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昏昏沉沉、无精打采，现在回想起来，就像个在戒酒的酒鬼。当然，我并不喝酒。
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可能会在二十五岁时结婚吗？有理智和谨慎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不过我也不会邀请理智和谨慎的人出席我的婚礼。（由于我的坚持，新郎的客人里也没有这样的人）。无论怎么说，我都是一个粗心的女孩。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人造成数千英亩的森林被烧毁。这位肇事者开着车在国家公园里逛了一整天，车后的消声器脱落下来，刮碰到路面，擦出的火花落到干枯的灌木丛中，这样每隔几百英尺就点起一小堆火苗。后面其他开车的人不断地按喇叭、挥手，试图引起司机地注意，但是车里这位依然自得地听着收音机，对身后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这个人就是年轻时候的我。
当我到了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当我和前夫携手毁了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当我的生活被彻底打乱的时候，我对几个好人和几个不怎么好的人，还有一大群无辜的旁人问道：“你不是在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我弄出来的吧？”
然后我就抑郁了。
贵格教派的牧师帕克·帕尔默在谈及自己的生活时说过，抑郁就像一位老朋友，帮助他摆脱了过去极度夸张的虚假欢愉。帕尔默说，是抑郁带他回到了现实当中，可以脚踏实地地生活着。在豪放不羁地生活了很多年之后，我也需要把自己带到现实中来。我也需要抑郁起来，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要严肃而且悲伤。
婚姻的忠告：戒掉迷恋（8）
我利用那段孤独的日子来认真审视自己，如实地回答痛苦的问题，并且在一位医生的耐心帮助下，寻找过去惨淡人生的原因。我四处旅行（比方说和英俊的西班牙人邂逅在汽车终点站），努力追寻着快乐的真正源泉。我花了很长时间独处，我以前从未试过如此孤独，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我学会了如何祈祷，祈求那片被我烧成一片焦土的大地能够原谅我。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自我安慰，可以抵御所有不长久的爱与性的诱惑，以一种全新的成年人的角度问：“从长期来看，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对两个人都有好处？”简而言之，我长大了。
伊曼努尔·康德①＇①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
＇认为，鉴于人类的情感是如此复杂，我们一生中会经历两次青春期。当我们第一次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是身体变得成熟；而在第二次青春期时，我们的思想变得成熟了。我始终认为，正是年少轻狂时的失败，才教会了我们如何在情感上成熟起来。但是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这两件事一直不能相提并论。向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询问那些四十岁的女人需要几十年才会理解的问题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也许我们都必须经历第一次青春期的痛苦和错误，才会把自己提升到另一个境界。
不过，就在我沉浸在长期的孤独和无助之时，我遇见了斐利贝。他是那么的善良、忠诚和体贴，不过我们俩都没有着急。因为这不是青春期躁动的爱，也不像早恋或者“夏令营最后一天”的那种爱。虽然我承认，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爱情故事似乎很浪漫。真的，我们是相遇在热带的巴厘岛上，在摇曳的棕榈树下，等等。你很难再想到比这里更完美的场景了。当时，我还记得自己在写给住在费城的姐姐的邮件里，详细地描述了整个梦幻般的场景。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有些不公平。凯瑟琳——在家里带着两个小孩，还要面对一栋巨大的需要维修的屋子——只是简单地回复说：“好的，我也打算这个周末找个热带岛屿度假去，带上我心爱的巴西情人，不过到那时可能就人满为患了。”
是的，我和斐利贝的爱情是如此的浪漫，我将永远珍视这份爱。但那种爱并不是迷恋，这就是我所能告诉你的：因为我从没要求他变成我的大救星或者生命之源，也从未扑进他的怀抱做小鸟依人状。在漫长的恋爱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同时也尽力迎合斐利贝的特点。在彼此的眼中，我们很有可能是漂亮而完美的，但我们也从未丢掉自己的本真：我是一个可爱但憔悴的离婚女人，需要控制好自己的浪漫情结和胡思乱想；斐利贝则是一个深情、秃顶的离婚男人，需要控制自己的酒瘾，以及内心深处对背叛的恐惧。我们是两个相当不错的人，忍受着内心深处的伤痛，在彼此的身上寻找着某种东西：善良、吸引力，以及对信任和被信任的向往。
