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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下火车，走到新生接待站，我就看到了我英俊潇洒的表哥，我很意外，他老远就很高兴的叫着我的名字：“米！”我什么话也说不出。
他帮我买齐了一切生活用品，从茶杯晾衣架水桶到香皂牙膏洗发水……甚至还帮我买了一个在我看来有些奢侈的小录音机。
然后他带我去市区，买了很多的衣服。我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衣服。后来逛到下午，经过中国大酒店，他带我去了酒店的咖啡厅。坐在咖啡厅，我四处张望，看到的几乎全是外国人，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真正的外国人，我就拼命的看，从金色头发看到蓝色眼睛看到高而尖的鼻子，看到他们手臂上浓密的毛发。
旁边有个外国男人对我点点头又笑了笑。表哥轻轻叫我不要盯着别人看，表哥又问我想喝什么，我说不知道，表哥说试试爱尔咖啡吧。我尝了一口，觉得味道很难喝，表哥说我没有加糖，我加了四包糖，可味道还是很怪，就没喝了，蛋糕的味道，倒是很好，我一口气把两碟点心全吃光了。
临走，表哥给了我一千元钱，说其中五百元是姑妈给的。当时一千元是一笔不小的钱，我把其中五百元存在银行里了，打算留着下个学期用。
后来表哥再没来过广州看我，只写过一封信给我，他说：“如果有一天我问你，米，你幸福吗？希望你的回答是肯定的。”
大学四年我过得很沉闷。每天晚上我坐在宿舍里听着小录音机里的歌。罗大佑乌溜溜的黑眼睛，穿过我的黑发他的手；郭富城问他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齐秦忧郁地说他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天上挂着九个太阳，一场冬雨就要来临；童安格说我像云，捉摸不定……
周未我多数和同宿舍一个女同学去ZS大学玩。我那位女同学有很多同乡在Z大，有的在中文系，有的在法律系，晚上她同乡带我们还一起去中门的教职工活动中心跳舞，那一两年除了跳华尔滋和快三快四，牛仔舞，伦巴，桑巴之外，还流行三十二步集体舞和水兵舞。
我很喜欢Z大，记忆里身边擦过的爱情全部都和Z大有关，今天回忆大学时代，想起的不是自己的母校，而是Z大。晚上，大学里那些不知名的大树，和那些树木在夜里散发出的特殊气味，就像一个老教授和他身上衣服的樟脑味；晚上校园里总是响着单车的铃声，那些夜晚滴玲玲的铃声和男孩女孩飘过的模糊的身影，清脆而又朦胧，骚动，清纯而又迷茫。
在大三那年，我认识了Z大中文系一位年轻老师F，他很高，1米83，身体修长，皮肤很白，有些旧书生的呆气。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他喜欢写诗，送过很多首诗给我。
寒假的时候，F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他家，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不肯去。
我想我可能是不喜欢他那种细长手指的男人，我也不想嫁一个学中文和喜欢写诗的男人。理由我说不清楚，只是一个女人的直觉，觉得不适合自己。我喜欢风花雪月和敏感多情的男人，却不会嫁一个这样的男人。经济政治型的男人虽少了些情趣，但更让人有安全感。选丈夫我会选一个比较世俗和稍微迟钝些的男人。
我认为我的想法是明智和成熟的，但最后嫁人时还是发生了操作性错误和判断性失误，这是后话。
今天，我若回到Z大，在那栋二层的旧楼窗下叫F的名字，我相信他一定会从窗口探出头来答应我。他肯定还住在那座房子里。一个男人一旦走进一座大学校园，做了那里的老师，我相信他是不能轻易走出校园的，他会升为讲师，直到变成教授，那么他的太太，就会终生留着短发，穿着朴素的衣服，也在那座校园里，变成一个妇人，最后成为一个教授夫人。那样的人生很娴静，很不错。可我不会是那种女人。主要是，我不会成为一个诗人的妻子，我知道我会有一个世俗里的丈夫，会有一切最世俗的经历和苦难。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香港男人。
在一个深秋的早晨，我跟着那个男人，宜家的三少爷，来到香港，怯怯进了宜家大院。我手里拎的还是姑妈当年用过的那个小藤箱子，里面还是什么也没有，里面仍旧是几本书和几件衣服，还有我卑微的身世和少女时代的梦想。
1997年，对于我和香港，都是命运的一个新阶段。香港，正是在这一年，经历了一次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变。
我并不抱怨来得不是时候，不管它是繁华还是开始没落，命运都是要把我安排在这里的。因为我命运里的男人在这座城市，上天要在这个城市把我的儿子交给我。
