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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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中国-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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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些外资企业,一开始把卫生纸等都放在厕所,最后发现放多少都没有了,那么就拿卡车装一车卫生纸来,看用到什么时候,现在慢慢没有问题了。现在我在图书馆做了馆长,发现厕所怎么什么都没有呢,我就提出要放,有人反对说不能放,放了可能就没有了。现在我就开始尝试放了洗手液,一个月多负担480块钱,可以负担得起,但是一个月下来我发现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多,接下来我准备放手纸,看会被拿走多少。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教育学生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不要围观外宾,现在谁围观外宾呢?
  北京现在离开现代化几年,跟广州、乌鲁木齐、拉萨可能都不同,我想广州市最有条件比较快地实现国民的现代化。
  

公众论坛:公民的“思想周会”(跋)(1)
何雪峰
  南方都市报首席编辑公众论坛主持人之一 
  自2007年6月份南方都市报承办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以来,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70余期,这个每周六定期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办的公民讲坛,俨然已经成为广州乃至广东市民的一个“思想周会”——正常容纳200人的报告厅经常拥塞不堪,最高峰时竟然挤进了700多人,讲台下无立锥之地,听众就在主持人和演讲嘉宾的讲台上席地而坐。很多市民朋友把公众论坛作为周末聚会的一个项目,上午一起听讲,中午再吃饭讨论,交流思想。
  公众论坛的设想始于2005年,当时的广东省委宣传部希望创办一个有影响的讲坛,成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品牌工程,这项任务交给了广东省社科联。2005年12月,“岭南大讲坛”启动。2006年2月,针对广州普通市民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正式启动。2007年6月,南方都市报开始承办公众论坛。
  南方都市报承办这个论坛,实则是其成长的一个必然产物。经过十年的发展,南方都市报已经成长为一个主流大报:自2003年的“孙志刚报道”后,南方都市报迅速成长为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自2003年首家开辟都市类报纸时评版以来,南都时评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在当下的转型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主流大报,其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就是启迪民智、监督政府,而这不仅表现每天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方面,也体现在自己实际的公民行动中,作为南方都市报,举办这样一个公民讲坛就是最好的公民行动之一。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是一个面向全体市民的开放式公益论坛,目的在于培养城市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而所谓现代公民,就是懂得常识,并能用常识去思考的人。
  在南都承办之后,公众论坛很快就火爆起来,成为市民和网民追捧的周末思想盛宴,也成为广州的一个文化名片,很多外省市的宣传部门和媒体纷纷前来广州“取经”。我们总结,公众论坛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我们以南都时评为依托,紧扣当下的重大热点话题,形成一个现场讲坛、报纸刊载及网络直播的全方面联动。举一个例子。2008年4月12日,著名学者秦晖来公众论坛开讲《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这个题目秦晖教授此前已经在其他地方做过数次演讲,但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而在公众论坛演讲后,不仅引发媒体、网民对贫民区问题的长期讨论(以“城市化与贫民权利”为关键词检索,百度相关网页约78000篇,Google符合条件查询结果1570000项),而且北京学者还专门为此召开会议研讨此话题,最后还惊动建设部出来回应。演讲文章在4月13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见报后,秦晖与陶短房又就这个问题在南都时评版上几次论战。其他的各场演讲,比如2007年12月5日朱学勤开讲《激荡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2008年3月22日梁文道开讲《从“*门”看公众人物的定义与责任》、2008年5月10日徐友渔开讲《家乐福事件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等等,也都曾在公共舆论中制造出大大小小的热点话题。
  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有参与论坛的那些普通市民。
  由于是开放式论坛,市民自发前来参加,所以论坛的参与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一位增城的打工仔,曾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广州听讲;为了听讲座,一位东莞的出租车司机宁肯放弃半天的收入;也有政府官员,以及成功的企业家——2008年1月5日茅于轼来论坛开讲,结束后返回的路上收到一位现场听众发来的短信,大意是:“我是某公司董事长,得知茅老师的富平保姆学校出了事,愿意捐款一万,以示支持!”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又收到他的短信,“已让秘书把钱汇到茅老学校的账号上,请查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公众论坛:公民的“思想周会”(跋)(2)
现代社会需要一个社会各阶层平等交流的公共空间,而当下中国恰恰缺少一个公共表达、公共交流的公共空间,公众论坛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社会各阶层济济一堂,没有穷人、富人之分,也没有官员、平民之分,他们都是平等的讲坛听众,连座位都是“先到先得”。如果问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哪里,这就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吧!
  在这个讲坛里,还能切身感受到现代公民的理性。茅于轼老师因为他那篇坚持经济学常识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在网络上饱受愤青们攻击,所以,茅老来公众论坛开讲《制度与中国的经济改革》时,我非常担心现场会有愤青来闹事,结果大大出乎意料:茅老刚进科技馆报告厅,早就人满为患的论坛现场听众们突然集体鼓掌,向茅老致敬;在茅老演讲的过程中,听众先后鼓掌几十次;随后的提问环节,提问者与茅老之间也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辩论。网络和现实,怎么区别这么大呢?仔细一想,在网络上骂人,所谓“成本低、见效快,而且还不用负责任!”很多人在网上骂人,常常根本都没看对方说了什么,只是看个标题,就开骂了,毫无理性可言。而在公众论坛,在周六上午,能够牺牲周末休息时间,一大早起床赶车来听讲的听众,自然会花时间思考茅老所提出的问题,即便有不同的意见,那也是理性的批评,而非简单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论坛的这种公共表达和公共交流本身,也会对参与者的理性提出要求:你要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你也要考虑自己的发言是否有理有据,因为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在现场演讲结束进入提问环节时,常常有提问者一拿到话筒就放不下来,甚至会争夺那个话筒,把提问变成了自己的演讲。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恰恰说明,这些普通人,他们有多么强烈的公共表达的欲望,却又缺乏公共表达的空间,因此,他们把论坛的提问变成了自己的演讲。
  市民们听的,是这样一些表面上与他们的生活不搭界的大问题,大叙事——《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茅于轼),《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朱学勤),《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任剑涛),《回望1917——俄国十月革命90年》(金雁),《回归常识——关于现代化道路中的几个误区》(资中筠),《俄罗斯知识分子给人类的启示》(王康)……但是,就是在这样一道道的思想大餐中,在一次次聆听、提问与辩驳中,市民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在潜移默化地滋长。
  广州市民陆伯是南都时评的忠实读者,也是公众论坛的铁杆粉丝,几乎每期公众论坛都能在固定的位置看到这位70多岁的老人家(可见他来得多早)。陆伯不仅来听论坛,还经常送书送材料来报社,给我们这些编辑们,“这个材料非常重要,你们一定要看!”过段时间他还会打电话过来,“何编辑,上次送的书看完了吗?有什么心得交流一下?”
  有这些听众和公民,我们这些公共论坛的操办者始终诚惶诚恐,时刻提醒自己必须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就是公众论坛继续前行的方向与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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