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见前有关彰德的译者注。
④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118页。
⑤ 实业部：《农业经营续篇》，第88—89页。
⑥ 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第293—294、291、306、297、295页。
①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58页。
① 明恩溥：《中国农村生活：社会学研究》，第18—19页。
② 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22页。
①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见第1、2卷附录。
② 詹姆斯·W。海斯：《九龙的古老生活方式：郑沙湾村》，《东方研究杂志》，第8卷第1期（1970年1月），第154—188页，见第154、157页。
③ 根岸勉治：《华南农业经济论》，第196—197页。
①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经济论》，第1卷，第28—31页。
② 阿部良忠：《安徽土地调查日记》，《满铁调查月报》，第19卷第1期（1939年1月）第2部分，第129页。
③ 研究华北这种复杂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最佳成果是东亚研究所：《有关经济的中国习惯调查报告书：华北的租佃制度》。关于华中，见孙文裕等编：《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关于四川，见孟光宇和郭汉鸣：《四川租佃问题》。
① 马若孟：《清代和民国时期满洲农村的社会经济变化：若干初步结论》，《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4期（1976年），第591—620页，见第614—615页。
② 景甦和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见附录。
① 河地重造：《中国地主经济》，《经济年报》第18期（1965年），第48—124页② 《新湖南报》：《湖南农村情况调查》，第48页。
①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第62—63页。
① takungtien（大公田），即族田——译者。
② 陈翰笙：《广东农村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满铁调查月报》，第15卷第6期（1935年6月），第175页。
③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见第5章。
④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17—21页。
① 内田智雄：《中国农村之分家制度》，第413—414页。
② 马杰里·沃尔夫：《台湾乡村的妇女和家庭》，第36页。
① 岩佐舍一：《北满农村大家族分家之一事例》，《满铁调查月报》，第20卷第12期（1940年12月），第66—95页。
② 熊代幸雄：《华北农家之分家和土地之转移》，《农研报告长编》，第167—266页。
③ 牧野巽：《中国家族研究》，第10—11页。
④ 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第27页。
①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第1卷，第236页。
② 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农村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见第9— 10页。
③ 同上书，第249页。
① 仁井田陞：《中国之农村家族》，第151页。
①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见第4、5章。
②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第25—35页。
③ 费孝通和张之毅：《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见第27章。
④ 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第153—158页；见本书第5章。
⑤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19—332、333—336、343—367 页。
① 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卷 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页。
② 马若孟：《传统农业中的合作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力耕作中的含意》，载 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261—278页。
① 马若孟：《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和合作：河北省邢台县的水利管理》，载《中 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论文集》，第189—212页。
② 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第399页。
农业的商业化
到20世纪初，铁路修建了，口岸城市也扩大了。这些发展对农民来说，意味着新的机会。但是在20年代早期，正当农业资源的新供应（美国棉花种子及化肥等）出现，农民的观念开始变化时，农业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机。结果，这些新的投入在内地依然很少，并且难以看见，没有真正影响到大多数农村。
然而，在这个短暂时期里，贸易的增长和作物的专业化造成了上市剩余农产品的增长。二者是运输的急剧改进促成的。在1894年至1911年间，铁路路线增加了26倍。与此相对照，1911年至1927年间仅增加35％。①铁路加速了远距离交货，侵害了水路和陆路运输，在某些地点的许多定期集市消失了。②铁路不仅使经传统运输到口岸城市的贸易路线改道，而且还把新的货物带进内地，并为海运收集农产品。
对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新的需要，首先来自对外贸易。农产品的出口在1890年到1910年间，比别的时期增长更快。在1876年到1890年间，粮食和经济作物出口总值仅分别增长26％和38％。③但在1890—1905年期间，相应的数字为300％和600％。到1911—1915年，粮食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2％，而经济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11％。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0年间，所有出口总值的增长率每年仅为4。8％。④新的需求，其次来自大、中城市的扩大。在世纪之交，多数大城市的人口仍不足25万。在1900—1938年间，住在超过10万人的城市里的城镇人口年增长率约2％，而中、小城市增长率更快一些。①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除了作为省会的一些城市以外，在1895年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末期，中心城市在其开始扩张阶段，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别的时期。在这最初阶段，城里新来的人主要是农民，特别是18岁至45岁的男性，他们是来找工作的。②由于这些家庭的食品消费模式仍与他们住在农村时相似，在此期间城镇对粮食的需求一直很大。③增强的资源专业化
如果说由铁路和外贸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而获利，那么，在供应方面有了哪些发展使得上市的剩余农产品得以增加呢？答案在于农民资源的专业化提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也提高了。下面假设的例子可用来阐明这样的发展。设想一种主要是农业而没有外贸的经济，其中城镇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相同，而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一定的组合由农村销往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发展依然是可能的。①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在1920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19世纪70年代后，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农民们种植花生。②在1900年至1937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③棉花的种植也遍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希·奥特观察到本世纪第二个10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下列事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麦的种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①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1939年进行的，但涉及的时间超过25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1939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相比，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耕作技术继续沿用到现在。我们调查的苏家屯镇附近的村，离沈阳很近，农民们本可以把农田经营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这里的粘土非常不适合种植蔬菜。目前这些农民自已还要购买蔬菜。如果农民反过来为苏家屯和沈阳供应蔬菜，我们知道他们就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农田收入。但是，他们既不努力改进土壤的质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农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