我承受，和这个城市一起承受着命运。没有埋怨的话说。
从我有梦想那一天起，我在内心里就把香港当作我的未来。
现在我来了，和它在一起。
我会勇往直前地走下去，还是那句话，迎接，承受，安静，不害怕，不躁动，等着命运向我展示更多的谜底和更深层的真相。
不是我的上海，不是我的香港
1996年，我在上海呆了一年。我想不到我此生会和上海有一年相守之缘。以前从未想过去上海工作，也没有任何朋友和亲戚在上海。
1996年，我有一个伟大的计划——独身环游中国。我怀揣两万块钱从广州出发了。钱是宜锦荣给我的。宜锦荣是香港人，我那时已是他的女人了。我以前文章里提到的香港的宜妈妈以及宜家的姐姐阿蕊及囡囡，其实都是宜锦荣的妈妈和姐姐。我原本是姓李的，做了宜锦荣的女人，所以我姓了宜。
我从广州出发，经过了南昌，去了温州，甚至去了温州的一个海边小城苍南县。我记得从金华开往温州的大巴上，全车都是做生意的男人，只有我一个不为生活，而活在想入非非里的女人。接着我去了杭州，住在浙大。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兰州大学来的女孩，她来浙大查找写硕士论文的资料。我们一起结伴游了西湖、龙井村、灵隐寺……然后又一起结伴到了上海。她想在上海联系一份工作。我陪她一起逛了一个人才交流市场。她和一个招聘人才的公司谈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巧合就在这里，那个招聘的人似乎对我更有兴趣，主动找我谈，这是一家香港公司，因为我会讲白话，仅此而已。
我买好了去北京的火车票。那女孩答应在兰州等我，到时陪我一起去甘南大草原，她曾去过，认识那里的牧民。我离开上海前一天，那家香港公司突然打电话给我，诚意和我谈谈。我去了，谈了，把去北京的火车票退了。上海，这个都市，诱惑我放弃了那个伟大而浪漫的计划。没有实施这个计划，也许将成为终生的遗憾。上海，我为什么要喜欢上海，要把浪漫的脚步停留在这个城市？
在新公司上班一个星期，同事晓萍就介绍我去和她一起住，她房东还有房子可以出租，在田林村。我和她一起去了，四十多岁的女房东一看到我，就说，不想把房子租给我。她要我住在她家里，就和她17岁的女儿一起住，不但同睡一个房间，且同一张床。一切家具用她家的好了，只交一百元当水电费。
有一件事我常常觉得惊奇。我从十四岁离开家独自在外生活，四处漂泊，从湖南到广州，到南昌，到上海，到香港，至今我从未遇到一个坏人，那些被骗财骗色，谋财害命险恶的事，从来不沾我的边。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灵在眷顾着我。我也曾遇过路实在走不下去的情形，我就在心里对那个力量说：“请你帮助我吧，请你帮助我吧。”它听见了我的心，听见了我的祈求，它甚至看见了我的处境，它真的就让我走出了困境。那种神灵，我无以名之，我不知该称它为天父，或菩萨还是什么，总之我知道它是在那里的，在冥冥之中的，能看到我的，时时在眷顾我的，时时和我在一起，没有离开过我。所以，以后的路，我是不怕的，有它和我同在。
刚进这家公司，晓萍对我表示了善意。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你总是记得最早对你表示善意的人。还有一个男同事，市场部的bill也对我很好。我也很喜欢bill。我说的这种喜欢，是一种无需刻意表白也无需隐藏的喜欢，和男女私情关系不是太大那种。
公司的男人都穿西装，女孩都穿套装。而bill的那套西装，皱巴巴的，那条领带也歪歪扭扭的。冬天的时候，他在西装外面披一件旧的棉军大衣，到了公司，他就脱下军大衣挂在公司的衣柜里——和我的米白色羊绒大衣挂在一起。他是一个军校英语系毕业的。他会讲流利的英语。他的业余爱好是写电影评论。他的副业收入是出租录像带。他拎着录像带在公司出出进进，下班以后，他把那些录像带推销给这座大夏的其它外资企业的老外。他从不在公司同事面前掩饰这种并不体面的勾当。
当时上海正在津津乐道《廊桥遗梦》，我记得他写了一篇影评，有这么一句：“《廊桥遗梦》不过是中国西门庆和潘金莲式的文学，它迎合了对婚姻已厌倦了的中年男女的欲望……”天，这也叫电影评论？但它偏偏就登在某张报纸上了。那张报纸常有他写的影评，记得他还评了《水上世界》，还评了《阿甘正传》。《阿甘正传》当时还没有在上海的电视院里放映过，但他已有了录像带，他把录像带借给我看。我说是我此生看过的最好电影，他就要把它送给我，我不要，原因是我没有放录像带机。
那一年的上海最震惊的新闻是杨某霞泼硫酸案，将情夫的妻女严重毁容。
上海福州路的书店里摆满了印度奥修的哲学著作。我也拎了一本看。记得当时是喜欢看的，有感触的还在书旁作了批注。而bill则作了一件很令人生厌的事，他在我的批注后面又跟了批注，而且全部是对我的话作一个反驳，那也不是最令人生厌的，生厌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