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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再也没有像《温故1942》、《手机》出来其他的引起一连的那么多，金老师说《手机》在两会期间被从书架上拿下来了，说两个书拿下来了，一个是《简爱》，一个是《手机》，他可能觉得成人不宜阅读。其实像这种书对我是比较“拧巴”，像《手机》确实根本不是讲男女关系的事儿，它是讲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事儿；讲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事儿，讲的是人语言的事儿；讲的也不是语言的事儿，我觉得它讲的是心里有点发闷，说的事儿比较“拧巴”。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能够跟我创作的初衷特别相合的一种评论，或者是一种议论也好。为什么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阶段、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是因为什么会发闷。另外讲的也不是轻易发闷的事儿，它讲的不同的话语时态，像《手机》有三个话语时态，它三个话语时态对人和人之间关系带来的变异，它讲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变异，它讲的是人自己跟自己关系的这种变异。我觉得人和人自己随着话语时态的不同，当发生变异的时候，心里特别容易发闷。
现在我特别害怕媒体，我觉得《手机》把我给“害”了，过去我本来就是个不会说话的人，黎波说我真得说两句，说两句，有时候我就深刻感觉到语态环境的变化，不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质，自我也会发生这种变异。比如有时候你跟媒体在聊天，它在一个非常轻松的气氛下进行的，甚至是一种开玩笑的气氛下进行的，这样的话语登出来了，或者在电视上说出来了。但是你如果把这种轻松气氛下和玩笑气氛下的话语，你突然放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就像现在的会议室里面去考察的话，那些话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这种话语时态的转化会使人发生变异，这个时候我心里也有点发闷，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但你是不是那个意思，你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说过，这个话是不是你说的？是我说的。是你说的，它是不是代表你？是代表我。所以，你就百口难辩。其实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是在那样的话语时态说的话，你把这个话拿到另外一个话语的时态。我可以肯定说这是我近两年最后一次面对媒体，我以后只跟我妈和老婆说了，不跟媒体说了。
另外，还是比较“拧巴”，还有一点“拧”字是什么呢？又是这个时态的转化，就是一时和两时是不一样的，一时和一天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天半个月、一个月、一年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我跟媒体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下午半个小时，但是这可能是我这一个月中间就这么半天，但是有时候稍微一“拧巴”，好象我整天是在这么说，这个就是特别“拧巴”。另外，我跟谁在一起，跟你在一起，跟谁在一起，也可能就见那么几面，比如我们家今天吃红烧肉，他们说天天吃红烧肉，他们家太有钱了，其实我们清早喝的是糊糊。就是这种语态的转化，这种场合的转化，其实《手机》我想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但是没有被大家理解。当然，我在一开始到现在我说的所有这些都是废话，因为这都是上一茬“庄稼”已经完了，应该说下一茬“庄稼”。
提问：还得问上一茬“庄稼”的事，说不说崔永元的事儿？
刘震云：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但是我觉得据我观察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我观察大家都解甲归田，开始种下一茬“庄稼”，我觉得挺好，每个人都把下一茬“庄稼”种好，下一季的收获对于我们的未来来讲比议论、再议论上一茬的收成要有趣、有意义。对于所有朋友的批评，我都是非常尊重的，包括昨天、今天和明天。
提问：刚刚说的都是上一盘“庄稼”，可是因为这本集子实际不能说是新的“庄稼”，因为说的都是旧作，除了《口信》，不知道这个《口信》是不是原封不动地把《手机》第三部分摘下来了？
