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记者山姆·唐纳森也在同一架飞机上，我感到很欣慰。当我们在华盛顿安全着陆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项目结束的时候，不少美国大学都向我们这些国际学生提供研究生奖学金，希望我们留在美国继续深造。留下来的想法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不希望做不利于我们这个交流项目的事。毕竟，这是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的国际项目。我们希望回国以后，能用这一年里学到的一切报效国家和社会。我和小叶1985年9月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北京。这时候的我们，同一年前在这里登上飞机，准备去美国的那两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相比，在生活经历和眼界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父母看到我回国，非常高兴。我用在美国一年从每周生活费里省下的钱给他们买了当时流行的“四大件”，包括彩电、组合音响、洗衣机和电冰箱。这些进口产品对当时许多家庭来说，还是稀罕物。为了奖赏一下自己，我还买了一个索尼随身听。此后的一年里，每当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北大校园或者到小叶的学院去看她的时候，我都会一边骑车，一边戴着它。
我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往在学校时的常轨。除了上课和去图书馆以外，我仍旧像以前那样，喜欢抱着把吉他自弹自唱，喜欢参加各种有意思的活动。1985年圣诞节前夕，我和我的朋友陈学毅及高我们一届的英语系女生谭虹、徐淳一起，获得了第一届首都高校英语歌曲比赛集体组一等奖。个人组的一等奖获得者是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歌星的刘欢。他当时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语专业的学生。那时候，他的声音和演唱风格已经十分出色。记得我们演唱结束，回到后台的时候，他曾走过来向我们祝贺。其他获奖者中还包括后来创办麦田音乐公司的清华大学学生宋轲。
1986年3月，我差点儿被选去扮演电视剧《末代皇帝》里面溥仪的角色。有一天，我在学校看书，摄制组一位导演打电话找我。他说，曾经在某个场合见过我，觉得我很像溥仪，想约我去试镜。那时，我正梦想着毕业后成为一名外交官，对演戏并无兴趣，就没有去。
那年夏天，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文化部工作。文化部的职责之一是为中国各驻外使领馆选派文化参赞和领事。我所在的部门负责选送中国艺术家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艺术比赛。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选送了一位中国流行歌手韦唯出国，到南斯拉夫去参加一个国际流行音乐比赛。当时，郭峰刚写出《让我再看你一眼》。在文化部办公室里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一位同事还和郭峰、韦唯开玩笑说：“如果周华真干了唱歌这行，可就会把你们都灭了。”我在工作中遇到过许多不同的人，其中有杂技演员、音乐演奏家、画家、歌剧演员和芭蕾舞演员。我也曾经到英国、日本等国出差，包括带领中国选手去英国参加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因为我对小提琴十分钟爱，这类比赛让我尤其感到兴奋。一些我们选送的参赛者，像薛伟、吕思清等人，后来获得了国际奖项，如今经常在世界各地最顶级的音乐厅演奏。 。 想看书来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5）
英国社会，尤其是外交圈和高雅艺术圈内的人，在礼仪方面往往颇为挑剔。去英国以前，我唯恐自己在衣着和言谈举止上给人一种土气或者缺乏教养的感觉。而在美国，后来我也发现，在澳洲尤其如此——大多数场合，你都可以穿一身运动便装和一双便鞋，没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光。而在面对古板的英国贵族的时候，我不愿意有半点儿含糊。于是，我们说话时会尽量使用大学里学过的那种字正腔圆的标准英式英语，正式场合会穿上最合体的西装。我把这些看做是树立中国新形象和展示中国新面貌的一部分。每当想到自己的工作能够为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作出贡献，我都感到非常骄傲。
到政府部门工作后不久，我便发现，和学生时代相比，如今在机关工作，难免会遇到机关政治的因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以后，觉得需要接近领导，才能获得事业发展和升迁的机会。当时我很理想主义，希望自己能与众不同。不过，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我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唯一能把握的是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样，也许能通过自己对待工作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周围人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如果我能充分发挥自己身上最优秀的潜质——乐观、富有创造力、充满热情，那么，我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我很想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所以我有一种习惯性的、近乎本能的愿望，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希望受到人们欢迎。这些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每年一度工作总结时，每位同事都给了我肯定的评价。虽然我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但我对所有事情都是抱着热情去做的，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即使他们让我去拿报纸、领邮件，我也会轻松愉快地去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永远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让我得到了每个人的支持和肯定。我的两位部门领导都是业务型干部，十分重视人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表现。我的能力可以说是出众的，而我又有着很好的心态，因此，他们也给了我非常好的评价。
