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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想说什么？”
“轮到你啦，佛格。该是你先采取行动的时候。”
根据凯蒂跟济马说的，她父亲是中国革命前的国民党将领。在三○年代，他位居北京市长或军事统领要职。虽然身为蒋介石内部权力核心一员，但有次蒋以国共两党会面为由设陷逮捕周恩来时，他却引周安全出城，救了周一命。尽管如此，将军依旧忠于他的党。革命之后，他随蒋残存的拥护者退守台湾。吴家人口众多，有一个元配夫人、二个小妾、五六个子女、一批管家仆佣。凯蒂是第二个姨太太在一九五○年二月所生，十六个月后吴将军被派任为驻日本大使，吴家也就举家迁移到东京。对蒋而言，这一步棋十分高明：一则藉此推崇这位难以相处、直言不讳的将军，一则将之逐出台北的权力中心。吴将军当时已六十好几，叱咤风云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
凯蒂在东京度过童年，她就读于美国学校，这说明了何以她的英语流畅无瑕。身为特权阶级，她拥有多种享受：芭蕾课程、美式圣诞节、私家轿车接送。虽然如此，她的童年很寂寞。她比最年轻的同父异母姊姊小十岁，一个住在瑞士的银行家哥哥，大她整整三十岁。更糟的是，她母亲二姨太的地位，让她在家庭阶级制度里与仆役无异。六十四岁的元配和五十二岁的大姨太，十分忌妒凯蒂年轻美丽的母亲，她们用尽一切手段来削弱她在家中的地位。正如凯蒂向济马的解释一样，那就像生活在中国皇宫里，敌对斗争、派系倾轧、阴谋陷害、无声圈套、虚假笑容等如影随形。将军自己鲜少露面。公务不缠身时，他便把时间花在各个声名狼藉的年轻女子身上。东京遍地诱惑，这类混迹脂粉的机会取之不尽。他后来包养了一个情妇，为她准备高级的寓所，花大笔银子讨她欢心：砸钱买衣服、珠宝、最后是跑车。但这些终究不够，连痛得要命、所费不赀的性能力治疗也扭转不了情势。那位情妇开始移情别恋，有天晚上将军出其不意地走进金屋，却发现她躺在一个年纪比他小的男人怀里。接踵而来的打斗惨烈：尖叫声、锐利的指甲、血迹斑斑的破衬衫。那是一个蠢老头最后的人生假象。将军回到家，把扯烂的衬衫挂在自己房中，贴了一张纸片在衣服上，纸上写着事件发生的日期：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在他有生之年，他就让衣服这样挂着，把它当成纪念碑，独自回味坍塌的虚荣浮华。
月宫 3（6）
后来凯蒂的母亲过世，但济马不清楚是何原因或状况。那时将军已年逾八十，体力渐衰，他突然对小女儿大发父爱，安排她到美国的寄宿学校就读。凯蒂到麻州进入私立费尔汀高中就读一年级时，刚满十四岁。照她的个性，她很快就融入环境，为自己找到适当的定位。她演戏跳舞交朋友，努力读书获得好成绩。待到第四年时，她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回日本去。也不会再回台湾或是其他地方。美国变成她的国家，她用继承来的小额遗产支付茱利亚音乐学院的学费，并搬到纽约来住。她已经在这城市住了一年，现在刚开始第二年的课程。
“听起来似曾相识，对吧？”济马问道。
“似曾相识？”我说：“那是我听过最有异国情调的故事之一。”
“那只是表面而已。撇开一些地方色彩，其余的跟我所知其他人的遭遇几乎一模一样。当然啦，还要加加减减一些细节。”
“嗯，好吧，我懂你意思了。暴风雨中的孤儿，诸如此类的。”
“完全正确。”
我停了一会儿想想济马说的事。“我想是有些相似之处。”我最后说道：“但你真认为她说的是真的？”
“我无法证实。不过基于到目前为止我对她的认识，如果不是真的，我一定会很震惊。”
我啜了一口啤酒点点头。很久以后，在我更了解凯蒂的为人后，我才知道她从不说谎。
跟济马同住愈久，我愈不自在。他替我支付休养身体所需的费用，虽然他从未抱怨过，但我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其实不很稳，这样无法再持续多久。济马从纽泽西的家里得到一些帮助，但基本上他得赚钱养活自己。大概是同一个月的二十号吧，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学校提供助学金请他来念──学费全免再加上两千块的津贴──就算这笔钱在当时算是丰厚，也不够一年的开销。但他还是继续照顾我，无怨无悔地逐渐掏空微薄的存款。济马会这么慷慨大方，除了纯粹的利他主义外，一定还有什么理由。回溯我们仍是室友的第一年，总觉得他有点受我威胁，被我完全愚蠢的行为给压制住，可以这么说吧。现在我为生活所逼，也许他觉得这是个取得优势的机会，调整双方友谊内部平衡的时候。我怀疑济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但现在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声音里头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尖锐的优越感，很难不去察觉他从取笑我当中所获得的快感。我有点厌烦，但也没动怒。我那时的自我评价滑落到谷底，暗地里欣然接受他的烦扰，把它当成一种制裁、一种罪有应得的惩罚。