刘震云：原封不动，一个字没改。我觉得确实新出的《一地鸡毛》也是旧的“庄稼”，但是旧的“庄稼”，我在打捆的时候，却有我自己的考虑，除了我刚才说的两种考虑，一种考虑是为了我自己方便，另外是为了我自己看，而且我知道也有错爱我的朋友想找这本书，因为我经常收到一些读者来信里面加着钱。另外对于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这些过去的“庄稼”确实都做成了食品，食品的考虑我过去也有过，但是一开始可能是吃棒子面，最后开始吃白面，接着开始吃红烧肉，接着开始吃肯德基或者是什么。但是这个食物链的考察，对于今后我的创作，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它里面最大的曲线就是刚才我说的，我觉得所以把《口信》放在里面，我觉得《口信》是我到目前为止写的作品里面最后的一个食物链，我觉得它包含着我今后创作的一个理想。这次集子包括以前的创作，我觉得写的凑合，我觉得短篇里面是《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中篇写的稍微好一点《温故1942》，长篇从段落上来讲我觉得是《口信》。有可能的话，从今年的五月份，我开始写一个新的长篇，我觉得这个长篇会跟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都非常的不一样，包括《手机》。我觉得它会把所有的部队都开多广阔的生活上来，彻底脱离社会环境的联系。
另外，我觉得它可能会是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交往，它不受这种生活场景变化的限制，可能它的思念会是攀越千年的，另外从语言我觉得会跟以前的作品也会不一样，它可能会用一天说十句话的速度来写作，因为上次出书的时候，“金老师”让我在封皮上写一句话，我说“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我特别想用有用的话来写作。
刘震云与读者亲切交流
提问：刚才刘老师也说了那么多，包括你最喜欢，写的最好的，都没有包括《一地鸡毛》，那干吗拿《一地鸡毛》出来说事儿？
刘震云：《一地鸡毛》，我没有说刚才我哪些作品写的最好的，自我感觉也不是最好，我是觉得在创作过程中当时我努力了，我写的还可以，最好的作品我到现在我没有写的特别好，没有写的特别好不是一个谦虚的话，在中间写作过程中我感觉到好的作品是什么，我特别想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地去感觉它，当然在写每一部作品的时候，你在没写之前你都会觉得这个作品离你特别近，但是写完之后就不是。我觉得《一地鸡毛》我并不是写的不好。《一地鸡毛》也是写的不错，写的不错是因为在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是把“小林家的豆腐馊了”和“美国占领伊拉克”放在同等的位置。但是从另外一种方法论来讲，它可能像《温故1942》能够更注重贴心、贴背一些。用《一地鸡毛》作书名，不是我的主意，是黎波的主意。我觉得其实这个题目是谁的话，不重要，总体的名字叫什么，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提问：刘老师，你看“庄稼”这一茬都已经有收获了，你下一茬准备卖给影视的是什么“庄稼”？
刘震云：说起来我跟影视的关系，其实我本人跟影视没有关系，只是我的作品可能跟影视有个别的关系，我的作品也不是被影视改编的特别多，也就是《一地鸡毛》和《手机》，我的作品现在有五百万字，改编的只是其中的可能有二、三十万字的那样份量，而且也包括用小说的全部。我觉得影视作品跟我没什么关系，影视并不会增加我文本的一个字、一个符号，它原来写的什么还是什么，当它成为影视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一般把它看成我朋友的作品。
但是影视的改编对于我来讲有两点好处：第一，它能够增加收入，我觉得收入对于一个作家是挺重要的，中国的作家在现在中国的社会阶层里面，还属于比较贫寒的阶层，因为大家都是做媒体的，知道一个字多少钱，就是中国一流作家的收入比中国三流影视演员的收入起码还要差十倍到二十倍，但是中国作家贫穷的状态我觉得也是不对的，这是一点；第二，我觉得人们的眼球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用纸介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它逐渐被新型的传播手段在取代，比如电影可能有一百年的历史，电视几十年的历史，过去小说一个非常大的功能就是叙事功能，现在这种叙事功能被电影、电视剧取代的差不多了，不但是影视这种叙事功能不断地在加大，而且讲“新闻”的叙事功能也在不断地侵蚀过去小说的这种功能。像好多报纸登的“口述实录”，故事性非常的曲折，它以借了生活和真实的力量，比小说虚构的故事要动人的多。还有像电视，我们有好多讲述性的栏目，有时候我看，我发现它比小说讲故事讲的还好，因为生活本身就在讲故事。
我举一个例子，中央电视台的有一个栏目叫做《讲述》，讲述讲出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男教师*了好多女学生，然后有女教师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她就想举报他，但是特别的矛盾，她说这个男教师平常在生活中对大家都特别好，相处的都很好，同时他家里有一个病老婆和一窝孩子，她说如果我把他举报了，他家的生活就断了来源，但在最后她还是举报了。为什么呢？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有一次她女儿让这个男教师要补课，别的同事跟她摇头，不让她补课，最后她举报了。当举报的时候，公安局来抓这个人的时候，却抓不了，因为他死无对证，找所有的女孩子家长，女孩子家长不是跟这个男教师急了，是跟这个女教师急了，说我们家孩子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发生这事儿了，一个女孩子长大会决定她的一生，就说这个女教师的事儿，这个女教师就是诬告了，然后这个女教师就开始一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