时至今日，我不想让斐利贝承担起做我另一半的巨大责任，这只会使他徒增烦恼。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他还不能，即使他自己也想这么做。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这就是我的生活习惯。弄懂了这样的事实，我才可以说自己在哪里结束，别人就在那里开始。这话听起来像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小花招儿，但我必须说清楚的是，我花了三十五年才弄清了这一点，明白了那些理智的人们对隐私的看重。就像刘易斯①＇①作家、教授、学者，一直任教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英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纳尼亚传奇”系列的作者。 。 想看书来
婚姻的忠告：戒掉迷恋（9）
＇在形容他妻子时说的那样：“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我有我的痛苦，与她无关；而她有她的隐忧，不干我的事。”
换句话说，一个人加上一个人，有时候还可以等于两个人。
可是我怎么会知道自己不再陷入迷恋当中？我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吗？斐利贝对我有多忠诚呢？我们不会因为外界的诱惑而背叛对方吗？
当我意识到斐利贝和我已经变成了我姐姐所说的“长期囚徒”时，就开始反复地在心中询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老实说，说到忠诚，我对他比对我自己更有信心。斐利贝在感情生活上的经历比我更简单。他是个无可救药的一夫一妻论者，对待自己的伴侣一心一意。他的忠诚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一旦他认准一家餐厅，就恨不得每天晚上都去吃饭，从不考虑换换口味。如果他爱上一部电影，他能连续地看上一百多次。他最喜欢的衣服可以穿上一年。记得我第一次给他买了一双新鞋的时候，他对我说：“噢，你真是太贴心了，亲爱的，但是我已经有一双鞋了。”
斐利贝的第一次婚姻破裂并非是因为不忠（他已经有了一双鞋子，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相反，他们的婚姻承担了太多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幸，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件很遗憾的事，因为我真的认为斐利贝是个完美的丈夫。他对婚姻的忠诚是骨子里的。我这么说可能有些随意。不过近来学界盛行着一个理论，它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打算生孩子的人，另一种是打算养孩子的人。前者形形色色，而后者总是一成不变。
这就是著名的“好爸爸和坏爸爸”的理论。在进化学的圈子里，这个观念并不作为一个道德评判标准，而是被降格当做遗传基因的水平线。在男性体内似乎存在着一种叫做“血压激素受体基因（vasopressin receptor gene）”的微量化学成分。具备这样基因的男人通常忠诚可靠，是值得信赖的伴侣，可以与之生儿育女，白头偕老。（就让我们把这种男人称做“哈利·杜鲁门①＇①②此处用两名不同风格的美国总统来指代老好人和花花公子。
＇”吧）另一方面，而缺少这种基因的的男人缺乏家庭观念，很容易出轨，经常会出去寻花问柳。（我们管这样的男人叫“约翰·F·肯尼迪②”）。
在女生物学家当中，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在男性生理解剖当中，他的准伴侣只会担心一个部分的尺寸。不要乱猜，我们说的是他的血压激素受体基因的长度。拥有较短基因的约翰·F·肯尼迪们在这个世界里到处游荡，四处留情。他们的后裔遍地都是，这对人类这个物种来说是个好事，但是对那些爱过她们的女人来说则是一场噩梦。而那些具有较长基因的哈利·杜鲁门们则经常会发现自己抚养的是约翰·F·肯尼迪的孩子。
斐利贝是个“哈利·杜鲁门”式的人。当我遇见他的时候，我刚刚离开了一个“约翰·F·肯尼迪”，对于他们的光鲜的外表和用情不专极度厌倦，我想要的只是一份坚贞的承诺。但是我并没有把斐利贝的一本正经当回事，也没有过于看重自己的忠贞。历史告诉我们，在爱情和欲望面前，几乎任何人都是无能为力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挑战着哪怕最坚固的忠诚。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害怕的东西，当我们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那种难以控制的“事情”就会出现，并最终打破这个平衡。 。 想看书来
婚姻的忠告：戒掉迷恋（10）
你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事情呢？
关于这个问题，心理学家谢莉·P·格拉斯的书给了我答案。她对婚姻当中的不忠行为做了大量的研究。她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一些原本善良正派的人，甚至是哈利·杜鲁门一类的人，突然发现自己被欲望的洪流所包围，在不经意间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里我们谈论的不是那些情场老手，而是一些值得信赖的老实人，我们想知道的是他们是如何失掉了自己的道德底线的。有多少次我们听到过这样的话——“我并没有打算出轨，但是它就是这样发生了”！照这么说，通奸听起来就像是一起车祸，发生意外的全部原因就是司机的瞭望不周。
但是通过研究，格拉斯发现，只要你能够“挖”得更深一些，你就会洞悉这些偷情的真相。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格拉斯写道，当一个丈夫或者妻子交了一个新朋友之后，一段显然单纯无害的亲密关系就诞生了。你不会觉得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