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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其实就是通过提高学费，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因为低学费，只是让其他不穷的人也搭了这个便车。
现场提问：首先祝茅于轼老师更加健康和长寿。现在中国很多人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标准下降。在西方，人们有宗教上的追求和约束，对人的内心和良心进行引导。那么如今中国传统文化在没落，而又没有其他方面的信仰可以引导中国人，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茅于轼：我很赞成用宗教的方法提高道德。虽然我本人不信教，但是我观察了很多国家，宗教对于提高道德是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是什么宗教了，要宽容的、向上的这种宗教。宗教搞得不好也会出现危险的，我们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教训。所以我希望是一种宽容、和平、有利于大家健康的一种宗教。
现场提问：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因为给穷人发放小额贷款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您所从事的小额贷款和他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
茅于轼：相同的是我们都不要抵押、不要担保，很容易可以借到钱。还有我们的利息率是比较高的，孟加拉是20％，现在我做的是18％。不同的地方，他主要是针对妇女，90％以上的客户是妇女，而我们这个是男女平等的。还有他的要求，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要还款，我们没有这个要求，我们是一次借一次还。另外他有联保的制度，几个人开会互相担保，你不还我得提醒你等等，我们没有这个制度，我们是个人负责的，没有联保。应该说这些方面，我们对贷款客户的服务更好一些。但是我们的规模非常小，到现在为止，一共大概是四五百万块钱，他有几十亿美金，他的客户有700万，我的客户有二万人，不能比。原因就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控制太严，我们希望金融管制可以放宽。
现场提问：茅老您好，听您的讲座非常开心，我感觉您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最大化，那么对我们自身科技的积累以及对民族支柱产业的建立会不会带来冲击？
茅于轼：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经济学家就讲财富的创造，很多别的事我们不是专家，但是我要讲一条，没有经济基础很多事也干不成。回想我们在80年代初，我们想做很多的事，都做不成，简单一句话，因为没有钱。但是现在我们多有钱啊，现在没有听说一件事没有做成是因为没有钱。在30年之前，根本没有可能。所以，财富是支持一切活动的基础，所以，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非常对的。
我不是说其他不重要，而是说别的发展要有经济基础，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很穷，老百姓还生活得特别丰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同样一个财富水平，老百姓的感受不同，这个跟文化、历史都有关系。我们现在确实钱是不少，但是大家的心态好像不太好，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其实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传统，我们不应该陷入到这种困境里。现在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我觉得这个口号非常对，这跟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恰好是针锋相对的，和谐社会就不要搞斗争了，也不要搞专政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互相尊重，我们要珍视这样一个难得的复兴机会，把中国搞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1）
主讲：丁学良
时间：2008年1月19日
人物简介：1992年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是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现代世界里，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已经不是天然赋予的条件，而是这个国家人的素质、能力，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体制和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形成一个热门。我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来说明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成为热门的话题：第一，以前不研究中国的学者这几年开始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是很敏感的标记。第二，国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公众开始谈论中国威胁（我的看法是宁可被人看作威胁，不要被人瞧不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热”，我觉得有一个在观念上很模糊的地方，就是缺乏“历史的视野”，同时也缺乏国际比较的视野。
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8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有1/4的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在86％，这是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大的经济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这样的水平。对于这样的持续的高速度增长，传媒界、学术界等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崛起”。我一直主张把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再崛起，而不是崛起。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差一个字，含义不一样。
为什么是中国再崛起
为什么要用“再”？那是因为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个资料库的推算（领衔人是经济史学家Maddrson），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年为止总量都是世界第一。比如有一个人把中国、美国、欧洲四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大块进行比较，发现1820…1830年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时期，GDP占全世界的1/3，美国占2％，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即中国的一半。后来由于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仍按照常规发展，到了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全世界的4％。在公元1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如果按照1990年的国家指标来算，就已经达到了450美元，而到1950年，反而有所下降，是435美元。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GDP占到全世界6％…7％，这是按照国际美元价格来算，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65％。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中国过去将近30年经济高速的发展只能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而现在还没有崛起到历史上的高度。
我们再看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时期，那时中国不仅仅是为全世界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而且是为全世界提供多种多样的非物质产品，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生活方式。那时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文明样板，一个是古希腊，一个就是古代中国。提供物质产品很容易，而为全世界提供非物质产品才是最伟大的，因为这是改变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讲香港公务员制度是我们学习的样板，而这一制度又是从英国来的。在西方，人家马上就讲“如果古希腊是全世界古文明*的摇篮，中国就是全世界理性行政体系的摇篮”，最早对此感到惊讶的是原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到了亚洲之后，发现中国的制度太先进了。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像这样全国范围通过考试来筛选官员的制度，然后东印度公司就把中国的体制引回欧洲，加上现代的因素，就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起源。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2）
那个时候中华文明具有一种整体的投射力。不管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多大的成就，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具备中华文明历史上的那种对外的投射力，所以当今中国的“再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其他方面还比较薄弱。这是我强调“崛起”和“再崛起”有区别的最重要原因。
决定国家地位的是制度
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文明具有世界的投射力。为什么这样讲？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盖茨前不久在西点军校演讲，强调美国21世纪在全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乃是美国怎样在全球的范围内用非军事的软慑力，在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对美国的敌视。讲硬慑力，美国不是哪一个可以比的，有报告称，到2005年时世界上第一核力量美国已经领先第二核力量俄罗斯80％。
再一个就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这本书讲一个国家怎样获得大国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看两段历史记载，一段是看美国是怎么兴起的，另一段是看在1850年以前中华帝国是怎么兴起的。现代史，美国是最好的证明，古代史，中华帝国是最好的证明，怎样成为一个顶级大国，打遍天下无敌手。顶级大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多元主义，即能够用不同种族、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宗教团体、不同政治团体的才能为大国兴起提供基本的动力。强调多元主义是美国兴起和中华帝国成为顶级大国最根本的文化体制优势。
美国硅谷就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活样板。那个地方最好的IT人才，无论是做技术、开发、金融、风险投资、推销，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为什么在本国成就不了奇迹，只能来这个地方成就？因为这个地方给了制度上、文化上、社会上最大的多元主义保护。在这种多元主义下看人类历史，汉唐时代的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表现，中国人的人种文化、地域来源非常之多，涵盖的区域是整个欧洲。这些人原来不是来自一个国家，慢慢接受了中国的概念，就是因为文明有整体的优越性。
中国人讲强国，着重的只是有形的因素，比如领土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