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这样看，作者却未见得是这么想，因为他在作品中根本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够代表正确路线的人物来，而且，作者也没有给人指点出一条正确革命路线的自信，他清楚自己并非什么“灵魂工程师”之类。
说到“沉重”，那是题材决定了的，沉重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革命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除非不写，否则，无法避免这种沉重。问题是，中国有太多的农民，中国的封建社会迟滞了太长的年代。书中所见生活环境的贫穷险恶，人物命运的多乖多厄，这并不是革命造成的。按照时间推算，书中的人物应当是阿Ｑ、小Ｄ、黄胡、吴妈的接代传人，四九年的革命首先属于他们。尽管革命的暴力夹带着诸多的苦难，但它毕竟是这些人为寻求生存与发展所作的努力。只是，由于贫困与落后形成的蒙昧、狭隘、保守，这又实在太容易让他们“极左”了，能说“极左”表现的盲目、狂热和带着好些残酷性的特征与这一切没有内在联系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承认，革命无法割断历史，这也应该属于“中国特色”之所指了。
对此，写作时，作者的确颇有些“沉重”的感受。《引》中所叙彭石贤入狱的经历几乎是纪实。他之所以走上那条屡屡遭遇劫难的人生之路，完全是孕育他的社会环境使然。当时，既然人们都无法走出那个社会文化氛围，也摆脱不掉传统意识留给人们的心理积重，悲剧就非彭石贤独有。事实上，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不带着那个年代独特的悲剧色彩，从李寿凡到张仁茂，从姚太如到张炳卿，从龚淑瑶到李墨霞，仅仅是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情景而已。对此，作者并不以为自己体验到的“沉重”会比与他一同生活过来人要来得更深刻，仅仅是，他愿意诚诚实实地告诉人们亲身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的一些人和事。如果说作者的故事让人听来感到“沉重”，甚至还有可能使某些人难堪，那可不是作者的事，剧院里既上演喜剧又上演悲剧，哭与不哭，笑与不笑，乃至看与不看，谁也不能勉强他人，但删除《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一场，却不会找到另外更好的“卖点”了。
（二）形象性。
意见之一 有位女士认为，《左青石》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尤其是黄大香与吴枣秀，那种鲜明的个性，可谓光彩照人，黄大香的宽厚仁慈令人感慨，令人折服，吴枣秀的勇敢与挚爱的真情同样撼人心魂。相对而言，这种夺目的光辉，男性形象似乎少了一点。比如田伯林，作者把他写得太窝囊了，他全无一点做人的尊严，简直连条狗都不如。也许作者是想借他反衬吴枣秀，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吴枣秀，老实说，这种人真不值得吴枣秀去爱。另外，田伯林与吴枣秀由开始的尖锐对立到后来的生死同命，这个转变过程也写得有些仓促，有些突然，虽然，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还是应该交代得更清楚些，那才会令人信服。
意见之二 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成功，在于它有没有生活深度，光彩夺目只算一种，让人扼腕叹息，如田伯林，这也算得一种。田伯林的窝囊是他尴尬的社会处境和婚姻状况的反映，而他的个性心理则是他，乃至他们田家好几代人处世经验的积累。人生百态，世界并不多余田伯林这样一种生存形态。他与吴枣秀之所以能够做成夫妻，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个性方面，既得益于吴枣秀的泼辣，也得益于田伯林的窝囊，不是吴枣秀骂得痛快淋漓，田伯林振作不起来，同样，不是田伯林的窝囊，吴枣秀的锋芒早就给挫折了，正是因为这泼辣，这窝囊之中有恨、有怨、有情又有爱，他们才做成了夫妻。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两人之间交流感情的方式就是如此的特别，也唯其如此，这戏才有声有色。这里表现的主要是人性的沟通，而非阶级立场观点的转变。如果要论及人物形象的个性化，书中的男性并不比女性逊色，不仅是田伯林，姜圣初更可以算得上一个性格特色十分突出的艺术形象。读他，就如读中国的近代历史，处在极端贫困、落后的环境重压之下，他的性情被严重扭曲变形：愚昧而又暴戾，趋炎附势而又自鸣得意，极度的麻木不仁而又永远的心安理得。如果真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忧患意识的人，面对着这种可哀可痛，可笑可怜的人物想一想，也许会要寝食难安呢！
感想：通过形象直接诉诸读者的感官以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创造形象是艺术家的主要责任，作品的成败得失只在这里。如果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写活几个人物就算是不错，如果能够创作出十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来，那是很值得作者骄傲的了。师友们显然是过分地夸赞了作者。
