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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医生可一点儿都不“屠夫”，说话细声慢气儿，还时常半真不假地来点儿“冷幽默”。他不但通西医，还懂中医，大家还认为他精通心理学。谁有病，谁没病，谁没病装病，他不用看，光听你一声“报告”，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要是有个想混病假的来到医务室，一声：“报告！”屠医生在屋里就答：“请稍息！”那意思你就不用进屋了。你要赖着还不走，再来一声：“报告！”屠医生就会答：“向后转，跑步走！”你就是进了屋，屠医生瞟你一眼便给你拿药了：一般都是老三片儿——“甘草片”、“感冒片”、“黄连素片”。你还别小看屠医生，只会发“老三片”。有天，熄灯后，九班一个战士有点儿肚子痛，窝在床上，想可能过会儿就会好了，正巧屠医生查铺，一见这情况，搭了搭脉，就说：“马上穿衣服，送医院，急性阑尾炎！”你说神不神？
跑步太累，队列训练太枯燥，可是比这更难受的是射击训练。射击训练开始了，大家一领到枪，都挺新鲜。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当兵了，总算摸到枪了。”训练的科目是第一练习——有依托卧姿一百米，瞄胸环靶。刚趴下去，挺美——这下可以休息了；可是，不久就发现，趴在雪地上，一动不动，半小时后，这衣服就会逐渐像被一件件扒走一样；好不容易熬到班长喊起立，这手脚都像不是自己了似的，刚把手脚活动得软和了一些，一声“卧姿装子弹”又得卧倒，这可是真正的“爬冰卧雪”啊。有人央求，咱们还是练队列吧，哪怕是练正步，至少可以活动着呀。曾班长这时一点儿也不“雷锋”了，吸一吸冻得滴里搭拉的清鼻涕，瞪圆了大眼睛：“你想训什么就训什么呀？这得按训练大纲来，少啰嗦，趴好了，好好瞄，等你打个光头，我看你哭都找不着地方。不就是十五天吗？坚持一下就过去了。”“啊？还要趴十几天呀？”
白天，风里雪里的训练已经让人筋疲力尽，晚上还有让人时刻紧张的“紧急集合”。按训练要求，连级单位的紧急集合应在三分钟内完成。也就是说，从听到哨音开始，起床、穿衣、戴帽、披挂所有装备不能超过一分钟。打背包不能超过一分钟，从宿舍跑到操场的最后一个人不能超过一分钟。这样才算达标合格。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唯一的办法就是多练。而紧急集合的难点就是打背包，先是白天练，再是摸着黑练。为了练好一分钟内打好背包的本事，各班长都不甘落后，经常加练；而“雷锋班长”更是乐此不疲，有时是早晨出操结束，正准备洗漱，突然，一声“四班的，打背包”四班立刻饿虎扑食般地扑向被子；大宿舍三条大通铺，一共住着六个班，有时，正看着别的班打背包，突然又是一声“打背包！”四班的又是一个饿虎扑食；有时，正休息着呢，看书、闲聊、洗衣服，一声“四班的，打背包！”四班的虎又饿了。那一阶段，被子在四班的手里就像拉面师傅手里的面——随意抻拉。练到最后，简直都有点儿神经了。一天，班长想说点儿什么事儿，刚一开口：“四班的。”忽拉，人都没了，全扑向被子了；急得班长赶快把后半句说完：“有个事儿先讲一下。”四班的这才住手。“班长，以后你讲话能不能先别‘四班的’行吗？”“要是说事儿，你就直接‘四班’，别‘四班的’，你这三个字还是打背包专用为好。”“实在想说‘四班的’，您最好语速放慢。”。。。。。。
天道酬勤。四班在整个教导队十二个班的各类（分队、全队）紧急集合中，始终名列前茅，平均打背包的速度是四十八秒。
为期三个月，和全军陆、海、空的所有部队一样毫无二致的教导队生活，随着最后一次实弹射击的成绩公布而宣告结束。
常诚凭着从小舞枪弄棒的秉性和摩托侦察连耳濡目染的熏陶，居然，打靶成绩名列全队第二；由此，受到队长的格外关注，也为他日后军旅生涯的跌宕起伏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教导队所有新兵又进行了一次身体复查，随着卫生队漂亮的女军医一声：“行了，小鬼，这下真的可以带上领章帽徽”的评判，常诚和所有新兵一起领到了鲜艳的领章帽徽。当他们伴着收音机里“我参加了解放军穿上绿军装，我走进红色学校扛起革命枪，鲜红领章两边挂，五星帽徽闪金光。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路上指方向，忠于人民忠于党，牢牢紧握手中枪。”的歌声，郑重地把领章帽徽缀上领口和皮帽上时，整个脸庞都被映衬得红彤彤的。俞力别出心裁，更多的是想标新立异，把从家里带来的四根大号发卡，插在了一副领章的背面，然后夹在领口。有人还挺新奇，俞力得意洋洋地宣称：今后洗衣服不用一起洗领章了，拿下来只洗衣服就行了。
集合时，被刘队长一眼识破，立刻被揪出队列，示众队前。刘队长板着他那巴顿式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这是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打起仗，当叛徒方便是吗？这还没打呢？你先想好了退路，是吗？”俞力欲哭无泪：谁让自己没事儿找事儿，学了这么个倒霉的招。俞力逃过了“玩枪”的劫，还是没躲过“领章”的坎儿。
