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消遣，她丈夫的地位也使她经常要外出应酬，但几乎每个星期三，她都留在家里，伫立在窗前，赐给我那分出乎意料的、总是那么新鲜的快乐。”
“快点说吧！”堂路易渴望知道下文，要求道，“讲快点。讲那些事实……说吧！”
因为，他突然担起心来，生怕听不到下面的解释了，他突然发现，加斯通·索弗朗的话像真话一样，钻进了他的心坎。尽管他努力抵拒，它们还是战胜了他的成见，他的理由。其实，在他交织着爱情和嫉妒的内心深处，有一股力量迫使他相信，眼前这个男人，这个迄今为止他视为可恶情敌的男人，这个当着弗洛朗斯的面大声宣布他爱玛丽—安娜的男人说的是真话。
“快说吧，”他再次催促道，“时间宝贵。”
索弗朗摇摇头。
“不能快了。我的话，在下决心说出来之前，早就一句句斟酌过了。一句也不能少。因为您不可能在某个单个的事实上面，而只能在所有事实的联系上，在尽可能忠实的叙述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我不明白……”
“因为事实隐藏在叙述里。”
“不过这个事实，是你们的无辜，对吧？”
“不对，是玛丽—安娜的无辜。”
“可我并没说她有罪！”
“可有什么用，如果您不能证明她无罪的话。”
“嗬！正是你该给我提供证据呀。”
“可我没有哇。”
“什么？”
“我是说，我要求您相信的事，我没有任何证据。”
“那么，我是不会相信的。”堂路易叫道，语气十分气恼，“不，决不会相信的！你要是拿不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到目前为止，我说的每一句，您都相信了。”索弗朗直截了当地说。
堂路易不说话了。他转过眼睛瞧瞧弗洛朗斯·勒瓦瑟，觉得她望他的眼神没有那样怨恨了，似乎她希望尽力让他接受已经给他留下的印象。
堂路易低声道：
“继续说吧。”
这两个男人的神态真是怪。一个斟词酌句，把每句话都说得简明扼要，另一个认真地听，掂量每一句话的意思。两个人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心平气和，好像在冷静地寻求解决一个良心问题的办法。他们根本不注意外面发生什么事，也根本不考虑将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当务之急，就是让一个人说下去，一个人听下去，不管会引起什么后果，也不管警方如何加强了包围。
“再说，我们也说到了最要紧的事情，”索弗朗严肃地说，“说明这些事情，会向你显示我们的诚意。您听起来肯定觉得新奇，可我会不折不扣地按照事实来讲。有一次，我去布洛涅树林散步时，不巧叫伊波利特·弗维尔撞见了。出于小心，我马上换了住所，搬进理查德—华莱士大道那座小房子住了下来。弗洛朗斯去那儿见过我几次。我甚至谨慎得叫她不要来看我，甚至叫她把信也不要寄到我的住处，只寄到邮局待领。这样我就完全放心了。我在完全与世隔绝，十分安全的环境里工作。我什么也不指望，也没有任何危险，任何可能的危险在威胁我们。然而，当警察总监带着手下人冲进我家逮捕我时，我才听说伊波利特·弗维尔和埃德蒙父子被杀，我心爱的玛丽—安娜被抓的消息。对我来说，借用一句最通俗又最确切的成语，这消息好似晴天霹雳。”
“不可能！”堂路易叫道，语气又变得忿急、愤怒，“不可能！事情都发生半个月了。我不信你就没有听说。”
“听谁说？”
“报纸上说！更可能听这位小姐说。”堂路易指着弗洛朗斯叫道。
索弗朗口气肯定地说：
“报纸？我从不看报。怎么？不相信？每天浪费半个钟头去浏览那些报道政治蠢事和社会丑行的消息，难道是一种义务？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难道我们不能想象有只读科学杂志和小册子的人存在？这种情况确实少有，但少有并不能证明没有。
另一方面，发生凶杀案的那天早上，我已通知弗洛朗斯，要出门三个星期。临到最后一刻，我改变了主意。但她并不知道，她以为我动身了，不知到了哪儿，无法把弗维尔父子被杀，玛丽—安娜被抓的消息告诉我。后来人家指控拄乌木手杖的男子有罪时，她同样也没法把人家开始侦察我的消息告诉我。”
“哼！”堂路易叫道，“你别想抵赖，说那拄乌木手杖的人，那跟踪韦罗侦探，在新桥咖啡馆偷走他的信的……”
“那不是我。”索弗朗打断他的话。
看到堂路易耸耸肩膀，他又加重语气道：
