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数量。”
当然，数十亿人的生活状况仍然极为恶劣。世界银行公布的极端贫困线是日均收入1。25美元，但即便日均收入是3美元或5美元，人们也还是生活在挣扎和贫困之中。但无论如何，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即使是对最脆弱的“底层的10亿人口”来说，生活质量还是提高了。自2000年以来，儿童死亡率下降了17％以上。1999~2005年，因麻疹引发的儿童死亡数量下降了60％。在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34％下降到了2008年的17％。
《权力的终结》数量革命：粉碎控制手段（2）
众多贫穷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贫困消除也促进了“全球中产阶级”的壮大。据世界银行测算，自2006年以来，28个“低收入国家”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生的中产阶级可能没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富裕，但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群体也是世界上数量增长最快的群体。布鲁金斯学会的霍米·哈拉斯专门研究新生的全球中产阶级，他是这个领域极受尊重的研究人员之一。他告诉我：“1980~2012年，全球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了1倍，从10亿人增长到了20亿人。这一社会阶层仍在快速发展壮大，到2020年将达到30亿人。我估计，到2017年，亚洲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以现在的趋势，到2021年，亚洲的中产阶级将达到20亿人。仅在中国，就会有超过6。7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__
哈拉斯很快指出：“这不仅发生在亚洲，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迅速的贫穷国家中，中产阶级的数量都在持续增加。我没有发现任何表明这种趋势在未来不会继续的迹象。尽管偶尔出现的障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减缓某些国家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但就全球范围而言，这一趋势是确凿无疑的。”
世界的社会经济图景在过去30年中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些改变都是成就，数量巨大且幅度惊人。1990年，世界文盲率为25％，而现在，世界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16％。高等教育普及率有所提高，就连全球平均智商测试分数都提高了。同时，2000年以来，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也下降了超过40个百分点。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再度开始延长。农业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自2000年，发展中国家谷物产量的增长速度达到了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随着市场上新的供应源与制造商的出现，就连稀土（手机制造和石油精炼中使用的17种稀有元素）都不那么稀缺了。职业科学家队伍的迅速壮大或许是推动这些进步的原因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国家中正在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数量从1999年的430万人增长到了2009年的630万人。而很多科学家队伍庞大且还在不断壮大的国家都不在被调查国家之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印度。
人类的寿命更长了，身体也更健康了。综合健康、教育和收入指标以衡量全球幸福程度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显示，1970年以来，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2010年，该指数比1970年还要低的国家用一只手就能数清。2000~2010年，全球只有津巴布韦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下降的。2012年年底，贫困人口数量、儿童死亡率、受教育程度和热量摄取指标与2000年相比都有所好转。简言之，数以亿计的曾经一无所有的人近年来拥有了更多的食物、更多的机遇和更长的寿命。
《权力的终结》数量革命：粉碎控制手段（3）
我的目的不是要像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那样，宣称“在理想的最美好的世界，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事实上，上述所有进步都面临着挑战，也都有往往会转化为悲剧的例外。贫穷国家的进步与欧洲和美国的近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享受了几十年增长和繁荣的欧美中产阶级正在因为金融崩溃而失去他们的经济地位，其群体规模也在缩小。不过，人类的整体寿命延长了，整体健康状况改善了，基本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这一切对于理解当今的权力转移和重新分配至关重要，也让我们能够对当前时事做出更前沿的解释。诚然，“阿拉伯之春”及近期其他一些社会运动对现代技术的运用引人注目，但它们的发生与1980年以来中东和北非人口预期寿命的迅速增长关系更密切，与“青年膨胀”关系更密切（数百万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受过教育，身体健康，未来的生命之路还很长，却没有工作或好的前程），当然，也与政治活跃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关系密切。“阿拉伯之春”兴起于突尼斯并非偶然，它是北非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也是贫困人口向中产阶级转变最成功的国家。事实上，受教育水平更高却又缺乏耐心的中产阶级才是近10年来许多政治变革的发动机，他们渴望的进步速度远非政府的能力所及，他们因无法忍受腐败而变成了强有力的反对派。人口和收入的增长本身并不足以改变权力的行使，权力仍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数量革命不仅是数字的革命，还代表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当人们的营养水平、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见多识广，与他人的联系更多的时候，很多曾经把权力严密保护起来的要素就不再那么有效了。