济马个头小、身体结实、头发黝黑鬈曲，一副从容正直的样子。他戴着金属框眼镜，这在当时很流行，刚蓄的胡须让他看来像个年轻的犹太教士。我在哥伦比亚所认识的大学生里头，他是最有才气最勤恳的一个，要是他能坚持下去的话，绝对具备成为优秀学者的潜力。我们对那种晦涩难懂没人记得的书有相同的热情（莱克福隆的《卡珊卓》、乔丹诺·布鲁诺的哲学对话、约瑟夫·朱伯特的笔记，这里只提出几个我们一块发现的东西），但我只有狂热，而且是分散在这些作品上，而济马却是周密完善、有条有理，专注的程度常令我惊讶。尽管如此，他并未因自身的评论天赋而沾沾自喜，反倒把它们当成次要的事。济马对生命的主要关注在于诗的创作，他花大量的精力时间在上头，仔细地推敲每个字，好像世界的命运就维系于他所勉力维持的平衡一样──当然，这是惟一合理的办法。在许多方面，济马的诗正如同他自己的身体：紧密结实、连绵紧凑、羞怯腼腆。他的意念绵密交织，我常难以领会其中的深意。但我还是很佩服那些诗的奇特以及语言文字坚若盘石的质地。济马信任我的意见，而每当他问的时候，我也总是尽可能地坦率并给予鼓励，但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也不会客气。我自个儿是没什么文学抱负，这就让一切比较简单。如果我批评了他的作品，他很清楚这不是由于我们之间不曾挑明的竞赛。
月宫 3（7）
他过去两三年来都跟同一个人在谈恋爱，对方叫做安娜·布隆或布农，我不确定是怎么拼。她住在纽泽西市郊济马家的对面，跟他妹同年级，也就是说比济马小上好几岁。我只见过她一两次，她是个娇小的黑发女子，脸蛋满漂亮的，看起来精神奕奕、很有活力，我觉得她对济马这种认真的个性来说，也许太难掌握了。夏初，她突然飞去找在异国担任记者的哥哥威廉。从那时起就音讯全无──没有信，没有明信片，什么都没有。几个礼拜过去，他对这种缄默越来越感到绝望。他每天都到楼下看看信箱，用这个仪式开始每一天的生活，而进出大楼也一定会去开关那个空荡荡的信箱。连清晨两三点，这种根本不可能有信送来的时间也一样。但济马无力抗拒这种诱惑。很多次我们两个在街角的白马酒馆喝啤酒喝到半醉回家时，我就会亲眼目睹那番痛苦的景象，我的朋友摸索着信箱的钥匙，盲目地伸手探寻不存在的东西。也许那正是济马何以能容忍我待在他家这么久的原因吧。撇开别的不谈，我是个可以聊天转移注意力的对象，是个古怪又难以捉摸的有趣慰藉。
不过，我仍是他经济上的负担。他愈不提这事，我感觉就愈糟。我打算等身体够强壮时就出去找工作（任何工作，什么都没关系），开始偿还他花在我身上的钱。虽然无法解决另觅住处的问题，但起码我说服济马让我睡地板，他自己则回床上去睡。换房后几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开始了。开学第一个礼拜的某天晚上，他拿了一大包文件回来，郑重地宣布他一个在法文系的朋友接了急件翻译，现在才发现自己没时间做。济马问她愿不愿意把工作转包给他，对方同意。那些手稿就是这样来的，那是冗长乏味的档案文件，约有一百来页，都在讨论纽约法国领事馆的架构重组。济马一提到这个，我就明白自己派上用场的机会到了。我法文跟他一样好，我这么跟他解释，既然目前我没什么重任在身，何不把翻译交给我呢？济马反对，但我已经料到他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我逐步瓦解他的防线。我想结清我们两个之间的帐，我说，而这份工作是最快最实际的办法。我会把钱给他，有两三百块吧，那这么一来我们就扯平了。最后这个理由终于说服了他。济马喜欢扮演殉道者的角色，不过一旦他明白我的心理健康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时，他立刻就退让。
“好吧。”他说：“如果你觉得这么重要的话，我想钱可以平分。”
“不。”我说：“你还是不懂。钱全数都归你。不然这一切没有意义。每分钱都要给你。”
我得到我想要的，几个月来头一次觉得人生又有了目标。济马早早就到哥伦比亚去上课，其余时间我可以自由使用各种设备，坐在他书桌前心无旁骛的工作。原稿的文笔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