对于文学作品的领会和感受，不会有太大的性别差异，出现上述情况，我想只能是个人感受事物的角度不同。大概，每一个人阅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有自己偏爱的人物，有时还难免过分激动。无论是特别关心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写，或者尤其着眼于男性人物的刻画，都会各有其理由，因为，读书是寻求一种感情享受，完全可以有个人的好恶，应该允许各取所需。往往，读者是在找到了贴近自己生活体会和感情需求的切入点之后，才进而把握住整个作品的，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读书方法。而且，阅读还可以启动读者的创造能力，有时候，读者会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渗入其中，他们的想象可以使书中的形象更为丰满，更为生动。
艺术应该创作什么，不该创作什么，这大概不由读者，也不由作者，而是由生活所决定，首先是生活启示了作者什么，作者感受到了些什么。
（三）典型性。
意见之一 对于经历了那个艰难年代的人来说，都会相信《左青石》中的人物和事件并非虚构，惟有真实，而后才谈得上典型不典型。现在尚在流行的所谓创造典型之说，不过是为造假骗人的事作遮掩。生活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艺术就应该写出怎么样来，让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去看“三突出”的样板戏，那只会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
意见之二 无疑，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照相不是艺术，之所以称艺术为创作，就在于它少不得作者的加工与改造，如果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具备典型性，它的社会意义就会十分有限。比如黄大香这个人物，我想很可能实有其人，并为作者特别熟悉，所以才写得如此生动。但是，由于作者采取了自然主义的写法，取材没有选择，写她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事太多，以至削弱了这个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创作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
感想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明白的问题，如果认为艺术是武器，是工具，或者是侍女，那么，典型就应该是最有力、最好使、又最听话的东西了。可是，艺术不是，它体现的是创作者的品性与人格，除非作者自甘堕落，否则，就不要去追求这种东西。说艺术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首先是“不可能”，而后才是“不应该”，这话大概没有错得太远，确实，《左青石》里没有哪一个人物形象会等同于生活中的某一个人。但是，有些典型论者进一步说，艺术可以“虚构”“高于生活”的典型，唯其这样才够得上艺术的真实。难怪有一次作者与人谈到创作黄大香这个人物形象时，承认自己借鉴了母亲的言行心态，并说，如果没有母亲就很可能写不出黄大香这个人物，甚至写不出这本书来。听者立即感到了失望，认为作者肯定会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而使艺术形象丧失光辉，并断言，那样写，即使再生动也不会是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这显然是嫌弃像母亲一类的小人物，觉得他们太平凡，抑或太渺小，少有社会意义，因此不够典型。可他当时还没有看这本书，那只是一种理论造成的偏见。什么叫典型？不明明白白说典型就是造假，而要说“可以虚构”，不爽爽快快宣称不必真实，而拐弯抹角慌称必需“更真实”，实在玄而又玄，这种典型论简直与魔术师的障眼法毫无差异了。
作者主张，强调艺术作品的真实还不如强调艺术创作的诚实。他只愿意老老实实地写出他对生活中一些人和事的印象和感受来，因此，也就不肯胡乱地去包装黄大香。她是一个弱者，不写她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能写些什么呢？当时，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是她得以生存下来的唯一可行的方式，而这并不损害她做人的尊严，事实上，她始终保持了生活的信念和做人的良心。作者认为，未见得弱者都不伟大，强者就一定伟大。如果硬把她写成双枪老太婆，那当然痛快，后来，我们甚至可以免除“反右”、“*”之苦，面对亿万“双枪”，谁敢放肆？然而，这却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同时，无视这些人的苦难也违背了作者的良知。
人生只是一种跋涉。每个人都会在从现实到理想的旅途中表现出努力的艰辛与追寻的向往。书中没有大人物，我便没有着重去描写大事件，渲染大场景。我以为那不是由小人物把握和主宰的事，尽管他们参与了，感受了，却只是像对天气的变化一样，他们关心的是会不会落湿衣服，或能不能打柴晒谷子之类的小事，但是，这些人的跋涉一样艰辛，他们的心路一样复杂，他们的人生一样具有启示的力量。小人物便不算典型，写他们便没有社会意义么？可并没有人说，世界仅是大人物创造的！作者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创造的，都可以是一种典型。既然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属于社会的，那就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件事不具有社会的意义。于作者而言，每个人物为他所提供的审视世界的角度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便是一条观察与了解世界的通道。一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