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军：垫付两千多。
陈伟鸿：你们医院总是这样通过减免的方式，让这些需要治病的人得到及时的救助吗？
战胜军：应该说我们10年来就是这么做过来的。但是也很无奈，医疗是要有成本的。
陈伟鸿：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已经病到这样的程度还坚决不做手术。在您接触的病人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甚至比这样的情况更严重的？
王小丫：就是没有钱的。
战胜军：我刚从医的前10年，这种现象几乎是罕见的。那个时候的挂号费是一毛钱，应该说尽管医疗水平很低，技术条件可能也不高，但是在经济上好像彼此没有利害冲突。这是我从医28年的前10年。中间的10年那就是社会在变革。那么从1995年到2005年这10年间，我感觉到看病难看病贵，老百姓有病扛着，是越演越烈，越来越重。有一个病人我们诊断的是肺癌，他自己就是因为家庭困难，那个时候完全可以手术，他不去。拿了片子回去之后，就自己用偏方。
陈伟鸿：用什么偏方？
战胜军：什么蜈蚣煮鸡蛋，什么核桃皮泡水喝。
陈伟鸿：这些所谓偏方就是一些可以少花钱，不花钱，他就宁肯相信它了。
王小丫：这些偏方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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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3）
战胜军：不会有作用的。
王小丫：只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战胜军：对，因为我也是肺癌的患者，所以我对他很关心。我去过他家3次，一次比一次重。我为他免费拍了两次片子，看得很心酸，还没办法跟他说。开始可以手术，后来……
王小丫：已经来不及了。
战胜军：已经有胸水了，已经有转移了，最后到撂炕了。他是含着眼泪走的，我也是含着眼泪送的。
王小丫：对一位院长来说，看着自己的病人因为钱的问题，然后无可奈何地就转身离开了医院，你望着他们这样的背影是什么感受？
战胜军：心在颤抖，身上发冷，很无奈。
王小丫：无奈。
战胜军：说不好是种什么心情，所以只能是尽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尽可能地去做。
王小丫：我想这种爱莫能助的情感一直在折磨着您。
战胜军：像赵惠莲这个患者，她其实要如果早做两天手术的话，她恢复比这还要好，她的费用比这还要低。但是就是由于经济原因，你说能不让人伤心吗？其实自己这些年来，真的就是越来越无奈了。
王小丫：我觉得战院长这个角色挺难扮演的：一方面自己是白衣天使，像赵大姐那样的病人已经晕过去了，被邻居抬了过来，哪怕身上没有一分钱，那也得先救人要紧啊。所以得自己垫上两千多块钱，然后先救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医院常年这样做，那职工，比如说我是大夫你是大夫，我一个月就300块钱工资，我也不会安心的。
陈伟鸿：因为我们的钱都拿去救病人了。
王小丫：对，这些年您怎么办呢？
战胜军：非常为难，真的很为难，左右为难！病人不能不救，职工的工资不能不发？事业还要发展。医疗市场竞争得这么激烈，设备老化的、陈旧的，人员也需要培训。我真的很期盼着有一天，做院长的只考虑技术，只考虑服务，不再去考虑经济。什么时候医生救人不再考虑经济了，那个时候真的太阳也暖了，天空也晴了，人心也都顺了。
◆医院怎么办？
王小丫：我听到过很多抱怨，就是说现在打个喷嚏，去医院可能就是好几百块钱。那面对像赵大姐这种患者，作为院长，您怎么办呢？您怎么能替他们做点什么呢？
陈伟鸿：咱们医院可以做哪些方面？
战胜军：其实很无奈，也没有什么办法去可做，我们只想了一些土的办法。我们是小医院，我们只能用那些常见的、廉价的药品。我们制定了一个《基本用药目录》，比如说抗生素，我们医院可以使几种，使到哪一个级别，现在其实也是一个无奈。医生们要拿奖金，医生们要发工资，可是有的病情又复杂，又得需要加大医疗的成本，而你这头要强行把它压下来又有限定，所以说医生们也很难干，也很不高兴的，他们也是一种无奈。
陈伟鸿：那你这部分经费到底该从哪儿挤出来呢？
王小丫：对啊。
陈伟鸿：平时又要补贴一些患者。
战胜军：我们只能靠多做手术，多去为患者服务，多去完成病例。我一天最多的时候做过13台手术。
王小丫：一天？
战胜军：对，一个月我一个人做过126台手术，一年我做过1100例。
王小丫：这个劳动量太大了。
战胜军：只靠着我们，超负荷，强运转。
陈伟鸿：能撑得住吗？一天13台手术。
战胜军：所以我才严重透支了。现在弄得是有的人跟我开玩笑叫我“缺心少肺的院长”：我的左心室切掉了25％，我的左肺切掉了一个肺叶。我觉得和这些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心理的压力。
王小丫：我知道您的这个员工给您起了一个绰号，他们叫您“抠门院长”。
陈伟鸿：就是什么事都得精打细算。
王小丫：对，您都精打细算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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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4）
