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条约的第5章第23条，埃及作为土耳其的一个省，其他国家没有在其土地上驻军的权力。英国在1882年为了维护当地社会秩序而派去一支军队，结果事后一直不愿撤离。在1887年的时候，索尔斯伯里首相曾派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交涉此事，提出同意英军退出埃及，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英军拥有进驻埃及的权力。只不过由于法国和俄国反对，所以土耳其代表未敢在条约上签字。至今为止，《柏林条约》依然是对埃及的政治秩序做出安排的唯一法律文件，英国在当地的驻军是非法的。”
“埃及问题涉及英法两国的核心利益，虽然英国入侵埃及违背了《柏林条约》，但是该地区无关我国利益，在俾斯麦首相时代，这是作为我国威胁和笼络英国的唯一有效武器。如果仅仅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就动用这一手段，是否太小题大作了，而且那些硝石矿的价值真的能在英国的友谊之上吗？”威廉依然不为所动的说道。
接着他把格莱斯顿给他的私信递给了瓦德西，道：“格莱斯顿首相在这封信中交代了关于照会事件的由来，估计涉及到议会政治的斗争。对德友好还是这位老首相的真实意愿，也是大多数英国人的愿望，我对这一基本判断迄今没有改变。”
“陛下，伦敦的报纸您都看到了吗？英国民众的沙文主义早已甚嚣尘上，如果说1891年我认为打一场对俄国的预防战争有必要的话，那么我现在认为，此时此刻打一场对英国的预防战争也是有必要而且十分可行的。”瓦德西朗声道。
“我们能收获什么？”威廉转过头一本正经的问道。
“首先一点自然是法国的友谊，其次，埃及的中立化对于加强我国在中东乃至远东的地位也是有所帮助的，尤其是威尼斯铁路建成后，效果会更加明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英国失败后必然要付出一定补偿，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彻底解决非洲的殖民地问题，比如我国在阿萨布的驻军问题等等。”瓦德西流利的回答道，现在事先早已考虑好了。
瓦德西说完后，威廉虽然并没有改变最初的心意，但是也的确承认首相的话不无道理，想了想，说道：“这件事你们通知赫伯特没有。”
“事情刚发生时，我曾经和侯爵面谈过一次。我有心提到埃及问题，不过当时他对于我提出的把埃及作为筹码根本不感兴趣。”比洛回答道。
“我国在埃及问题上的立场是英德友好的基石，不是特别重大的冲突或者利益纠纷不应妄加动用，这也是我们在《法兰克福条约》上只字不提埃及问题的原因。”威廉看似随意的说道：“另外，瓦德西首相，请你告诉我法德联手怎样打败英国？”
“陛下，请不要忘记还有土耳其。法国控制着君士坦丁堡的文官政府，我国和土耳其陆军关系良好，如果因为埃及问题爆发战争，土耳其一定会和我们并肩作战。届时，只要我们的陆军切断苏伊士运河，英国除了投降别无选择。”瓦德西信心满满的说道，以为威廉已经有所动摇了。
“如果英国不经战争，直接同意从埃及退兵，我们又能得到什么？你们也知道，格莱斯顿首相本人是反对在埃及驻军的，浩繁的驻军费用一直很让他伤脑筋。”
“那样的话，我们大约只能获得安托法加斯塔的硝石矿了。不过，我相信英国一定不会不经一战便逃跑了事的。”
“二位，我觉得，无论结果如此，我们都无法给于英国比较彻底的打击。当欧洲下一次危机来临时，英国怕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我们的。我们已经失去了俄国的友谊，如果再失去英国的友谊，那么我们的外交就彻底失去了选择权，尤其是在面对法国时。为了区区一些硝石就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发出战争恫吓，你们不觉得这很愚蠢吗？”威廉冷冷的讽刺道。
瓦德西和比洛两人听了威廉的话，顿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恍然醒悟过来。
“这件事你们去征求赫伯特的意见，如果他也同意你们的观点你们再来找我，如果不同意，那就按我的意思去办。”威廉径直吩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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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章写的很费脑筋，现在突然觉得，一战德国的致命错误在于攻击了比利时，二战则是攻击了波兰，这都是迫使英国无法保持镇定的关键因素。
第一百五十三章 爱尔兰问题
威廉的友善回应终于使格莱斯顿内阁度过了这次危机，并且工党内部的凝聚力也因此而增强。
这自然是威廉最乐于见到的结果，19世纪后半段的英国政治最核心的一题在于爱尔兰问题，和这个问题相比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对立，外交政策的选择等等都是居于次要地位。
历史上，英国人在1800年将爱尔兰正式纳入英国，从而组成了联合王国。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爱尔兰人几乎从未从帝国内获得什么好处，尤其是1847年前后的马铃薯歉收时期，上百万的爱尔兰人饿死，更有数百万人历尽坚信被迫移民美国。这一时期伦敦政府秉承自由至上的精神对于爱尔兰事务不闻不问。
