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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按：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147页）
所谓“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确是历史实情。正如史语所创所*之一，后来也接任所长的考古学大师李济的指陈，傅斯年专门铸造了“拔尖主义”一词，意指网罗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加入史语所的研究队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李济：《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第69页）。正如身受傅斯年教化栽培之恩的邓广铭的回忆，傅斯年自己与史语所同仁于1930年代初期都在北大史学系兼课，既是培英育才，“要把金针度与人”，也兼有直接为史语所考评选拔新血的用意。（见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第8页）
至于钱穆说傅斯年对进入史语所的这批新秀“监督甚严”，基本上也非凭空虚构之论。盖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进青年，立下的第一条“规矩”，就是“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就比喻说，这乃是傅斯年对青年学者的“下马威”。董作宾也指陈说，平素相处，傅斯年对这群小青年确实“管理又是很严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助理员某君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请别位同仁一起到外面晒晒太阳，偏偏就是不让某君出门，还向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因此，董作宾说，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人，对傅斯年固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但是，只要受过傅斯年的“训”的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
史语所避徙四川李庄的时候，扮演多重角色的傅斯年，往来于重庆、李庄之间，一旦回到李庄，这帮青年学人的行止动作，便大有不同，特别对他，好似“敬而远之”。傅斯年不在李庄时，由董作宾代理主持所务。这群青年和这两位“领导”相处，态度举止大大不同，让傅斯年“大惑不解”，他就问过董作宾个中原由究竟何在：
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悄悄溜了，这是为什么？
董的回答是：
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
傅斯年听罢，只得“长吁了一口气”。也难怪同样在李庄的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会对董作宾说：
第四章 “胖猫”与“小耗子”（2）
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为纪念创办人终身所长傅斯年先生而作》，第3—4页）
陶孟和将身材肥胖堪称“重量级学者”的傅斯年比喻为“胖猫”，相当传神；他把史语所这群青年学人视为避“胖猫”唯恐不及的“小耗子”，则更若众口铄金之论，在学界传颂不已。像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中韩关系史专家张存武就回忆曰，系里的资深教授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扬名的方豪，总是“笑嘻嘻地说”，出身史语所的秦汉史大师劳干看到傅斯年，“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张存武：《浮光掠影忆校长》，第18页）
这样看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秀，确实“监督甚严”，他的作风，往往也让这批青年俊彦心生惧畏，“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可是，傅斯年对青年学人的“监督”，会严厉到连他们的读书范围都要插手一管的程度吗？
反观历史本来场景，钱穆所说的这位既是“北大历史系毕业”而且“专治明史”，又被“拔尖”进入史语所的“某生”，应该就是王崇武。王崇武在1932年进入北大，与日后史坛名家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以及王毓铨等人是同班同学，他与邓、张及傅三位，更被称为北大的“四大傲人”（见张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页），正可揣想其青春风采。王、邓、张、傅四位会被冠以这样的“雅号”，其来有自，盖风华正茂的他们，还没戴上学士方帽之前，都已经各在学术上交出可观的成绩单。