战胜军：就拿这个纸张和表格，没有人在上边乱画什么，没有人拿走把它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在那儿画。如果是一个表格写错了字，他用刀片把它刮掉，用胶布把它粘掉，再用。我们在管理学上说叫做开源节流，其实开源的空间很小。
王小丫：所以就只能在节能上下工夫了。
战胜军：对，我们只能在节流上下工夫。
王小丫：这样的话，您的员工会不会对您有所抱怨啊，一张纸写错了都得用刀片给它刮掉。
战胜军：我和员工们常说这样一句话，我说我们生存不易，农民患者生存更不易。我们现在能月月开支，他们一年挣不了1000块钱。回头来，慢慢地也就理解了。我跟他们讲：我说我是一个很无能的人，我不会领着你们去干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业、大事情，我说我只会做这些小事情。他们现在也都理解了。
陈伟鸿：其实大家发现了吗，战院长非常地朴实。
王小丫：对，我觉得我听到战院长说这些话，我感觉到一位医务工作者的良知，一份爱心，但是我更能感受到一个医务工作者的无奈。无论是对患者还是对自己员工的那种无奈。
陈伟鸿：我想战院长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付出了很多，也许今天的讲述，仅仅是他所有付出当中的一小部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看病难、看病贵是很多老百姓都非常发愁的事，好在在我们的周边有很多像战院长这样的医生，用他们的操守，用他们许许多多尽力的努力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也希望能够让越来越多人的都看得起病。我想我们在这里要用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来送给他们。谢谢。
王小丫：谢谢战院长，谢谢。
◆医疗改革是否带来了春天的消息？
陈伟鸿：我们在刚才听了战院长那么多的困惑，此刻我们的心声就是，什么时候战院长的这些困惑能够解除，能够如他所愿专心致志地为病人治病，这就是他一个最大的理想。当然，我想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这也是我们所有老百姓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他是卫生部部长高强先生，欢迎他来到《春天的约会》。欢迎您，高强先生。
王小丫：高部长，您好您好，欢迎，这边请。
王小丫：高部长，刚才战院长他讲述的他的一些困惑和他的一些苦恼您都听见了。
高 强：我和战院长是去年相识的，我把他称我们医务战线上的一个英雄。这不是溢美之词，因为在他身上确实能够看到很多值得尊敬学习的地方。他本身是一个癌症患者，但是他不仅战胜了自己的疾病，也带领着很多的医务人员帮助广大的群众战胜疾病。
陈伟鸿：现在作为患者来说，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我们看病太难、看病太贵，作为卫生部的部长，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究竟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高 强：我觉得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说到哪儿看病都难，到哪儿看病都贵。它是到大医院找名医看病难，也是到大医院或者寻求一些比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费用贵。我跟你们说几个数字：我们现在的三甲医院全国有620所，但是它每年承担的诊疗人数，2004年是3亿2000万，平均一个医院承担将近60万人。
王小丫：这个压力很大。
高 强：这是很大的数字。医疗费用，我再给大家举几个数字：2004年的统计到卫生部部属医院，住一次医院平均需要12000元，到省级的医院住一次院需要9900元，到市级的医院3100元，到县级医院大概只要两千块钱。所以这个贵也好，难也好，都是集中在一些大医院。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如果我们患者得了一些危重的疾病小医院治不了，他必须要到大医院去，费用可能就需要很高。但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患了一些小病的、常见病的、慢性病的也到大医院去，那个承担了很高昂的费用，就不值得了。
看病难（5）
陈伟鸿：其实在您就任卫生部长之后，我们看到医疗卫生系统也为改善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也感觉到其实您身上的这个担子是沉甸甸的，所有人的希望都看着部长什么时候能帮我们来解决看病贵、看病难。咱们接下来说一点让我们高兴的事，能不能把一些我们改革工作当中，让您觉得比较满意的事，说给我们大家听一听。
高 强：满意的事很多。比方说，第一，我们的公共卫生建设最近几年得到明显的增强，现在我们再出现像SARS、像禽流感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有有效的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