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看得出来,赵正果和洪大属于一类,自己并不想读书。
事实上自打英语换成了黄老师,我们班许多同学日子是很难过。黄老师早读时候到教室来得非常少,他不会像其他英语老师那样早早地守在教室,带读,检查、督促同学们背单词、背句子。他住在学校岭脚的乡医院,她老婆是那里的护士。他早上起来,抱个篮球在医院练,运球,投篮,完了是跑步。起初大家说好,少了个早读盯着的人。
没好几天,黄老师开始在课堂上发威了。他对着座位表叫一个,你站起来,拼一下那个单词。不会的,他卷着课本奔到那个同学的跟前,啪地一声把书往桌上一摔,你他妈早读干什么去了。然后他捏着粉笔头,往人家额头上戳,给我记住,我认准你了,明天要是还不会,看我怎么收拾你。下一个,你,翻译一下那个句子。当然,待遇是一样的。
第二天,果然是叫他们。黄老师绷着脸问,会了吗?如果不会,他手一指,你给我出来。有时候等不到他出来,黄老师顺手就拽住他的胳膊,用劲地一扯,一推。他妈站好了。没站稳呢,黄老师又一脚扫了过来。有时候,不扫,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稍有反抗意思的,黄老师整完了,搡他一把出门去。黄老师说,明天你不要来上课。
凭心而论,有打人的老师,绝对还没有遇到过像黄老师这样隔三差五打人的老师。黄老师似乎有瘾。像抽烟的人,不抽就不舒服,黄老师大概隔两天手就会痒吧。
这里有一个秘密。黄老师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我忘了哪只哪只小了。听说自小要是有谁看他的耳朵,开他的玩笑,他就跟谁玩命。后来他做老师了,总觉得学生喜欢看他的耳朵,特别是成绩差的学生,好像他们成绩差就是因为看多了他的耳朵似的。他开始暴躁,他要让他们集中一切精力在读书上,特别是对毕业班学生。只有面对不分神的学生,他心里才觉着踏实。他的手段是,打人。
一届一届地下来,关于他的可怕,在学校口口相传。对了,和“倒非洲”齐名。
其实他没到我们班上来,我就认识他了。他是团总支的委员,那次去茅家岭,他也去了。他的脸方方正正,头发乌黑发亮,发型特别好看,是整天都吹得特别有型的那种。听说,是他漂亮的护士老婆每天为他打理的。他从不去理发店剪发,在和老婆结婚前,他自己给自己剪。
他的那只小耳朵,很艺术地藏进了他的头发中。没有人揭密,一般不太会有人注意到。
然而,毕竟是他心头的伤疤,永远无法痊愈。
我们都不说。好像出于忌讳,怕惹怒了他,有好果子吃,我们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说他的耳朵。
赵正果说了,他最先在班上说,怪耳朵,我不读书关你屁事啊,大耳朵,小耳朵。赵正果是在第三次挨了黄老师的修理后,当场说的。英语是主课,天天都有的。没多久下来,全班差不多过了一遍,黄老师也摸到了底。成绩好的那些个男同学,比如我、炳篓、盛饭,他是不会骂的,更不会动手。对女同学嘛,顶多严厉地批两句,也没见他过分过。赵正果是一定会有第三次的,还会有第四、第五次,迟早而已。我们知道,赵正果自己也知道。
当场说,在班上说,这还了得。黄老师气晕了,脸上青筋凸起,几乎是扑上去,想把赵正果摁倒。赵正果的强项在于手劲,他也出了手,不过不是打黄老师,是挡,是抵。在博弈的过程中,赵正果边上几个同学,一起拦住黄老师,掩护赵正果从后门跑了。
黄老师大声地宣布,从今天起,在我的课上开除赵正果同学,他妈的,老子打人也是为你们好。
我们看见黄老师的衬衣,在胸前口袋那里,沾了一抹赵正果嘴角的血,红红地正在洇散开来。
赵正果果然就没再上英语课了。
洪大很是羡慕赵正果,他说,要是也被宣布开除了就好,省得天天担心。自“赵正果事件”后,像洪大这样后排就座的同学,他们三四个子,其实被黄老师点名的次数已经明显在减少了。少不是没有,少意味着还是有。
赵正果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的,他说洪大,打怪耳朵一次。赵正果分析,我们两个联手,不把他大耳朵一起拧小才怪呢。赵正果的私下提议,竟然得到了二流子、曹群民他们好几个同学的支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晓得的。他们找赵正果,说赵正果你带头吧。赵正果摇了摇头。赵正果已经不上课了,他与黄老师井水不犯河水,的确没有理由吧。
不过赵正果说,只要动手,他一定参加。我们上英语课时,赵正果就守在楼梯底下,赵正果说教室一发出声音,他一定冲上来,他要报仇。
洪大犹豫不决。