以王崇武来说，就读北大期间，他就已经在顾颉刚创办的《禹贡》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明代史事的专业论文。像王崇武对于明代屯田制度的研究，成果丰硕，近四十年之后，台湾的明史专家徐泓教授检讨评述这一课题的研究，就特别介绍了他的多篇论著（见徐泓：《六十年来明史之研究》，第396—397页）。可以想见，还只是大学生的王崇武，苦心完成的研究成果，确实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过，王崇武在1936年毕业之后，却先担任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助理员，至翌年方始加入史语所的队伍。
王崇武进入史语所之后未几，就遇上了“卢沟桥事变”，从此随之转徙漂泊西南天地之间。面对战乱变局，王崇武“胸怀抑郁，无可发泄，只有靠读书来排遣”（张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页），埋首史籍，耕耘不辍。因此，顾颉刚在1940年代末期点评中国史学研究的业绩，指称在明史研究领域里，王崇武和吴晗的“贡献为最大”（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3页），正展现王崇武的学术业绩，已然深受学界肯定。
仔细检讨王崇武这一时期的论著，对于明清易代之际史事的求索，亦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众所周知，研治明清易代之史，甚为困难，“欲纂修南明清初历史，非博求野史，加以选择，互相印证不可”（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180页）。那么，王崇武向这个领域“进军”，如未广涉清代史书文献，恐怕难能有所成就。如王崇武考证《敬修堂钓业》一书的作者是明代遗民查继佐，搜索史料，罗掘俱穷，考证细腻，令人叹为观止。像为了证明查继佐的父亲名唤大宗，母亲姓沈，他引证了黄石斋（黄道周）的《沈尔翰传》等资料，还特别注明曰，这篇《沈尔翰传》的来源“据沈氏《年谱》引，清道光福州刻本黄《集》无此传”（王崇武：《查继佐与〈敬修堂钓业〉》，第596页）。显然，王崇武引征黄道周《沈尔翰传》的时候，必然查核过清朝道光年间福州刻印的黄氏《文集》，却毫无所得，只好从沈尔翰的《年谱》转引。举此一例，即可揣想，王崇武非仅广阅史籍，甚且读书精细，校核史料，绝无轻忽。傅斯年尝言：
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8页）
因此，即便不能排除王崇武是在“私下”场合窥涉元清两代之史籍的可能，一旦他能以“细密”“确切”的态度来追索访求史料，并进一步地开展考证工作，探索史事，业绩确实牢靠，对他“整理史料”的高强本领，傅斯年应当只会颔首称誉才是。否则，傅斯年如果真要“令出必行”，看到王崇武的这篇文章居然引征清代史籍，违反他的清规戒律，那么它也不可能登诸《史语所集刊》了。
就别的例证来说，史语所里的青年学者，要读些什么书，应该都是自己决定的。像是以魏晋南北朝史为专业领域的周一良，比王崇武稍早进入史语所，当他入所之后，固然以魏晋六朝诸“正史”作为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亦复涉读批览在此范围之外的《金石萃编》、《资治通鉴》等相关史料或史著；至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等考证成果，也是他阅读“正史”必同时检阅参照的著述。在1945年才进入史语所的严耕望，则以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人文地理两大范畴为研究主题，唐朝历史也是他主要投注心力的研究领域。但是，为了要对治唐史有所帮助，严耕望自称还是“把《宋史》自头至尾，自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当认真地看了一遍”。（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第15页）
这样说来，即令傅斯年对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者确实“监督甚严”，就平素往来应对的生活面向而言，这批青年或许也确实是害怕惧畏傅斯年这头“胖猫”的“小耗子”。只是，在知识探索的天地里，如果傅斯年真想要发号施令，决定他们在史料的海洋里寻寻觅觅的工作方向和范围，恐怕必有力不从心之叹。对学术权威唯唯诺诺的人，不会在知识生产的天地里，创生出任何实质的成果。王崇武的学术业绩，证明了他绝对不是容许“胖猫”颐指气使的“小耗子”。
第五章 顾颉刚离开北京（1）
一
顾颉刚放下了笔，看着摊在自己面前厚厚一沓的稿纸，最后一张纸上的墨迹还没全干，他不敢照顺序把它放在最下面。他有股想再写下去的冲动，实在很想继续提笔，在一旁的妻子殷履安却已然笑着说：你这篇文字不成为序文了！一篇《古史辨》的《自序》，如何海阔天空，说得这样地远？
顾颉刚想想也笑了。《古史辨》第一册早在1925年9月就已付印，“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就只差作为编者自己的一篇序言。为了让书早日出版，从1926年1月12日起，他开始动手写这篇《自序》，前后三个月，不知增补修改了多少次，洋洋洒洒，近七万字，堪称平生所写篇幅最长的文章。述说所及，不仅是“古史辨”运动的来龙去脉，连自己的童年往事都坦白地说了出来，连自己青年时分怎么热心于社会党的党务也写了进去，实在和《古史辨》扯不上关系。不过，想想自己平常读书的时候，也最爱看作者带有传记性色彩的序、跋，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当然得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