“那绝对不是我。这里面肯定有个说不清楚的错误。我从没有去过新桥咖啡馆，我向您发誓。您必须相信这是实话，百分之百的实话。再说，我喜欢过清静日子，也不得不过清静日子，这种情况与我不理世事的生活完全相符。我再说一遍，我什么也不知道。猛一下听到那消息，恍如五雷轰顶。您明白，正是因为这点，我才产生了出乎预料的反应，出现了一反本性的精神状态，流露出最原始最野蛮的本能。您想想，先生，人家触碰了我在世上最神圣的东西：玛丽—安娜被投入了监狱！玛丽—安娜被指控犯了双重谋杀罪。我急得发疯了！我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假意与警察总监周旋，然后我推倒一切障碍，打倒昂瑟尼探长，摆脱了马泽鲁队长，从窗户跳下来。我只有一个念头：逃跑。只要得到自由，我就要救出玛丽—安娜。那些人要挡我的路？那就让他们倒楣吧。他们有什么权利，竟敢攻击一个最纯洁的女人？那天我只杀了一个人……要是撞在我手里，我会杀十个，二十个！昂瑟尼探长的性命算什么？那些倒楣鬼的性命有什么要紧？谁叫他们把玛丽—安娜关进牢房？谁叫他们拦住我，不让我去救她？”
加斯通·索弗朗慢慢激动起来。他努力克制自己，脸上的肌肉都抽搐起来，终于冷静下来。可是他的声音仍然发颤，身体仍然激动得直哆嗦，没法掩饰。
他接着说下去：
“在理查德—华莱士大道，我甩掉了总监的人马，转过拐角，正以为自己完了的时候，弗洛朗斯在那儿救了我。半个月来的案情，弗洛朗斯都知道。双重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她就知道了。她给您读报，与您讨论报上的文章，她就是从报上知道的。正是在您身边，正是听着您的议论，她才得出这个看法，再说，发生的事情也让她认为，玛丽—安娜的敌人，唯一的敌人，就是您。”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因为她看到您行动，”索弗朗大声说道，“因为我和玛丽—安娜拦在您和莫宁顿遗产之间，先把玛丽—安娜，再把我除掉，对您比对任何人都重要。再有……”
“再有……”
加斯通·索弗朗犹豫一下，清楚地说道：
“再有，因为她确实知道您的真名。在她看来，亚森·罗平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一阵沉默。此时此刻，这种沉默是多么沉重！在堂路易·佩雷纳的目光注视下，弗洛朗斯脸不变色心不跳。在那张木然的脸上，看不出丝毫内心的激动。
加斯通·索弗朗又说道：
“玛丽—安娜的朋友弗洛朗斯吓慌了，为了反对亚森·罗平才投入了战斗。为了撕开亚森·罗平的假面目，她写了，或确切地说，请人写了发表在《法兰西回声报》上的那篇文章。文章草稿，您在线团里面发现了。一天早上，她听见亚森·罗平和马泽鲁队长通电话，准备立即捉拿我。为了救我，她冒着砸死人的危险，开动机关，放下那块铁板，把亚森·罗平关在电话间里，自己又匆忙坐汽车赶来报信，可是警察已经涌入了我家，信没报成，却及时把我救了。
她对您的担心、仇恨，她当时都告诉了我。在摆脱追捕我的人那二十来分钟里，她匆匆地把案情大致讲了一遍，并提到了您在其中起的主要作用。我们当时就想了个反击的计策，好让警方怀疑您是此案的同谋。我让人去给警察总监送信，弗洛朗斯回到公馆，把那半截手杖藏在沙发垫子下面。这个反击没有什么力量，又没有达到目的。可是使我们直接交上了手。我也只好拼命地投入了。
这就是我针对您的一连串企图。我潜入公馆，藏在弗洛朗斯房中，试图——我瞒着她，我向您发誓——毒死您。弗洛朗斯对这种行为极为愤慨，痛加谴责，我也许应该改弦易辙，可是，我跟您再说一遍，我已经疯了，完全疯了，觉得只有除掉您，才可能救出玛丽—安娜。因此，有一天早上，在絮谢大道，我跟上了您，朝您开了一枪。当天晚上，我又在您的汽车上动了手脚，想把您和马泽鲁队长打发掉。
这一次，您又大难不死，逃脱了我的报复。而一个无辜者，那个司机成了您的替死鬼。弗洛朗斯听到噩耗，伤心绝望，痛不欲生，终于使我答应她的请求，不再杀人。再说，我自己也对这些暴行害怕了，老是想着死在我手里的那两条人命，不得安宁，便改变计划，只去想着怎样策划越狱，救出玛丽—安娜。
我有钱。我买通了狱卒，却没有暴露意图。我与供应商和医务所的人串通好了。我为自己弄到了司法专栏编辑的名片，每天都去法院，在预审庭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希望碰上玛丽—安娜，给她一个眼色，一个手势，或许悄悄说上几句话，鼓起她的勇气。
她的确在继续遭受折磨。您又弄出了伊波利特·弗维尔那些神秘信件，给她带来极可怕的打击。那些信是什么意思？是从哪儿弄来的？难道人家无权认定是您策划的这个阴谋吗？难道不是您把它们交给人引起可怕的议论的吗？弗洛朗斯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地监视您。我们寻找一线光亮，寻找蛛丝马迹，好使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昨天早上，弗洛朗斯发现了马泽鲁队长。她听不清马泽鲁跟您说了什么话，但无意中听到了朗热诺先生和弗尔米尼村这两个人名地名。朗热诺！她记起了伊波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