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芭茅一样生长- 第21部分

　　他们说，从这个学期开始，大礼堂改成学生食堂了，先把那边的蒸饭房搬过来，以后有条件了，学生都打饭吃，还有菜打。他们还说，教导主任张主任没当了，他和校长和不来，积了很多年的怨。上届初三没考好，校长趁机把主任换了。新换的主任肖主任，是原来初二（1）班的班主任。看来，生活变化真大啊。不过是一个暑假而已，我都有些应接不暇了。

　　廖枫叶还是留了级，不知道是“倒非洲”没记愁，没长记性，还是因为廖枫叶是他同一个村上的舅子。而“倒非洲”和女朋友，吵归吵，终归没有分手。那么未来的女婿，大概有些怕听话吧。一同留级的还有，我们玩笑中炳篓的“相好”彩云，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漂亮女生。张小玉又留了一级，跟她妹妹同班去了。还有媛媛、爱军、灯笼好多个，听说三个班加在一起留了三十多个。

　　而在晚我毕业后一年，这批留级生成了学校升学的主力军，其中的百分之九十考取了中专、师范、卫校，创下学校有史以来辉煌之最。那一年，听说考风不严，他们占尽了便宜。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一旦都拥有了，便会成就事业。

19分给我烟抽的兄弟（一）
进入初三，学校整个改朝换代了似的。

　　语　文老师换成小颜老师了，也是一个师专中文系刚毕业的帅小伙。英语换成了初三下来的黄老师，我们的雪粉老师结婚了，调去了另一座城市，叫什么新余。我们初二的物理老师还是留下来教初二，带班。对于我，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倒非洲”这座大山之压，从心底里吐出了一口畅快的气，彻底放松了。

　　我想着的是下午赶紧找尤老师报到去。

　　尤老师说，你哦，团小组长，初二两个学期的年级冠军，大名鼎鼎。我搔了搔后脑勺。尤老师说，好好努力，我看好你。

　　比起“倒非洲”，尤老师简直太和蔼了。“倒非洲”真应该买个镜子仔细地看看自己，长得那么丑，还那么凶，实在没有理由。再不，就去买块豆腐，一头撞死了拉倒。我想得很解恨，心里头暗暗乐开了花。

　　初三的生活刚刚开始，幸福的日子刚刚开始。有两个人，准确地说，是我初三的新同学，他们的出现，将使我生活的轨迹发生预期不到的变化。冥冥之中，这就是命运。现在，我一无所知。

　　上一届学校考得不好。比如我先前读的那个班，响当当的王佑强，只去了县二中。进一中的只有三个，陈宏伟、曾平余、矮文。二中和一中是天壤之别，一中的考大学升学率很高，而二中常常个位数，甚至剃过光头。进一中的不只是荣耀，老师们说，已经有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的大门。中专、师范、卫校加在一起，上一届也没超过两位数。

　　校长坐不住了，才有如此的动作。

　　正因为上一届没考好，总体滑坡，有许多学生选择了插班。一些是不服输的，一些是老师觉得还有潜力的。

　　可也例外的。

　　这不，插在我们班的唐树忠，一个初中已经读了五年，参加了两次中考都名落孙山，从四股桥初中转回来的矮个子，来了。他在我报名两天后，成为我新的同桌，成为第一个分给我烟抽的兄弟。

　　唐树忠的烟瘾很大，跟着他都还没多久，我也觉得我有烟瘾了。我是压抑得太久了，该死的“倒非洲”！顺便说一句，抽烟我是有基础的。我读小学时就曾经偷偷地抽过。我们在晚饭后，在公路上散步时抽烟；在晚自习间结伴去厕所时抽烟；在睡觉前靠着寝室外的墙根抽烟。有时候，中午我们也抽，躲在老蒸饭房的屋脚，甚至是原来的同学仙子家猪圈边的空地上，坑底，悠闲地抽着。

　　自此每每回家，我从店里的货柜上偷烟，一包，然后二包，然后三包。店里的烟是拆开了，对着柜桌，一列一列摆的。我从烟列的最后下手，把烟盒抽出来，返校前再把烟拢一拢，靠紧。这样父母亲以为是卖了，一般不易察觉。印象最深的是乐华和海鸟，这两种烟恐怕早从世界上消失了吧。

　　可还是不够，有点解不了渴的意思。唐树忠也挖空心思，变着法子问家里要钞票，什么交资料费、交秋游费、交体检费等等，开出一个名目，蒙多少算多少。乡政府一带的店上，只要有钞票，烟多得很，蝴蝶泉，更贵的阿诗玛、红塔山都有。

　　我不敢明目张胆地向父母亲伸手，我怕露馅了，父亲会掐死我。我又选择了下“黑手”，用父亲的医用镊子，探进锁着的店抽屉里夹钞票，整的票子不敢夹，就挑零票，一角，二角，五分的也行。我当时想，一是父母亲未必记得清抽屉中究竟有多少票子，那么零碎，那么多花边硬币子，二是即使发现了，也不能就认定是我所为，弟弟妹妹两个小的也难逃嫌疑。