半天,洪大说,狗日的如果再找我的茬,不饶他。
阴谋让人兴奋。我感觉他们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盼过年的味道,比我们考九十分,过劲多了。
这个时候,我突然希望阿文能去黄老师那里报告情况。他不是喜欢打小报告吗,去打呀。他不是喜欢告密吗,去告呀。他不至于只当“倒非洲”的狗吧,没准会让黄老师也喜欢上他。说真的,黄老师英语上得挺好,和程老师差不多,我不反感。
我当然知道阿文不会,他的英语太阿弥陀佛了。他哪里还不是像洪大,度日如年着。他不倒戈加入赵正果、洪大的联盟,已经是黄老师的大幸了。
我隐隐地为黄老师担起心来。
好在没有发生什么,日头照样从东边、从乱坟岗的板栗树枝头升起来,从后山的背上落下。
不久,赵正果停学了。听说去了广东,不知道做什么。 txt小说上传分享
22母亲的一记耳光
像一艘船渐渐地向着码头,渐渐地快靠岸了。中考的大限是越来地越逼近了。我忽然很怀念唐树忠、尤丁高,怀念和他们在一起的幸福日子。
我染上了更多的劣习,一个学生能干的坏事差不多我都干了。逃课,跑到后山的茶场里睡一个下午的觉。在乡政府附近的七站八所和店面间瞎逛,很无聊地拔别人自行车的气门芯。对了,偷车铃盖子。说是把盖子翻过来,可以拿回家用来垫家俱的脚。事实上,我根本不可能拿回家去。我说了无论做了什么坏事,父亲都可能会拧断我的手。
可我还是偷过。偷了三四个,藏在箱底好长时间。在一次 尤老师通知说要检查箱子时,因为有同学鞋子掉了。一有什么东西掉了,学校就集体开箱检查。怕铃盖子露馅,我把它们塞进口袋,抛到了操场边黑乎乎的厕所坑里。什么用场也没派上,去他妈的垫家俱的脚。
倒是有一回,出尽了丑。在土城一家店门前,我正旋着铃盖子,冷不防车主回头出来了,被抓了个正着。看样子好像也是学校农中的学生,他一把捉住我的手腕,老练地往我背后一扭,然后一只手揪住我的后衣领,把我的头往下按,说想找死啊。我面如土色,半天不敢吱声。过了一小会儿,他猛地朝前一推,放开了我。我羞愧难当,风一样地跑了。要是当时,我碰上了亲戚、熟人,真要钻地缝了。
偷麻花张的油条我也偷过。麻花张把担子挑到学校来,蹲在教学楼外拐角处的树荫下。我混在人群中,蜂一样拥上去。麻花张手忙脚乱起来,兔子一般温柔地叫着,“角三两条,角三两条”。杂乱的手伸向他,伸向箩筐。麻花张一急,赶紧把两只箩筐一拢,护在了他双臂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捂住罩子,说“不卖了,不卖了。”
即使这样,常常还是丢了不少根油条,有时候是麻花和油煎果。甚至有两次,他的担子被生生地一抢而散,一只箩筐都被踩扁了。麻花张找到了校长,校长嘴里说得很好,最后也不了了之。学校本来就很讨厌小贩。麻花张能做的,只有收拾起他的担子,边骂“这帮没良心的,没教养的,我再也不来卖了”,边走人。
实话实说,偷过好多次,真正只偷到了一次油条吃。
没想到我们班又有了一个“胡国家”,我留级前班上能空手抓鱼的那个同学。历史钟老师说他满身腥味,像陈友谅。不知道胡国家现在还抓鱼不。现在这个“胡国家”,其实是边山的卫兵,他的绝活是抓黄膳,不是抓鱼。
卫兵常常在上晚自习时溜出去抓黄鳝。他从农行营业所门口的修自行车摊子,偷到一副有些破损的劳工手套。手套戴上,打个手电,卫兵就像很专业的捕鳝工。我跟他去了好多回,在茶厂往下去建设方向的田沟里钻来钻去。卫兵手中的手电这一照,那一照,发现露出的黄鳝头,立即关掉手电,凭直觉一把抓起。果然到手了,老长的,蛇一样地扭动着。我说,卫兵,你们边山,是一边山,一边黄鳝吧,看你怎么这么厉害。卫兵反问我,那双溪口呢,是一边溪,另一边还是溪。我说对极了。
第二天,我们去乡政府附近的餐馆卖黄鳝。卫兵也不知道应该卖多少钱,店主说多少我们就多少。拿了钱,卫兵说,炒碗面条吃。我拍了一下他的头,说太好了。面条还在锅里翻炒,卫兵和我已经口水涟涟。卫兵说,黄鳝真好,能换来面条吃。我说,我不行,蛇一样,我不敢抓。
那时候在乡政府的街上有了桌球,就是台球,这是乡上的新鲜事物。是一个修自行车的摊主摆的,用塑料布撑一座简易的棚,只有一张球桌。最初,我和唐树忠去打。确切地说,是我跟唐树忠学打。他教我拿杆,教我击球,教我打花、打色。
没多久,棚扩大了,球桌有了三张。可是打的人越来越多,常常得排队等,看来像我一样着迷的人似乎很多。那老板暗自乐着,干脆自行车摊也不用摆了,把整个食品站与供销社间的空地块包下了一大半,又加了两张球桌,一心做起“球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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