关键在于：人口数量越多、寿命越长，就越难对他们严加管理和控制。
从根本上讲，任何政权的权力行使都需要控制国家、市场、选民、追随者和贸易线路等。一国的人口（有可能成为士兵、选民、消费者、工人、竞争者或追随者的人）数量越多，能力越强，越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财产，政府就越难对他们进行协调与控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忆及自己从政以来世界秩序的剧变时直截了当地说：“当今世界，杀掉100万人要比控制他们容易得多。”
数量革命让当权者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当使用武力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时，如何有效强制执行？当人们生活得更加富足、更加独立、越来越不易受到伤害时，如何维护权威？当这个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时，如何对人们施加影响并回报他们的忠诚？要管理、组织、动员、影响、劝告、惩戒或镇压众多生活水平尚可的人，再用应对少数生活水平较差的人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
《权力的终结》迁移革命：禁锢行动的时代结束了（1）
今天，不仅人口数量更多，人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人口的迁移也更加频繁。这不仅使人变得更难控制，也通过种族、宗教及专业群体的兴起或思想、资本及信仰的动摇或强化改变了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据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2。14亿移民。过去20年，全球移民人数增长了37％，欧洲和北美的移民人数分别增长了41％和80％。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迁移革命，移民的数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
让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世界人口的加速迁移对美国劳工运动的影响。2005年，6家工会脱离美国劳联—产联（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组成了名为“变则赢”的竞争者联盟。这6家工会中包括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和制衣业工会“团结起来”。在同类工会中，二者低收入移民工人会员的比例均较高，其利益及优先考虑与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等老牌制造业及产业工会不同。这次分裂造成的影响蔓延到了美国的国内政治领域。正如《纽约时报》记者贾森·德帕尔所说：“‘变则赢’在奥巴马总统竞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认为是决定性作用）。”国际人口迁移以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影响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q米q花q书q库q ；http：//www。7mihua。com
根据苏丹立法机构2009年通过的《南苏丹公投法案》，包括居住在美国的约15万苏丹人在内的海外苏丹人有权参加2011年公投，以决定南苏丹是否要独立。哥伦比亚的一些参议员是由居住在海外的哥伦比亚人选举出来的。有些国家散居在海外的人口众多，它们的州长或总统候选人经常去芝加哥、纽约和伦敦等本国同胞定居的地方拉选票并筹集资金，墨西哥的州长候选人和塞内加尔的总统候选人都是例子。
同样，移民也在改变着他们定居的国家的商业、宗教和文化。1990~2011年，美国的西班牙裔人口从2200万增至5100万，以至于现在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西班牙裔；过去10年，美国新增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西班牙裔。在福特汽车公司总部所在地密歇根州迪尔伯恩，40％的人口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其中的穆斯林在这里修建了北美最大的清真寺。这些小团体注定会改变当地的联盟、投票模式和商业策略，甚至会改变教会对信徒的竞争。政党、政客、企业和其他机构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竞争者的挑战，这些竞争者在新的人口群体中根基更深，对他们的了解也更全面。同样的一幕也在欧洲上演着，各国政府已经无力阻止来自非洲、亚洲以及不那么富裕的欧洲国家的移民潮。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子：2007年，一名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男子当选爱尔兰波特劳伊斯市（都柏林以西的一个通勤城市）市长，成为该国的第一位黑人市长。
即使是试图限制新的人口迁移的做法也会导致令人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谈到美国一些州的移民对越发严厉的对待和不友好的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时，墨西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