　　在班上，我们的抽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少数女同学都碰到过。阿文曾跑到尤老师那儿去告了一状，谁知尤老师只是哦了一声，说知道了。这是盛饭事后告诉我的。那时盛饭又写了入团申请书，大概是想让我高抬贵手吧。在阻挠盛饭入团这件事情上，我是成功的。按说他成绩那么好，群众基础也那么好，可是我尽在程老师面前说他的不是，自私、生活习惯恶劣等，总之还得考察进步。盛饭大概也明白了，何况“改朝换代”了，现在不是“倒非洲”，而是尤老师。而“丢掉”阿文，便成了盛饭用来与我和好的工具，阿文就像一件被随意扔掉的垃圾。

　　我的牙齿开始变得和唐树忠一样，熏过的肉那样，熏黄，再慢慢变黑。有如没有刷过牙，有如粘了一层厚厚的坯。站得近些同人说话，别人都说，烟味好大。我自己都闻到了自己身上的烟味。而且，我的左手中指和食指间，明显地有烟熏过的痕迹。我们管它叫烟记，都快赶上我父亲那样的程度了。右手稍淡些。

　　如果哪天我父亲看到了，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好在父亲从来不细致地管我的生活，他也几乎不会有那样近距离的机会看见我的烟记。我回到家里，就贼一样地躲着他的目光。倒不是怕手，偷了烟，偷了票子，心里虚着呢。

　　茶厂临了公路的坎边，搭了一个木棚，开了两小间简易的店，一间用作做馒头包子，一间卖烟酒小百货。早晨卖完了馒头包子，留下的时间里只有一个老头看店。听人说，那老头眼花，手脚慢，东西很容易拿。

　　唐树忠领着我去了。他掏出一张一元的钞票，递过去说，买瓶汽水。老头拈着票子，照着光瞅了瞅，又瞅了瞅。唐树忠说，还会有假啊。老头憨憨地笑，看看嘛。唐树忠问他，汽水二角五分一瓶，你得找多少啊，别算错了。老头倒利索，他说，崽子你难不到我，不认得字还不认得钞票不会算数啊。

　　老头躬身打开抽屉上的锁，摸出一沓零票，右手的一根指头沾了点口水，一张一张地往台面上放。唐树忠朝我使了个眼色，我便站到老头左侧，一边帮他数着，一角，二角。唐树忠敏捷地从老头身后的货柜上拿下了三包烟，揣进了裤兜。

　　凯旋而归。

　　唐树忠很讲义气，他跟我说，我们，老余各一包。老余是唐树忠姑姑的儿子，都是我们班的。

　　又过了些天，上晚自习时，唐树忠推推我。我们出了教室，他说，买烟去吧。我心领神会，点了点头。哪知道老头睡下了，店里电路短路了，又没备蜡烛。老头说，明早来吧。

　　唐树忠骂了句，停个鸟电啦。

　　我们走到池塘边，清风徐徐，蛙声一片。茶厂的这个池塘，养了许多草鱼、鲤鱼，他们的职工过年过节时都会捞一堆上来分的。唐树忠点了一根烟递给我，我顺手接过。我说，树忠，明年要再考不取，你准备做什么。唐树忠说，不知道，听父母亲安排吧。他反问我，你呢。我摇了摇头，我没想过。他说，你父母亲怎么想的呢。我说，只有一条路，考上。

　　的确，父母亲给我预备的只有一条路，考上。特别是父亲，他的坚定容不得我迟疑。

　　杨伯伯的儿子今年考取了师范，走上了阳关大道。

　　杨伯伯多次跟我父亲说，我比他儿子潜力大，我将来能上大专。你说我父亲能不坚定吗。

　　母亲似乎更开明些，我几个舅舅家的表兄表姐都没有一个出息。母亲从中感受到，读书吃苦，吃苦了也未必有出息。虽然母亲自己，小时候就很会读书。母亲偶尔私底下说，要是考不取，将来要么去学打篾，那是细活，不会太累，要么跟她学裁缝，像我大姨父，做大师傅。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只有烟火的星，在暗处，红红的，亮一下，又亮一下。

　　虽然池塘离教学楼只有不到百米远，或许因为临了山口，更开阔了，夜晚的蛙声仿佛特别洪亮。呱呱呱，呱呱呱，像是在唱诵着临近秋天丰收的喜悦。

　　唐树忠说，其实我早不想读了，读书真没意思。

　　我呢，现在没觉得有意思，也没觉得没意思。换成上学期末，或者“倒非洲”在，我真是一百个不想读了。我说开学那天，也好想不读了。

　　突然，唐树忠想起了什么来。他拉起我说，走。我们又回到了老头店前。唐树忠扒在我耳边说，白天看到了，在货柜底下堆了一大堆甜瓜。他说，你放哨，有人来了，咳一声。说完他拐到木棚后面，钻进坎和棚间的窄窄的通道，蹲了下去。

　　我一时紧张起来，万一有人逮住了怎么办。我猫头鹰一样地警惕着。茶厂的厂房黑咕隆冬的一片，宿舍区外的路灯昏黄，几个职工房间的灯倒亮着，传出来了打牌的激烈的声音。

　　从岭上远远而来的一束强光，忽而有，忽而没有，忽而有，忽而没有，我还在猜测中，它已经冲到了我眼前。原来是一辆从三清山方向出来的五十铃车。我的背上开始发热，觉得时间都凝固住了。我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