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终于过去了，又到了开学的 九月一日。
上个学期末我们班语文平均成绩一落千丈，从“倒非洲”接手以来的年级第一名变成了年级倒数第一。除了我，我还是冠军，语文是，总分也还是，年级的冠军。
我早早地到了紫湖，却没敢像往常一样，兴奋地奔进校园。我怕“倒非洲”，他要我们买那么长的电线。
这个暑假，我倍受煎熬。是自己煎熬自己，心里背负着巨大的包袱，或者说藏着一个不为父母亲所知的秘密。从犯，无以辩解的从犯。要是父亲知道了，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处置我。父亲一向严厉，容易暴跳如雷。在他的脑子里，棍棒底下出孝子是至理名言。虽然父亲自己作为祖母的独苗，从来就是在溺爱中长大，从未消受过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些苦头。
我甚至想要找一个很好很好的理由，不读书了。比如像洪大，学石匠。可洪大可以，我不行，我是年级的冠军，我要是不读书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除非我神经病了。家里等着我考上师范，荣宗耀祖呢。所以，我找不到理由。
父亲并未觉察到我的心思，他对我很满意。他跟杨伯伯说，留一级真是留对了，第一名，两个学期第一名，要能保持下去，上中专都有希望。父亲甚至显示出了他少有的宽容，我下河去游泳，他说一句别浸太久了。我早上睡晚些，他也不叫起。放假在家，我不愿意到田里做事，父亲自顾着戴起草帽走了。
成绩意味着待遇，成绩意味着地位，成绩意味着权利。
父亲唯一的担心是我个子仍然没见怎么长，田七也弄点吃了，鸡也吃了，似乎没有效果。
可是“倒非洲”，他不管。他不给我面子，他妈的整个一变态种子，像他女朋友说的。我怎么办。
真要买电线吧，我心里没底，我一定拿不出那么多钱。况且，我自觉得我是冤枉的啊。我去找校长，找学校说，有人会相信学生吗？再说，我敢吗？
我踩着车子到了学校岭脚，又掉头回来。乡政府依然那么庄严，黑色的铁门，里面有穿皮鞋的干部。对面是粮站，也是一样的青砖建筑。别说梦一般遥远的中专，我要是能考取师范，在粮站红漆的那个窗口，就可以转成非农粮油关系，再到巷子中的派出所，我就能办成城镇商品粮户口了。这是父母亲一直以来对我的最大期望。过来是信用社、邮政所，再过来是供销社、食品站。乡上的单位多挨着公路边，一有车子过路，扬起的灰会让里面的工作人员骂骂咧咧，有时候他们坐在场子上晒太阳，都一起紧紧地捂住鼻子。说真的，我做梦都想，要是我也能跟他们一样有机会坐着捂鼻子就好了。像当年的刘荫荫同学和她妈妈，还有那个“骚鸡”。
踩到了大桥头，我又掉头回去。
大桥头的几家馆子店，馒头包子都卖完了。扁柏树下的油煎果摊，也准备收摊了。大半个早晨了吧，我没有电子表，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我把车子再踩到林业站门口，停下。我看见了阿文，该死的告密者，他走路，正拐进了通往乡医院的岔道。他没看到我，这个该死的，他没看到我。要不是他的积极，我会这么惨吗。只要有我在，只要我还当团小组长，死活我也不会同意报他入团。
他一定已经去学校报了名，没准“倒非洲”又封了个什么官给他呢。对了，没准“倒非洲”去找程老师了，把我的团小组长免掉，让阿文来担。“倒非洲”需要狗一样的阿文跟着他屁股后面摇，需要狗一样的阿文冲在前面咬。
狗！我恨不得我有小李飞刀，抽出两把，咬一把在嘴里，朝着他的背再甩一把出去，远远地听到他哎哟一声。应声倒下，罪有应得。如同电影中的草上飞。我立马想到了喜红，要是他现在来了，我们就冲上去和胖子拼了。
恨归恨，我赶紧掉头。还是往下面热闹的地方躲吧，不然阿文会看到我，过一会儿班上的同学也会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连班上的同学都怕碰到。有“倒非洲”在，我不想读了。
棒冰厂开门了，真好。我把车子锁在门外墙根，进门去。卖棒冰的，是我初一同学林淑红的姐姐。林淑红跟她姐姐长得很像，尤其是眼睛，小小的，眨得特别快。林淑红初二的时候换班了，另一个班的班主任，新调来的，是她邻居。不在一个班，我们其实也没多少时间会碰到。买一根白糖棒冰，我递过去一角钞票。那时白糖棒冰五分一根。林淑红的姐姐朝我笑了一下。我找了座位坐下，脸朝公路望着。
我慢慢地抿，慢慢地抿，棒冰还是吃完了。许多同学这才鱼贯而过，带着席子的，带着被子的，往学校去。比起他们，我到紫湖真是太早了。习惯了，三年我都这么赶早，在住校生中差不多是最早的。没自行车时，我提前一天就到土城住了。单从这一点说，我就不是一个不好的学生。我只待正式上课了，跑一趟土城，什么都有了。
