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有农历七月十七的月光,我的心情像极了广场上的路灯,有些朦胧,有些伤感。忽然间想问一个问题,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点,遇到一个怎样的人,才算是有缘?那夜,我想到了她曾经说过的“缘在天意,分在人为”;只是,时至别离,我和她的缘分就如同我与她并行时保持的距离,似乎很难接近了。迎面而来的笑容,转身离去的背影,这是我们每次在一起的开始与结束。
后来,我在刘若英《后来》的歌声里又想到了那个有着麦芒一样美丽睫毛的女孩;后来,我从阿欣那里得知,海月来杭州时其实已经带来了冬天要穿的衣服;“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换了一张手机卡,换卡前给那个曾经熟记的号码发去了最后一条短信——“谢谢你”!再后来,每每想起“薇心”那两个字,我的心就会笑,就会痛。
后记: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眼里五光十色,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理解里总是琢磨不透,如果没有开始的一段旅途在两个人看来已经是疲惫不堪,那前面也许的美丽风景在哪里等待着他们呢?!风雨并不只是存在于这个大自然中,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属于他自己,那他的心中也一定会有着风风雨雨。有时候你就得一个人去面对,谁也帮不了你,尽管有许多人在关心着你。在明天太阳重新照耀到你的时候,你又会开始新一天的忙碌。你也许好想倒下睡着,什么也不去想,但你在此时又怎能入眠;况且睡着了又如何,梦中可会出现那张你梦寐想见的脸?醒来时你的脸上可会有着未干的泪痕?经过一遍遍的倾诉,你还能向谁去倾诉,你还想向谁去倾诉?有时男人比女人更脆弱,更难做到抛却往事,面对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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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她”的故事(1)
来这里不久,我结识了一位江西老表,上饶人氏,性情敦厚,做起事来乐观积极。从交谈中得知,他去年曾在浙江经商,做海鲜买卖,但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没有坚持到年底就出现了窘境。他因此注销了公司,干脆出来打工。他是行伍出身,在部队时曾做过后勤工作,此次到这家公司来,他应聘了后勤科的职位,上岗后很快显现出了干劲十足、精力充沛的军人作风。
七月份厂报的编辑工作业已开始,我向他约了一篇稿,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看到他手稿上的署名是文青,我们又同是七七年出生,他略长我几个月,于是我便时常称呼他为文青兄。他由于是做后勤工作,接触的事自然琐碎而且繁多,接触的人更是从公司老总到清洁工面面俱到。他的笑脸与耐心使他很受大家欢迎,也让他有了不错的人缘。文青所在的管理部有个做人事工作的女孩,湖州人,看起来挺干练的一个小女生。我曾在闲聊中跟文青提起过这个女孩几次,言语中还加了些赞赏之词。文青以为我对她“有意思”,便说要帮帮我。他把她的手机号告诉了我,并让我给她打电话或是发短信。
过了好几天我却既没给她打电话,也没给她发条短信,因工作需要,我经常会去文青所在的部门,但那时我与这个女孩还没有只言片语的交谈。我觉得冒冒然地给她打电话或发短信不太好,所以那段时间我去管理部时也只是多看她几眼而已,奇怪的是我发觉她也在时不时地把目光投向我,我想这可能是两个互相之间矜持着不打招呼、不说话的人彼此都好奇对方的缘故吧。
有一天晚上,文青兄来我房间,兴冲冲地问我可曾和那个女孩联系过,进展如何。我不好扫他的兴,便说给她发过二次短信,但至今还没收到回信呢,看来还得等等。他说不会吧,可能是她没收到,你的号码是北京的吧。我奇怪他为什么这么说,难道北京的号码给浙江的号码发短信有什么障碍?文青拿过我的手机,他说他要给那个女孩拨个电话,但不等她接听他便挂机了。我坐在一旁没有阻止他也没有表示赞成。我承认自己确实想让那个女孩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可是那天晚上她到底是没有任何反应。
又过了几日,某个周末我去小武家吃晚饭,当晚因为多喝了几杯,头晕晕的,回到房间茫然地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拿起手机把“电话薄”里的名字一个个地翻看,等我翻到那个女孩的名字时,我竟然莫名其妙地按了“呼叫”键。我听到她的手机响了一声、二声、三声,可是没等第四声响我终于还是挂断了电话,因为我忽然意识到其实我没什么话跟她说。不知过了多久,我枕边的手机响起了信息提示音。我迷迷糊糊地看到手机屏幕上有三个字:你哪位——没有任何标点符号,我仿佛看到了发信息的那个人冷淡的表情。我接着往下看便是她的姓名和手机号了,虽然等到了她的短信,可我当时并无半点惊喜的感觉。将手机置于一旁,我睁着眼躺了一会儿,心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好大概好在今晚我似乎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只是,手机屏幕上那三个突兀的字给人的感觉实在不好。
