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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央吉生过孩子，也算是有些经验。后来央吉说，我没有为难她，很顺利就生了下来。
第三天，央吉托马车夫带话给我的父亲，父亲赶了过来。母亲生完我后一直没有奶水，离开了央吉家的羊奶，父亲不知道部队食堂里还有什么饭菜可以把我养活。更何况，三个月的产假休完后，母亲要回青海，父亲在日喀则，他们根本没法照顾我，于是便跟央吉商量，能不能把我寄养在他们家。央吉一口答应下来。
母亲说那天央吉特别开心，抱着我在屋子里转了好几个圈。
二十多年前，交通还不是很发达，父母常常几个月才能来看我一次，有熟人路过，也会捎些钱物过来。而央吉总会留下那些吃的用的东西，却将钱款如数退还。
其实，央吉的日子并不好过，我和边巴要张口吃饭，伸手穿衣，全靠央吉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她生下边巴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我想画一个央吉出来
六岁以前的日子，我全部是在央吉家度过的，我长成了和边巴一样黑的脸庞，学会了讲一口和央吉一样味道浓重的藏语。央吉的母亲是汉族人，她也懂一些汉语，因此，央吉便开始用汉语和我交流。
她说小卓玛以后是要回去的，说一口藏语可不大好。
央吉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眶是湿的，边巴在一旁说，阿妈拉伤心了，因为你要回去，我也伤心。我说边巴，我不走。我喜欢边巴，因为他会带我出去玩儿，我也喜欢央吉，但我不管她叫阿妈，我有阿妈。
可是那时候我那么小，根本决定不了任何事情，不久后，母亲还是把我接到了青海，并且在她任职的小学上课。
我高高兴兴地和母亲去了青海，甚至没有回头，我或许是回头看了，但我忘记了当时的情景。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她说，你走的那天，央吉一直在哭。
而我，也是在完全置身于另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时，才开始想念央吉。老师教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画个央吉出来，可是我画不了，就急得开始哭。也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学会了想念，想念央吉，想念边巴。
终于，半年后，央吉带着边巴来看我了。可她只是带着我和边巴在学校光秃秃的院子里玩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一走又是大半年，那时候我根本体会不到在*高原赶两天两夜的路程是个什么概念。
我在青海上小学的那六年里，央吉来看过我十二次，陪我待得最长的时间没超过一天。三年级的假期，央吉接我回去陪她待了十多天，那十多天里，央吉总是笑着一张脸，她不再在我耳边唠叨称呼别人的时候要加上“拉”字，不能在别人背后拍巴掌，坐下的时候不能脚心对着别人等等琐碎的事情。
她是个亲人
上初中的那年，我盼了整整一年，以为央吉还会来看我，带着边巴，可是她一直没有来，边巴也没有来。
我写信给他们，央吉隔了很长时间才回信给我，说她很好，边巴也很好，家里添了一大群羊，她很忙。
上初二的时候，父母转业了，我们要举家迁回北京。我想写信告诉央吉，可是我试了好多次，始终都没有勇气把信寄出去。我害怕看央吉黑黑脸庞上的大眼睛里湿润的光。
直到我们决定出发的时候，才一起去看了央吉。
边巴死了，骑马的时候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死的，是去年的事情，央吉哭得眼睛也快要瞎掉了，给我的回信，是找别人代写的。
临走的那天，央吉送了一张照片给我，是我、央吉和边巴的合影，我三年级那年假期回去陪她时，一个照相的人路过，在央吉家歇了半天脚，给我们拍了这张合影。央吉说那个照相的人只寄了这一张照片给她，她担心弄丢了，一直存着，现在我要走了，央吉没什么好送的，只好把这张照片送给我了。她说，小卓玛啊，你要记得我。
我拥抱了央吉，说，阿妈拉，会的，我会的。央吉就又哭了。
后来，我们一家三口坐上长途车的时候，央吉竟然对着远去的车子跪了下来。我不懂她这种行为的意义所在，但我似乎又非常清楚地懂得，她是个亲人。
日喀则的阿妈拉
我并不顺利地上了高中，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外地孩子，开始被同学取笑和瞧不起。
我特别特别想念央吉的怀抱，让她抱着我，在空旷的*，怎么样都好。可一切是那么不现实。
我开始学着北京孩子那样穿着打扮，说一口地道的京腔，可记忆却变得越来越浓稠，于是，我总是给央吉写信。
十六岁，我得了一场怪病，总是流鼻血，怎么也止不住，整个人干瘦得不像样子。看了好多医生也不见有好转，我觉得我快要死了，跟妈妈哭着说我要回到央吉那里。
母亲答应我先给央吉写封信，却只是在信里简单地说我生病了，想念她。那一次，央吉去喇嘛庙，为我跪了二十四小时。