再买一根。棒冰真好吃，冰冰凉凉的，甜甜的。有绿豆棒冰，一角钞票一根。还有的就是白糖棒冰，一种粉红色，一种淡黄色，都是五分一根。紫湖就这一家棒冰厂，中饭前，就会有好多人到这里批发棒冰。背一个箱子，里面垫起旧棉絮，或者把箱子固定在自行车后座上，到远一点的村上去卖。一个暑假，几乎天天都有卖棒冰的人到我们村上打圈。我们班林立新、立忱，邻班那个大华，他们放假时都卖过棒冰。
一连吃了好几根，肚子生凉，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林淑红姐姐问我，你是在初中读书吧。我愣了一下问，你认识我？她说，一看就知道。我差点就说了，我和林淑红是同学，她曾经就坐在我后面。林淑红姐姐有点严肃起来，问我你不会想把家里给的报名钞票都吃了棒冰吧？
并不宽敞的座位席上，孤伶伶的一直只有我一个人。我低头不语。她问，你是哪个年级的？她又说，你不会不想读书了吧。我有些生气了，我说，我买棒冰不行啊，我不买坐这儿吃，你不赶我走啊。她又笑了，今天报名，别人都赶去学校，没见你这么怪怪的。她说，我妹妹林淑红也去了，农中也今天开学，你认识不。
我才知道，那个皮肤比我还黑的林淑红，只考上了农中。
林淑红姐姐问我，你还买不，不买我蒸饭去了。这么晚了吗？我站起身说，要一根绿豆。她迟疑地接过我的钞票，你这是第十根了。啊，这么多啊，十根，创记录了。我自己都有些惊讶。不过，只最后一根是绿豆。
要是钞票都吃光了棒冰，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去报名了。要是说钞票在路上掉了，是不是很好的理由呢。出棒冰厂时，我还在琢磨这些。
突然喜红大叫了我一声，我躬着身子在车上开锁，他横冲过来，双手摁在我背上，热情洋溢地说，老同学好！他这人人来疯，喜欢这样。有时候我嫌他，笑面虎一样。他上个学期刚入的团，很重看我这个组长。我说，报了名啦。他趴到我耳朵上说，我留级了，我们的“倒非洲”调走了。啊！我转身给了他一个拥抱，我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喜红兴奋的是他的成功留级，而我兴奋的是“倒非洲”的走。
千真万确，“倒非洲”走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因为新的学期新的班主任在教学楼一楼张了榜。喜红报名前遇到阿文，阿文很沮丧。他跟喜红说，没什么意思，他有点不想读了。喜红问他为什么，来都来了。阿文说，班主任郑老师调走了。郑老师，郑老师，在背后还喊他郑老师的，全班男同学中阿文是唯一，连盛饭也叫“倒非洲”。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说，来来来，我请你吃棒冰。喜红坚决不肯，他说要请我请你吃。你帮助我入了团，以后我们又不同班了。说着，他迈上了棒冰厂门口的台阶。我拉起车子就走，我说你们自己吃吧，我吃不下。喜红转身喊我，别走啊。他的两个新同学也跟着一起喊，别走啊。
我听不见了。我几乎是一路冲着，冲上长长的初中岭，冲进了教学楼。那种兴奋的劲啊，三年也没有过。没有人理解我吧。哦不，廖枫叶，他一定理解我。廖枫叶，他知道了吗，“倒非洲”死走了。
从家里来前，我一直想要等到中午时分，先摸进学校探探情况再作决定，在棒冰厂坐着大半个上午，也一直这样想。人算不如天算，我怎么想也想不到“倒非洲”他死走了呢！我如释重负，简直是脱胎换骨了！
初三（2）班，班主任尤老师。寝室的人都在议论他，好标致的一个新老师，刚今年从师专毕业，教我们数学。我们的马老师提拔到三清乡中学做书记去了。徐红军说，以后美男子的称号要给尤老师了。张东志说，那不要，人家美男子会生气，就叫美男子老师吧。美男子说，我宣布以后我不是美男子了，谁再叫我搧谁嘴巴。上学期末，我还以为美男子也不读了呢。
听说尤老师是边山的，今年升初二的那个眼镜，是他弟弟。眼镜跟我关系不错哩，我的心里生出无限的幸福。
脱胎换骨还不止我，寝室的电线也脱胎换骨了。从大礼堂到我们寝室，到一个一个寝室，所有的寝室都换新电线了。连岭底的老寝室也换了。暗绿的线，统统换成了乳白的线。说是上边教育局通知，不能留隐患。在暑假期间，有一个学校发生了火灾，烧得不重，但问题在于线路老化，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感谢那个学校，感谢领导，你们辛苦了。
我独自会神地盯着从大礼堂到我们寝室的电线，没有人留意到我嘴边挂着的微笑。他们早忘了吧，上学期末“倒非洲”对我们几个的惩罚。仿佛伤疤被掩盖了，仿佛一页日历被翻了过去，我有一种拥抱的欲望，拥抱同学，拥抱电线，拥抱生活，拥抱世界！
他们说，从这个学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