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并在1979年成为纽约大学的法学教授。他热情、专注、业务过硬，但却没有任何显赫的背景，对于不知疲倦、事业第一的菲尼来说，正是最合适的伙伴。迈克·温莎说，他们两人互补平衡，就像阴和阳。戴尔认为菲尼是个杰出的商人，而菲尼则欣赏戴尔的机智头脑。“如果你问哈维和我谁更聪明，答案不言而喻。”他说，“是哈维。他是个非常机灵的律师，脑子就像机器一样。”
20世纪70年代末，菲尼的财产已达到大约亿美元，在他们共进的无数次午餐、晚餐席间，他与戴尔开始谈论真正的慈善事业。菲尼喜欢告诉商业伙伴应该从大处着眼，这次说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付出”，他也这样告诫自己。也就是在不久之前，戴尔才发现菲尼脑子里转的是一些激进的想法，也就是说，菲尼在享受自己商业成功的同时，不仅仅想当一个普通的捐赠者，而是想卸下财富的重担，并让它在慈善方面发挥应有的责任和作用。
随着谈话的进行，戴尔向菲尼介绍了慈善的文化。他引用了弗雷德里克·盖茨牧师对他的老板——世界上第一位亿万富翁约翰·洛克菲勒说的话：“洛克菲勒先生，您的财富就像雪片一样滚滚而来！你必须用它增长的速度进行捐赠！否则，它会拖垮你和你的孩子以及你孩子的孩子！”他们探讨了安德鲁·卡内基的著作，卡内基的父亲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在19世纪末依靠为美国铁路提供钢铁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他在有生之年把大部分钱都捐了出去，作为建设图书馆、学校和大学的基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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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读了好几遍卡内基那篇著名的文章《财富》——1889年首次发表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这位慈善家指出，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处置过剩的财富：留给后代，遗赠给政府，或者在世时捐赠出去，给那些能够更好地利用它的人。第一种途径是产生浮夸之源，也是对后代的一种误导、一种负担，与祸根无异；第二种途径需要财富的主人在财产被用尽、愿望破灭之前死去；第三种途径要确保这些过剩的财富能得到合理的利用，而不是在之后几百年的时间里销声匿迹。卡内基总结道，利用财富的最好办法是，“为那些胸怀大志的人提供向上爬的阶梯”，比如大学和图书馆。卡内基还告诫有钱人，应该树立“谦逊、生活朴素、低调踏实”的典范。
卡内基提倡的理念对新泽西的企业家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还记得有人给了我一份卡内基在康奈尔大学所做的演讲的讲稿，我下意识地研究了那份演讲稿，并且读了两本关于卡内基的书。”菲尼回忆道。犹太人哈维·戴尔也介绍菲尼阅读迈蒙尼德①的著作，这位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认为，“捐赠”的八个境界中最高的是帮助犹太年轻人经过训练和教育成为能够自食其力的人，次高的是捐赠者不知道钱捐到了何处，受赠者也不知道钱从何处来。他们在探讨中认为，在所有的地区，捐赠的最高境界在个人发展、政治前景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有负面作用，它会削减受赠者的廉耻心、感恩心，也会使他们不愿举行公开仪式来感谢捐赠者。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②中给捐赠者的忠告是：“当你在施舍时，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如同假善人在会堂和街市上所行的那样，为受人们的称赞。”《古兰经》有云：“如果你公开地施舍，这是很好的。如果你秘密地施济贫民，这对于你是更好的，这能消除你的一部分罪过。”
戴尔猜测，查克最初并不是受到卡内基或迈蒙尼德的启发，也不是真的受到了什么宗教教义的影响。查克认为捐赠是理所当然的，出于天生的仁慈和他从新泽西童年时代就形成的世界观，他自然而然地想用自己的财富帮助其他人。“他越来越热衷于回报而不是占有。”戴尔回忆说。
菲尼还决定，无论做什么都不留下姓名。他表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不想“自吹自擂”——就像他母亲从来不让那位患有卢伽雷症的邻居知道，自己为了载他一程而特意绕道；第二是他不想妨碍其他捐赠者出于同样的原因捐赠，这也是公众宣传的必然结果。此外，在给康奈尔大学捐赠了一大笔钱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太多的捐赠请求，他不想再这样了。