新兵们自从戴上了领章帽徽，仿佛成熟了不少，举手投足之间已然像模像样了。教导队在常规的新兵训练结束后，为业务训练的展开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首先，各分队根据所学专业的不同，重新进行了人员调整。其实，各类教员陆续到教导队报到，张晓军作为一分队的教员，也在报到之列。再其次，调整了原来的宿舍，增设了若干专业教室。同时，队长和指导员，两人分工，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部队性质教育和保密教育，至此，9538才在新兵们面前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在下面黑板上方贴着“保密工作慎之又慎，九分九不成，非十分不可。”大字语录的大教室里，刘队长三个月来第一次和颜悦色地讲话：“同志们哪，从第一天通知你征兵体检开始，一直到今天，你们心中一直有个疑团是吧？一直有个想问又不敢问也无法问的问题——我们的部队是个什么性质的部队？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吧？今天，在你们圆满地完成了新兵训练，光荣地戴上了向往已久的领章帽徽，正式成为我们部队一员的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了，我们是一支技术侦察部队，是一支战斗在隐蔽战线的部队。如果说咱们的雷达部队是祖国的眼睛的话，那么，咱们技侦部队就是祖国的耳朵。人在睡觉的时候，身体的各个感觉器官都在休息，唯独耳朵没有休息。
在和平年代，别的部队都是在准备着打仗，唯独我们天天有战斗，天天在打仗。可能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个“中情局”，苏联有个“克格勃”，英国有个“军情五处”，以色列有个“摩萨德”。搞了半天“军统”、“中统”，后来又叫“保密局”、“党通局”，有什么用，最后不是还被赶到台湾去了吗？其他部队可以出英雄，可以有黄继光，可以有董存瑞。可是，只要你踏进咱们部队的大门儿，你就准备当一辈子无名英雄吧。你就是立了天大的功，毛主席可以给你敬酒，但你绝对上不了报纸。咱们这支部队的历史，直接可以追溯到建军初期。红军一建立，中央就十分重视无线电通讯的建设，无线电通讯一旦建立，马上就有了通讯和监听的双重功能。
大家都知道，第一、二、三次反“围剿”，都是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这里当然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以及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有关，但大家不一定知道的是，这也和咱们及时破译敌人通讯密码，及时掌控敌人动向有关。当时俘虏敌人，我军同时往往尽可能地俘获电台，俘获密码本。有了密码本红军就变得耳聪目明了，不打胜仗才怪呢？而敌人往往抓不住我军的电台和密码，因为我军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人在电台在，人亡密码亡。可以这么说，我军从红军时期开始，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地从困境中走向胜利，其中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但保密工作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所以，毛主席早就说过：‘保密工作，慎之又慎，九分九不成，非十分不可’。我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我们为何这么严肃地强调保密纪律了吧？
第四、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利，一方面是王明、李德剥夺了毛主席的战场指挥权，同时，也是因为敌人改变了进攻策略，‘步步为营’、‘堡垒战术’，进攻一点，马上修筑碉堡，碉堡与碉堡之间都是有线通讯，这就给我们掌控敌人动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最后，红军不得不放弃井冈山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敌人始终对红军围、追、堵、截，可为什么从来没有一次伏击呢？这也是我们这种部队的功劳，因为我们可以时时掌握敌军动向，及时规避敌人的伏击。
红军战史，最为著名的‘四渡赤水’，《长征组歌》里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其实也和咱们及时掌握敌军动向，为毛主席下决心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有关。
我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感到特别光荣、特别神圣？别急，下面我还得讲讲困难与责任。
既然祖国挑选了我们从事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事业，你们在感到光荣神圣的同时，还应该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从事这项事业，首先是秘密的。秘密就意味着孤寂，你们首先就要有耐得住这份寂寞的思想准备。其次，就是艰苦。这艰苦有二层含义：一是物质的艰苦，咱们地处边疆，物质条件本来就比不得内地，再加上咱们部队老的老，小的小，副业生产肯定不如其它陆军连队，因此，物质的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