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预算吗？”他反问，接着告诉我：“不要去在我妈和Cheryl…Ann面前提预算，我妈讨厌这个词，Cheryl…Ann会嘲笑你，她很会嘲笑人。然后你会不高兴，你不高兴，Caresse就不高兴，我也不会开心。”
预算有这么可笑吗？我不想显得矫情，但是内心里，真的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根本不是我要的方式，不是我的婚礼。
越洋电话上，我告诉爸妈我要结婚了，他们很惊喜。当然，新郎的背景是必定要问的，我笼统地说了一下，妈妈的第一反应是最真实的，她很严肃的说：“要么是在骗你吧？”从我小时候开始，他们就确信自己的女儿会嫁个好人家，但Nick Tse可能比Lyle更接近他们那种“好”的定义。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吧，谁知道呢，自己来看吧。更没敢说自己怀孕了，要是说了，他们一定更加确信我是被骗了。
2006年一月，婚礼前两个礼拜，我爸妈终于搞定了签证的事情，从上海来到纽约。他们被安置在Park Avenue和第38街交界处的一间精品酒店里，我也退租了布鲁克林的公寓，暂时搬去和他们同住，直到婚礼那天。
44） 孕吐 & 婚前协议
在准备婚礼的同时，两件恶心的事情也在进行，孕吐和婚前协议。
自打误了那个星期三的手术预约之后，豌豆大的、小恐龙似的Caresse在黑暗里逐渐长大。我对怀孕一向没有什么兴趣，也一无所知，家庭与健康频道的节目给我上了第一堂课。第八周，我知道它大概有一颗蚕豆那么大了，长着一个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头，眼睛是个黑点，鼻孔和耳朵是四个洞，身体上长出的幼芽将会变成腿和胳膊。而且它开始心跳了，每分钟有一百五十下！甚至可能做了第一个动作！只是我感觉不到。
我仍旧觉得乳房很胀，有的时候还是会肚子痛，医生说那是因为子宫在扩张。平躺着的时候，小腹会变得温热而紧张。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英文里面把孕吐称为“morning sickness”，因为从早到晚，我都像个得了绝症的人那样头昏乏力，恶心呕吐，胃里几乎留不住东西。我心情不好，脾气也变得很坏，很少有食物对我的胃口，总是嫌这个了，那个又太腻，或者就含着眼泪什么都不吃。
Lyle并没有像通常的准爸爸一样鞍前马后的殷勤伺候，我也知道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心情不好，他会哄我一下，再多就没有了。像从前一样，如果见了面不开心，他宁愿不要见，反正有的是可去的地方。不过那段时间，我也无所谓了，太难受了，我更喜欢自己一个安安静静的难受。而且，他的出现总会带来意外的情绪波动，和更多的呕吐。
第十一周，Caresse长到一英寸半长，7克重，完全成形了，皮肤是透明的，手指和脚趾已经可以分开，微小的动作舒展而又优美，按照书里说法，有的时候，它还会打嗝吞咽。一天早晨醒过来，我告诉Lyle，我觉得稍微舒服一点了。他把早餐送到床上来，托盘上放着一个紫红色的大信封，对我说：“婚前协议已经准备好了，你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权衡考虑，我想最好尽快给你。”
我一时语塞，打开信封来看，里面是十二页厚实的A4纸打印的文件，约定了离婚或者配偶（也就是Lyle）死亡的情况下我能享有的财产权利和抚养费。林林总总分为十几个章节，包括对配偶财产的权利，继承祖传住宅之权利，享有基金滋息之权利，继承家族津贴之权利，作为法定继承人的权利，作为配偶财产执行人及管理人的权利，等等等等。
我草草看过一遍，抬头看着他，说：“我会请人帮我看一下，什么时候要？”
“婚礼之前随时都可以。”他回答，又补充说：“你不用太当真，就是个惯例。”
“怎么能不当真？”我反问，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这上面的条款差不多有一份劳动合同那么多。”
下午，我约了一个打过几场离婚官司的同学帮我看那份东西。她告诉我，这是一份堪称范本的婚前协议，滴水不漏，条件开的也很公平。之后我们一起去剪头发。从洗头的皮椅子上起身的时候，我扶了一下腰，动作有些不自然。她看在眼里，很快就恭喜我，已经有相当于她一年半薪水的奖金入账。
在我父母到达纽约之前，我在S&S事务所的一间会议室里签了那份协议。三十二楼，一个多月之前，在同一楼层，我被解雇了。有两名律师在场，但都是代表Lyle的，我代表我自己。旁边甚至有人在操作一架手提式数码摄像机，录下整个签署过程，好证明我不是受胁迫的。
尽管我知道所有这些条款，见证人，这些形式，都是一次又一次恼人的诉讼之后的亡羊补牢之举，尽管我受过法律教育，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方式。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被轻易改变，就好像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Lyle，也不能改变我。但内心里，我愿意为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尽全力迎合他，改变自己，如果那样东西还在，我会一直迎合下去。不过如果有一天，那些东西不在了，没有什么可以给我补偿，也没有什么可以留住我，无论是钱，地产，还是滋息。
45） 两个家庭
Lyle的家庭结构很简单，近亲不过三个人，他的外公Gerard Baker，母亲Nicole Erasmus，妹妹Cheryl…Ann Walsh。我没写错，就是四个人四个姓氏，继承来的，或者结婚后改的。