大额的捐赠需要成立一个精准定位的专项基金，尤其是如果菲尼决定将自己的商业资产转换成这项基金，而且想要让自己的捐赠范围覆盖全不。为满足查克的要求，哈维·戴尔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美国首先被排除，匿名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当时美国政府正逐步禁止用商业资产建立基金，因为很多美国富人被发现正以慈善为名试图永保自己的公司股份。
戴尔考察了海峡群岛和巴哈马，最终选择了百慕大。这片21平方英里的英属自治领土位于大西洋中央，它不向个人或公司的收入征收任何税目，也不对慈善钱款或基金征税，而且不要求基金会公开自己的信息。百慕大还允许慈善家资助世界范围内的好项目。它有着高度发达的经济和金融机构，而菲尼的公司——通用大西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百慕大注册成立的，总部是一个小办公室，设在首都哈密尔顿的华盛顿购物中心，一个面包店的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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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在百慕大成立基金会，这个发起人就必须在此居住一年以上。但那说的不是查克，而是丹妮尔，因为一切都是以她的名义进行的。1978年3月，菲尼在一位当地银行家卡明斯·朱伊尔的帮助下，在百慕大买了一栋大别墅。朱伊尔出身于百慕大一个古老家族，他在香港为百慕大银行工作时认识了菲尼。1978年夏天，菲尼一家搬到了那里。“查克说，那是我对他的惩罚，”哈维·戴尔说，“丹妮尔当然也这么说！”
在这个被称为“林地”的百慕大别墅里，有游泳池、郁郁葱葱的花园，还有一个网球场。它邻近帕吉特镇，位于一条乡村道路旁，四周是黄白相间的夹竹桃栅栏、色泽鲜亮的木槿、修剪整齐的草坪，不远处有独特的粉红色的沙滩和棕榈树丛绕的水湾，去高尔夫俱乐部和游艇码头也很方便，周围矗立着一些殖民地时期的旧房子，珊瑚石为墙，雪松做横梁。隔壁就是一幢18世纪的殖民地建筑，如今被开辟为五星级的福威斯旅馆，那里的钢琴演奏家穿着小礼服，侍者们则穿运动衫、系领带，下身是短裤和及膝袜子。首都哈密尔顿离这儿也很近。
丹妮尔恨它。那里距离美国有640英里，离巴黎3 500英里。她谁也不认识，那里又多雨，她在考百慕大驾照的考试中还失败了，只能依赖园丁才能进城。房子内部比较破旧，在这个亚热带的大西洋岛上，她也没有发现什么好玩的。“百慕大是个小镇，中等发达水平，有很多英国逃亡者，妇女们吃完午饭就打网球、喝茶。”他们的女儿莱斯利回忆道，她那衣着光鲜的法国母亲则“显得很突兀”。
查克总是在忙生意，他也不怎么喜欢百慕大。他对高尔夫、航海或者深海捕鱼都没有什么兴趣，而居住在这片英属领地上的其他外国商人则多半以此打发时间。不过，只要他在场，他就做他喜欢的事，即帮忙把孩子们组织起来，用他的专业技能给别人带来好处。他们的住所附近有一所学校，他是那里的篮球队教练，他还参加了百慕大旅游委员会。他们最小的孩子——11岁的戴安娜和8岁的帕特里克，注册进入了百慕大的学校。大一些的孩子们，朱丽叶、卡罗琳和莱斯利跟随查克从夏威夷雇用的中国保姆搬到纽约第五大道的曼哈顿公寓，都进入了美国的学校。
菲尼的孩子们也不怎么迷恋“百无大”，不过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些快乐的时光，特别是学校放假期间。菲尼会在那所巨大的房子里款待他们从学校带回家的朋友，有一次竟多达24个，女孩子们睡在楼上，男孩子们睡在楼下，家里的房间都成了宿舍。菲尼可谓一个苛刻的家长，他要求孩子们在假期里工作——帕特里克去卖冰激凌——并且遵守严格的预算制度，他也要求远在纽约的女儿们自己支付超出预算分配的开销，想让她们由此体会金钱的价值。他想方设法地贯彻这项政策。当他的女儿们和一位同龄朋友在曼哈顿的公寓，因与男友通话而积欠了一张巨额电话费账单时，他来到曼哈顿，切断了电话，然后在起居室的墙上挂起一张纽约市地图，在上面圈出邻近的付费电话，他还用透明胶条粘了一袋子硬币挂在那里。有个空闲的卧室是他用的，那儿有个电话，如果有朋友把电话打到那里，而且他恰巧在，他就告诉他们，5分钟后打到第61街和第5街交叉口的公用电话。一些朋友在餐馆里为他庆祝50岁寿辰后要去他家，女儿们央求他把墙上的硬币袋子取下来，可他偏不。于是，朋友们看到了这有趣的一幕，有个朋友说：“我也要给我的孩子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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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百慕大不久，查克和丹妮尔就创立了他们第一个有名字的慈善基金——戴维尼基金。“戴维尼”这个词是查克母亲的娘家姓“戴维斯”和父亲的姓“菲尼”的综合体。它并不是个正式注册的基金会，而只是在建立真正的基金会之前的一种“试运营”，尝试着对个人、教育和慈善机构进行匿名捐赠。作为一名美国大兵出身的世界弄潮儿，菲尼主要用这项基金来资助其他出身平寒，但却天资聪颖、积极进取的孩子，特别是他手下员工的孩子。“戴维尼是我第一次尝试着进行回报。”菲尼说，他第一年为戴维尼基金输送了100万美元。
查克指派新泽西的妹妹厄休拉来管理戴维尼基金。厄休拉飞到百慕大来创建银行账户，“我还记得卡明斯·朱伊尔跟我一起去银行开户，他穿着短裤，当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