在文化部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迟早会被派往中国驻海外机构工作。我内心很希望能被派往美国。我时常回忆起在佛罗里达那一年的美好时光，渴望有机会故地重游。美国让我联想到的是飞快的汽车、最具创意的流行音乐、电影和各类艺术。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来悉尼工作。悉尼在我的意识中，依然很遥远。但我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最早是在大学时从一个电视知识竞赛节目上知道，那里有座著名的歌剧院。后来，在电视播放世界各地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过歌剧院的全景图片。有一天，领导询问我对去悉尼总领馆工作有何想法。当时有人跟我说起，那儿的领馆有辆大奔，而我是一个对汽车一向很着迷的人，于是想：“哇，看来我真要有辆大奔开了！”于是，我便欣然同意了。尽管去悉尼领馆工作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挺有意思，但促使我拿定主意的还是那辆奔驰车呢。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澳大利亚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1988年刚好是白人定居澳洲两百周年。此时的纪念活动再次引发有关澳大利亚国家属性的争议。虽然澳大利亚仍然是英联邦成员国，英国君主依旧是它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寻求独立发展的国家，澳大利亚正在进一步拉开同英国这个前宗主国之间的距离。悉尼两百年前是英国在澳洲建立的最早一处用来流放囚犯的殖民点。如今，这座城市却在骄傲地回顾自己在短短两百年里取得的成就。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6）
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到澳洲，让我有一种颇为异样的感觉。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光是有文字的历史就有几千年了。中国在这几千年里，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朝代，也见证过科技发展和大大小小的文化和社会变革。我们的国家是在经过了这样一种漫长的发展过程以后，才逐渐形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英国人两百年前开始在澳洲殖民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三亿人口。在那以前，中国的茶叶、丝绸和“四大发明”早已传播到世界许多地区了。
澳大利亚和中国有着非常不同的发展道路。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到一起构成的。这些人有着彼此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却聚集在这个新的地方，一起创造了它的成功。尽管到达这里以前并没有共同的历史，他们却在这块新的土地上寻找到了共同之处。他们都有作为澳大利亚人的强烈的认同感，都有为社会贡献力量、为家庭创造更好生活的愿望。尽管澳大利亚社会对于自己国家的属性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位置等等问题经常会提出自己的疑问，这里人们所具有的创造与奉献精神常常令我感动至深。
1988年3月到达悉尼那一天，来机场接我的是一辆230E型奔驰车。在美国的时候，我就熟悉“文化冲击”这一说法的含义了。我去美国的时候，无疑已经经历过一次冲击；这次来到澳洲，又让我经历了一次。虽然坐在领馆的奔驰车上我感觉很愉快，对悉尼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却不怎么好。我们从机场回领事馆经过的是一些偏僻的道路，沿途到处是工厂库房，显得颇为脏乱。我开始纳起闷来：那个美丽的悉尼港湾跑到哪里去了？那些漂亮的砂岩建筑，还有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和港湾大桥，怎么全都没影了呢？我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方来了？
幸好我的外交职责当天就开始了，让我看到了比来时路上更多的悉尼景观。那天晚上，我还没有完全从长途飞行中缓过劲儿来，就随副总领事一起，坐奔驰车到宏布喜湾体育馆去观看体操比赛。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澳大利亚民歌《华尔兹玛蒂达》的曲调。它是颁奖仪式的主题曲，那个晚上被播放过许多遍。我觉得，这首曲子优美极了。
来澳洲以后，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里的人竟然会这么少。澳大利亚人非常热情、非常放松，可这儿的人实在太少了！不管去哪里，都有很多空旷的地方。在国内，你会感觉到处都是人。以前听说，在上海一些公园约会的人们，不同情侣之间有时候因为坐得距离太近，这边一对情侣会因为旁边另一对说了句笑话而忍不住乐出声来。刚来澳洲，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会因为四周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感到不习惯。在国内传统社区的道路两侧，总会看到一些居民坐在住处门前，或者在街上走动。而在澳洲，除了汽车和沿途的别墅以外，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当时我难免好奇地想：这儿的人都去哪里了？我的姐姐、姐夫不久前来澳洲短期访问，他们也问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