Gerard很大年纪了，我不太清楚他的岁数，不过他曾经告诉过我，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他跟我一样属猴子。我们接触不多，但他可能是那三个人当中比较好相处的一个。而照Nicole的说法是，他是老糊涂了。我猜他曾经也和菲兹杰拉德笔下的Anson Hunter相似，差不多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的纽约，整个世界铺陈在面前，而他挑剔漠。不过现在，Gerard每年都要去温暖的地方过冬，为了他的缘故，甚至考虑过到加勒比海地区办婚礼，只是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那是“演员和流行歌手偏爱的方式”。这话出自Nicole之口，马上得到Cheryl…Ann和婚礼策划师的附和。
Nicole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读书，毕业之后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时间很短，差不多就是一年零两个月。发表过的文章做成一本精致的塑封册子，如今已是打趣说笑的话题，只因为文章的主题大多是关于罢工、劳资问题和阶级冲突的。显然打那之后，她的生活方式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那段经历多少让她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之后她没有再工作过，在几个社团挂了主席或是秘书长的头衔，组织读书会，慈善演出和拍卖会。
Cheryl…Ann的经历要简单得多。在纽黑文读书，毕业后跟着母亲做些社团工作。二十六岁的时候认识了在四十七街做生意的南非人Jaco Walsh。她花了一年半跟他结婚，七个月之后离婚，得到了论抽屉算的钻石和有色宝石。
不知道是谁说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专门帮人解决家庭问题是治疗师？还是社会学家？如果是后者，我爸应该更能理解这句话。他是社会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所二流大学的社会学老师，不过，就算是他，恐怕也很难想象，这样两个家庭如何“结合”。
当我说起我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医生的时候。Nicole还一本正经的问我：“你母亲是哪方面的医生。”我老实回答：“遗传学。” 我笑着猜想，出现在Lyle和他家人脑海里的是怎样两个人：剑桥城那些穿花呢西服的学究，和权威干练的女医生？
而现实是，我爸四十岁上评上副教授，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做过什么认认真真的学术研究，至今仍旧是副职，在学校上没什么人听的关于品德伦理的公共课。妈妈在一家区级妇产科医院混日子，靠几台进口仪器回答所有遗传学问题。他们住内环边缘上一套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公寓，骑自行车或是乘公共汽车上班。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生活的重心都是我，后来也总是在朋友和同事面前说起我。
我没想过要粉饰什么，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妈妈胖了，但还是挺漂亮的。爸爸高大英俊，看起来比一般五十多岁的男人要年轻。甚至会说几句英语，九几年的时候来过一次美国，在密歇根做过学术访问。如果要与之结合的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可能还会处的挺愉快的。不过Lyle，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46）菜单
2006年一月十六日，当我爸我妈穿着一身簇新的行头出现在机场国际到达口的时候，他们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我，我也没有一下子认出他们。爸爸真的去Brook Brothers买了一件肘部镶有皮料的棕色花呢西装，妈妈系着丝巾化了妆。而那个时候，我打扮精致，而且怀孕已经三个半月，自己天天照镜子还不觉得，原来的衣服也都能穿，但肚子已经有点看得出来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个问题，他们熟悉的那个大大咧咧穿着随便的女儿和Lyle眼里的我并不相同。我不是个做作的人，但却不能保证从来没有在那个清高优雅可望而不可即的人面前，不自觉地粉饰过自己。就好像爸妈，我从来没有说过，或者暗示过要注意打扮，他们还是心照不宣的穿的比任何时候都体面。在两周之后就要开始的朝夕相处的新生活里，这恐怕是个问题。
Lyle站在我身边，表示了欢迎，接过了行李车。爸爸那几句应酬的话一定是练了一会儿了。妈妈一边说头疼，一边朝我的肚子瞟了几眼，一只胳膊搂着我，在我肩膀上拍了拍。四个人，加上行李，那天很“自然”的用了一辆加长轿车，直接到酒店。酒店在Park Avenue和第三十八街交界的地方，没有前台，除了设有餐厅和休息室，那里看上去更像一栋高级公寓。Lyle预定的是顶楼一个套间，两个卧室，两个独立起坐间，一个可以眺望曼哈顿夜景的大阳台。我的一些东西已经放在其中一间屋子里，两个礼拜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