爱尔兰问题本质上是土地和佃农问题，这一点和俄国的农奴制，普鲁士的容克庄园大同小异。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越来越不合时宜。
而且爱尔兰还有其历史的特殊性，17世纪克伦威尔入侵爱尔兰以后，英国人强占了大量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土地。这些人后来很多成为生活在伦敦的爱尔兰大地主，他们甚至垄断了爱尔兰在英国上院的全部席位。
19世纪中期，爱尔兰的全部土地中，属于英国地主的土地占据了三分之二。在1848年的《谷物法》实行前，由于较高的粮食价格既保护了地主的利益也相对的保护了佃农们的利益，所以地主和佃农之间还是相安无事。
但是《谷物法》推行后，伦敦的面包价格下降一倍，甚至比作为粮食出口国的普鲁士还要低。食品价格的下降使工厂主和工人得益的同时，大大损害了地主和农民的利益。
为了保持自身的收入，爱尔兰的地主们纷纷提高地租，当佃农交不起地租时，往往被地主毫不留情赶走。期间又会牵扯到土地上的二次投资等等经济纠纷。
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下，爱尔兰人开始组织武装反抗。著名的芬尼社在1868年建立起来，他们认为爱尔兰的土地应该属于爱尔兰人，英国人应该把这些从他们祖先的手中抢夺而来的土地还给他们。该社的政治目标便是争取爱尔兰的自治乃至独立。
芬尼社成立后，屡次在爱尔兰地区进行暴力活动，比如暗杀英国官员或者某个为富不仁的大地主都是家常便饭。不过，芬尼社在当时终究不是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伦敦的下院中，有一个由爱尔兰人议员组成的党派——爱尔兰自治党。该党一般能获得下院600多议席中七分之一的席位，而且十分稳定。
在1867年发生了一次由于歉收引起的爱尔兰大暴乱后，以“高尚和公正”的品性著称的格莱斯顿首相成为工党或者说自由党在未来三十年的领袖。那一年，他在接受女王的邀请信时便明确表白了“我的最重大任务在于绥靖爱尔兰。”
不过，格莱斯顿从头到尾都没能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或者说爱尔兰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在他的思维定式中是不可能获得解决——除非永远的使其独立。
格莱斯顿本人十分的严谨而自律，他也很清楚，如果由国家拿出一大笔钱来，把地主的土地高价收买，然后以宽松的地租交到爱尔兰农民的手上，使后者获得永佃权是最为理想而且可行的。但是他觉得这侵犯了其他无关者的利益，和自由至上的精神相违背，因此他不愿意这样做。
愈演愈烈的爱尔兰冲突终于使格莱斯顿在晚年做出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支持爱尔兰人的自治要求。
在工党统治下院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法案可以毫无压力的获得通过，但是英国上院却是爱尔兰大地主们以及和他们休戚与共的英国本土地主贵族阶层的大本营，于是，爱尔兰自治法案始终无法在上院通过。
之后的1886年，工党内部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分裂。年轻而富有成就的伯明翰工厂主出身的张伯伦带着100多名主要由爱尔兰地主阶层组成的自由党统一派加入了保守党，这不仅极大削弱了工党的政治势力，而且大大加快了保守党重组和调整政策的进程。
传统上，保守党对于爱尔兰的政策是十分强硬的，该地区毕竟大英帝国的肘腋之地，绝对不容其自治或者独立出去。不过长期的动荡严重影响了英国的社会稳定，一些保守党议员开始寻求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概在1880年代末期，保守党内的新生代出现了以丘吉尔、沃尔夫等人为代表的务实派，他们主张以“仁政换取和平”。所谓仁政还是国家高价收买地主土地，再廉价租给农民的路数，在张伯伦加入保守党后，这一主张遂为索尔斯伯里所支持，成为保守党的既定方针。正是靠这一主张，保守党和爱尔兰自治党联合起来在1895年的大选中击败工党，获得组阁的权力。
以后的20多年中，英国政府耗资1。8亿英镑完成了对爱尔兰土地的收购，从而使爱尔兰成为一个自耕农的国家，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总能吃饱饭和不被压迫了。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政策的顺利推行，爱尔兰人才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英国人的背上捅刀子。
在威廉看来，只要格莱斯顿还在台上，那么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老人家本着那个时代最为高洁的政治家的美德支持爱尔兰人获得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