以当时正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为最佳人选。如身为评议员的名史学家陈寅恪，便拟参加在重庆即将举行的评议会，他是“素不管事之人，却也热心”，居然还“矢言重庆之行”，就是为了投胡适一票。当评议员陆续抵达重庆后，大家“凭空谈到此事”，都说既然可以选出院长候选人三位，那么其中一票一定要投给胡适。傅斯年又与北京大学老同学也是1919年五四运动健将之一的段锡朋，以及担任过北*学院院长的法学家周炳琳谈到选举胡适的事，他们都说，“他选出来一定高兴”，周炳琳还说，“有此honor在国外也好”。傅斯年更向胡适报告他和周炳琳谈及此事的详细情况：
　　我说：“你想，把适之先生选出一票来，如何？”他说：“适之先生最适宜，但能回来么？”我说：“他此时决不回来，此票成废票。”他说：“这个demonstration是不可少的。”我又说：“那么，选举出他一个来，有无妨害其在美之事？”他说：“政府决不至此，且有翁、朱、王等在内，自然轮不到他。”
　　也就是说，这些读书人当然知道正在美国肩负争取援助之职的胡适，其实承担的是更为重要的责任。但是，对于必须以自由意志选择领导人物的认知，学术界普有共识。因此，将胡适选出为候选人之一，和翁文灏或是朱家骅或是王世杰并列，就算胡适不可能返国任职，然正如周炳琳的话，“这个demonstration是不可少的”。
　　后来，王世杰“突发奇想”，提出了顾孟余这位人选，便约集几人商量一下。傅斯年表示，他个人“觉得孟余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傅向心理学家汪敬熙（缉斋）“表态”说：“我可以举他一票，你呢？”没想到汪的回答居然是“我决不投他票，他只是个politician”，持负面态度。既然提出了顾孟余为人选，就和任何选举一样，相关者也会事先算算选票的流向，如段锡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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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妨是书生- 第1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