我照例时常去管理部走动走动,也习惯性地朝那个女孩多看几眼。她依然是那么的“干练”,只是我以前那种很想跟她说几句话的欲望少多了。不知不觉已到了八月份,七月份的厂报也已经出版了,只待王总从北京把报纸带回公司(七月底的一段时间,王总一直在北京出差,其间和我们报社的领导有过会晤)。建军节后的一天上午,我在登记公司各部门报上来的厂报通讯员名单时发现其中为数不少的通讯员没有附上联系方式,我记起小武曾跟我说过,管理部人事科那边登记着所有员工的工作岗位及联系电话,而那个干练的小女生便是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看来我要主动跟她说话了?!我在心里笑着问自己。拿起登记表,我从五楼进入了电梯,管理部在一楼办公。电梯下降到三楼时停住了,门开时她居然就站在外面等着,我发现她脸上有一种略略惊讶或者说是一种不可用言语来形容的表情,而我的惊讶表情肯定比她明显一些。我们彼此微笑着点头致意,她进电梯后并排站在我左手边。“一楼”?她似乎是在问我,因为此刻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对”!我应了一声。之后便是几秒钟的沉默。“你可以帮我查一下这几个人的联系电话吗”?我问她,她从我手中接过登记表,略略看了一下便回答道,“好的,没问题”。电梯很快到了一楼,我和她一并往管理部办公室走去,彼此无语。
我和“她”的故事(2)
当晚,文青就在职工食堂点了一大桌菜,他那些管理部的同事几乎悉数光临。那晚她也去了,当我从公寓楼下来时她刚好出公寓楼正朝食堂方向走着,我是个步伐如飞的人,而我们那时又是“同道”,因此没走几步我便“跟”到了她的身后,谁知她又恰好转身朝后张望些什么,既然已经近在咫尺,又已经面对面了,我便笑着跟她打招呼道,“你也是去赴宴吧”?!她只是回以略略一笑,并不言语。而此刻我的脚步已然快超越她了,并肩同行吧,时至今日我当然不会不好意思——只是她方才的一笑令我感到索然无味;快步离去吧,这样做似乎又不太礼貌。我正踌躇着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文青在食堂楼的窗口出现了,他大声地朝我喊着让我快点快点,我终于如释重担。
席间大家轮流着向文青祝贺、敬酒,他又热情地举杯回敬,几个回合下来,文青那“健康色”的脸已是黑里透红,说起话来也开始颠三倒四。当晚他是“主角”,而平时他又是经常能逗人乐的“笑星”,这就可想而知他对活跃席间气氛有多大贡献。席间女生居多,那几位女生一开始便大嚼大咽,平日里的文雅与矜持抛得无影无踪。我注意到她很少动筷子,但是电话挺多,而且每次接听电话的时间相当长。与那几位挥汗如雨、大块朵颐的女孩子相比,站在窗口一旁将手机紧贴耳朵的她倒是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的酷。她没向文青敬酒,菜刚上到一半时她就起身走了,走时也只是跟坐在她身边的一个女孩告辞。这是否也算是一种“酷”呢?
那晚文青兄显然是喝多了,酒宴快结束时,他去了趟厕所,耗时相当地长。等文青重又回来时,他的宾客已走了十之七八,好在还有后来“增补”的两位女士仍然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一桌子的残汤剩菜,这既能烘托一下气氛,又能使文青的那一百元稿费发挥出最大价值。此后没过几天,管理部发生了一系列人事调动。其中,小武被调到生产部,而那个女孩被调到了公司外贸部。据管理部众多人士评论,他们俩的这次工作调动都算不得是“高升”。此后我去管理部的次数也少了,主要原因是小武被调走了,而我和他是厂报编辑部的同事,以后厂报的相关工作我就得到生产部去找他了。另一个女孩接手做管理部的人事工作,每当看到这个女孩被一群男人围着问这问那所显现出的局促与慌乱,我便能想起她——她当初和这个女孩做着同样的工作,也是时常被一群男人围着问这问那,但她却未曾有过丝毫的局促与慌乱,她在处理这些人事工作时总是那么的沉着与干练。我想这也许就是我比较欣赏她的地方吧。除此之外呢,我想我并不愿意知道她更多。也许有些人之间就只适合做“点头之交”,这样留给彼此的感觉也会更好一点。
九月初的一个傍晚,我第一次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想请我喝酒。我很是惊讶,“你没打错吧?”她平静地说,“应该没有。你不就是那个从北京来的驻厂记者吗?”
她要了一瓶张裕解百纳干红,自斟自饮一杯又一杯。我的面前放着一瓶冰镇纯生啤酒,点酒时我已申明,“我是个粗人,喝不惯红酒,恕不能奉陪。”“现在开始吧,”我对她说,“你应该有些故事要讲给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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