箦之辱耳”。——“幸”该说“不幸”，“辱”该说“荣”。
念上几部诗文集就要这样，自己做几回更是服毒。或者二十岁以下的人不曾受毒气，“救救孩子”！
“哀生民之多艰”的文学家——这是我对于未来中国所要求的！
（《新潮》第一卷第四号，1919年4月1日）
………【第二十章 门】………
叶公超
我常想，在我们这开化民族的复杂生活中，要举出一件东西来可以代表我们文化的精神的，除了“门”以外，还想得出什么呢？读者不必深想。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人人每天都要经过的门——房门、家门、校门、城门，以及其它种种一重一重的门。不但我们奔波劳碌的人脱离不了门，就是轻易不出家门的人，他们在日常思想中，也难免不知不觉的和门发生了关系。人类的历史尽可以说是门户的历史。我们生活中的门，当然不限于我们抬头就看得见的这扇物质的门。我们文字中，思想中，习惯中都无时没有一种门的存在。在旧礼教里，不用说，因门的意义而产生的习俗和思想，处处都是。提起婚姻来，谁不要求门当户对的，才貌双全的；谈论家世的人，当然脱离不了门荫祖德和门第家风的观念；小孩子在私塾里开蒙，总要先拜过老师的门，才算是入学了，同时这位老师呢，当然是无数孔门弟子之一。岂但旧脑筋如此，我们的新脑筋、新思想又何尝不充溢着各种门的观念呢？我们不断的听人说：教育要专门，办事要有门径，进屋子总要敲门才算有新礼貌；官场、商界，以至于党部都得要些门面来做本钱。
多半的人生活中只看见有物质的门，而想不到这种实质的物体却暗含着什么精神上的意义，他们更想不到在我们每个人的单独生活中，从极单纯到极复杂的生活中，都有一道最后的门。聪明些的人知道这重门是最后的，神秘的，不可侵犯的，所以每次路过门前，至多也就住一下脚，再张望一回，便走过它了。缺乏想像的人，一旦发现了这重深闭的门，哪肯轻易不响的走过去就算了。我想他们少不了一敲再敲，一闯再闯……等到闯了进去，他也就可以不必出来了。看过厨子杀甲鱼的人都该明白这个结局。我不敢再想了，想起来真的令人寒战。我往往夜间从戏园里出来，一路走着，耳朵里仍带着不少的余音，经过一家一家的大门，关闭的都和坟墓一般的严肃，靠街的那间屋里还有灿耀的灯光从楣窗上直射出来，我这时候常爱忖度屋里的人或是鬼在那儿干些什么，尤其是看了《空城计》、《坐楼杀惜》这类戏之后，想像似乎更加来得活动；其实门后的秘密何只这两幕……。人类的好奇心和追求心都是因门的阻碍而产生的，但是人类的经验并不鼓励我们去闯进所有遇着的门。多数自寻短见和态度悲观的人，都是曾经揭穿过，或看穿过种种门中门的罪人。读过《天方夜谭》的人，自然会了解为什么最后一道门不要去开它。譬如金马门里的爱结王子，闯进了末了一道门之后，出来果然就瞎了只右眼。有的读者说，这又何苦呢？同时也有人说，瞎了一只又何妨呢？事实上爱结王子还能出来，回到十个少年那里去，乃是为继续故事起见，在实际生活中呢，多半是没有下文的。
门，我方才说过，是可以代表我们文化精神的一种设备。我想凡在人与人集居的地方，门的功用不但能隔阂我们，同时也更能连络我们。在这一开一关之间，社会道德已有了稳固的基础。现代社会里最大罪恶的就是没有公私观念的人。这类动物少不了用关键的铁门来对付他们，宽容一分都不妥当。同时在有公私观念人的交际生活中，门是绝对有连络性的。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就是说朋友彼此不要忘记门是可开可关的设备。有门才有交情，因为门是使我们不接不离的媒介；所以人间能*的关系，不论是朋友、兄弟、夫妇，都是一种永有界线有门的联络。美国现代诗翁弗乐士特（RobertFrost），在他一首著名的诗里的末行说：“……Coodfencesmakegoodneigbours。”我想把它改作“Gooddoorsmakegoodfriends”似乎更加恰切。
城市里的人家昼夜无不闭门的，乡间农家的门至少白天都是开着的。这不是城市与乡间的根本差别吗？城市里的人不由自主的藏在千门万户后面，乡下人物质上只有一重门的享受；这重门除了夜间掩闭一下，几乎等于没有门。城里的人偶到乡间去游玩，走过农家的门口，看见两扇门都大开着，反倒不敢一直望进去，好像无故去掏人家的荷包似的，不免觉得有些难以为情。这是因为城里的人多惯于闭门的生活，到了乡间虽然脱离了物质的门，他们的习惯和思想中仍然是有一重一重的门在那里。乡下人进城去，自然更加觉得离奇了：望目一望，无处不是关紧了的门，门上多半还按着有闪亮的门环和洋锁。这种神秘的景况，当然会引起他的好奇心；结果，又和爱结王子一样，他也一重一重的闯开来观光一下，直到闯进了最后一道，果然右眼也瞎了。
（原载1932年4月21日《清华周刊》第37卷第6期）
………【第二十一章 寻常茶话】………
汪曾祺
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穿堂”的右侧有两间空屋。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朱红的。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靠墙有一坛“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秸都放在里面臭。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祖父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隔日作文一篇，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喝得很慢，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薰陶也有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门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馆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味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
我在昆明喝过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屯阝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