后来病好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渐渐地，遗忘了央吉，直到我高考后她寄来了一笔不菲的学费。这时候，我才又一次记起，我有个阿妈，她在日喀则。而我，是她唯一的寄托。
后来，我总是想找机会去看看央吉，可总也没能成行。只是，我再不敢听韩红唱那首《家乡》：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妈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
我想，菩萨一定也会保佑我的阿妈拉，我的央吉卓玛。
藏语里，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小时候在日喀则，每次问起央吉那些不知名的花草叫什么时，她都会告诉我，它们叫格桑梅朵。而我亲爱的阿妈拉，你将是我永远的格桑梅朵，开遍我生命的每一段岁月。
………【第一百〇二章 彼穷、此穷到不穷】………
穷有两种。一是相等的穷，一是相对的穷。前者损坏肉身，后者殃及心灵。不知幸与不幸，二者我都体验了。
前者发生在改革开放前。例如“*”期间，大家都穷，穷得大体相等。那时我在东北乡下务农。大家基本吃一样的东西：早上玉米面饼、咸菜；中午还是玉米面饼，冬天土豆熬酸菜，夏天豆角熬土豆；晚上高粱米粥或苞米粥、咸菜。家家如此，户户皆然。穿的就更相等了，四色黄蓝白黑，男的直领，女的翻领。群众三个兜（衣袋），干部四个兜。裤子都是肥裤腿大*，姑娘们显不出曲线，小伙子看不出挺拔。
因为穷得均匀，穷得平等，所以心理没什么不平衡。何况人们也没觉出有多穷，甚至以为幸福得不得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改革开放后，另一种穷、相对的穷出现了。对于我，那不仅仅是穷富之差，还有穷富角色的错位，尤觉刻骨铭心。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当了大学老师。被分到广州的暨南大学。暨南大学是国务院侨办属下以招收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主的大学，部分招归侨子女。退回二三十年前的广州，与“港侨”沾边是极不得了的事情。因为那意味侨汇，意味“兑换券”，意味新潮服装和MADEINJAPAN两用收录机、电视机。而我来自祖国版图几乎最北端的小山沟，我教的班上二三十名学生都比我富。当时我的工资是七十一元五角，甚至不够我的学生在外面卡拉OK一次的钱。你叫我这个老师如何体面地生活、如何在讲台上气壮如牛呢？我除了买书，没有任何像样的消费，身上的衣服多是地摊上买的。校园里有湖，湖里有鱼。一次学校从湖里捞鱼，我们一大帮老师围着草地上不大的一堆鱼分鱼。正当我提着几条不到巴掌长的鲫鱼往回走的时候，迎面碰上班上嘻嘻哈哈打闹着走来的女生……还有一次学生买了软包装果汁给我，我竟不知道怎么喝，是一个女生帮我把吸管*小圆孔里。不久我为电视台翻译《血疑》的姐妹篇《命运》电视剧，播出后我竟没有电视机，两个香港男生知道了，一天半夜敲门，从香港背一台彩电送来。后来用每集五十元的《命运》稿酬好歹把钱还了，好在长达二十八集。
我不是说我不能忍受这种物质生活上的穷，只是难以忍受由此带来的精神痛楚…当学生们面前站的是昨天中午自己给插吸管喝饮料的、昨天半夜自己敲门送彩电的、身穿廉价地摊衣裤的老师时，他们会作何感想呢？不，学生们作何感想并不重要…我也没看出他们因此不尊敬我这个老师…而是我自己觉得这种穷深深地伤害了我，剥夺了我的体面、我的自尊。而那未尝不是全体教师和高等教育的体面和自尊。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很快赴日进修。到日本一看，日本国民任何一个都比我这个当年还算凤毛麟角的副教授生活得好，于是我不得不体验不同语境下的相对穷。那时也还年轻，我开始打工。天未亮就爬起来去花卉批发店扛花捆，扛两三个小时赶去上课，下了课又乘地铁赶去郊区一家食品厂，同日本妇女们一起包装香肠，很晚很晚才回到住处。打工时我始终没说自己是大学老师，更没说是副教授。因我觉得那不仅关乎我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而且关乎国家的体面和尊严。记得在回国飞机上，我身旁坐着一位老者，告诉我他是吉林四平的，一位日本朋友邀他去日本看看。“吃住不算，人家还送了我东西呢！”说着，他从塑革提包里掏出一条又一条毛巾，虽然新，但显然是用过的。看着老人得意的神情，我能说什么呢？我的心在滴血！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不穷了。不穷不仅仅意味物质生活的富裕而且意味精神世界的高扬，意味一个人、一个老师以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体面和尊严。
不穷真好！
………【第一百〇三章 让生命朝着太阳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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