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帝位。次日，他下令给据说是建文帝及其家属的遗体安葬如仪，但是，他没有给这位死去的皇帝以谥号。接着他发了几道文告，把他的登极遍告国内和国外。1402年剩下的几个月被称为洪武35年。新皇帝用这种办法明确地否定了建文帝的合法性；他把次年称为永乐元年。开国皇帝的所有法律和制度一概予以恢复。另外，新皇帝命令销毁建文时期的档案，只留下关于财政和军事问题的档案，同时他又禁止关于这个时期的事件的一切论述。③新皇帝把最暴烈的手段专门用来对待忠于建文帝的官员们——像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他曾经希望那个不易收买的方孝孺现在会俯首承认他的胜利并给他效命，以此操纵士大夫阶级来支持他的事业。方孝孺对他破口大骂，因此他和另外一些人一起被残酷地处死，他被说成是曾经错误地引导皇帝的大奸臣。这是一次恐吓中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血腥行动。在此期间，和从前建文皇帝的官员有牵连的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都或者被处死，或者被监押，或者被流放；这一次血腥清洗的猛烈程度只有明太祖所实行的暴政可与之相比。
建文帝的遗产
不管建文帝是被焚而死还是为了逃避而乔装成和尚，他的结局很悽惨，失掉了九五之尊。为了实行报复，永乐时期的官方历史掩盖了建文的年号而人为地把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年，即从洪武32年延长到洪武35年（1399—1402年）：这个时期曾经被历史学家称之为“革除”时期。①建文的年号迟至1595年10月才被万历皇帝恢复，那是作为编纂明王朝历史的流产的计划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可是，要到242年以后的1644年7月，南明君主福王朱由崧（1646年死）才定建文帝的庙号为“惠宗”，谥号为“让皇帝”。这后一个尊号之所以被选用是为了适应民间传说，即建文帝并未死于宫中大火，而是为了解除内战的普遍苦难而自愿逊位给他的叔父的。
福王的统治不过一年，这个统治及其敕令均未被清政权所承认。只是到了1736年9月当乾隆帝（1736—1796年在位）封建文帝为“恭愍惠帝”时，他的皇帝地位才完全恢复。由于这种种情况，他在明王朝的正史（《明史》，1736年）中被称为“恭愍惠帝”，但在由王鸿绪（1645—1723年）在1723年完成的更早一些的《明史稿》中还是直截了当地被称为“建文帝”。②建文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在他们的真诚而勇敢地致力于提倡仁慈的文官统治和推进群众福利方面，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他们放弃了明太祖的政策，并且与燕王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背景下掌权的，同时又公开承认有不同的统治概念。燕王的权力是建立在北方边境上，而且依靠的是军官们的支持；建文帝及其左右与此不同，他们是以南京为基地，他们依靠的是长江下游的儒家精英阶层。他们认为搞像洪武帝时期那样的极权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统治，会大大地危及王朝，因此他们相信只有提高儒家价值观和文官的权威，去掉有权势的和半自治的诸藩封王子，才能使之得到纠正。他们没有成功，倒不是因为他们在兵力上次于燕王，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多少实际经验，在战场上缺乏果断的领导、周密的计划和首尾一贯的战略方针。①这次内战对于明王朝所产生的结果已经超出了争夺帝位的阋墙之争。洪武帝封建半自治的藩王已经对王朝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用军事势力压过文官制度的办法来支撑独裁统治，这就在无意中挖了皇帝权力的墙脚。燕王的胜利不仅是一个藩王对皇帝朝廷的胜利；它也是军人权力对文官政府的胜利。燕王——即永乐帝——无限期地延续了开国皇帝的军事遗产；这份遗产使文官政府黯然失色，还使帝国达到了权力和影响的顶峰。可是，建文帝的文官之治的理想并未丧失殆尽。它仍被继续在永乐帝手下供职的前洪武帝和建文帝时期的官员们所珍惜；而且当永乐帝死后，他们再一次提倡儒家关于文官政府的原则，并在洪熙和宣德两朝取得了具体结果。
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中，建文之治通过关于这位命途多舛的皇帝的大量传奇故事而受到人们的怀念——这些传奇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同情他的苦难遭遇，以及被他的有神秘色彩的命运所吸引。这一传统最初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人们天真地相信，在南京陷落时皇帝并没有死于宫中之火，而是乔装成和尚设法逃离了京师；后来情节变得越来越复杂了。②1440年末的一个稀奇古怪的事件表明了这个传说有多少人信以为真。有一个90岁的老和尚利用这个传说来到了正统皇帝的朝廷，自称他是从前的皇帝。这个骗子后来被揭露并处死了，但这个事件却助长了人们的幻想，也激发了其他相关传说的产生。
在16世纪以后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演义中，建文帝和他的殉难的随从人士都逐渐变成了悲剧式的英雄人物。③这些作品都把这位皇帝描写成为一位勤于政事的和仁慈的君主，对他的叔父慷慨大度，并自动地提出把皇位让给了后者。它们还渲染一个故事，说在京师失守之日他逃脱了叛变者的耳目，当了一位高寿的和尚，死后仍然留有后代。它们也同情地描述建文的殉节者，如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说他们是忠臣义士，声称他们的身后也仍有许多后嗣，尽管他们受到迫害。这些无奇不有的传奇故事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建文帝及其所信奉的理想的同情；它们还表明了对于永乐皇帝的不公正所要倾泄的被压抑的愤怒以及对他的暴虐政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是对他篡夺合法继承权的否定。
说建文帝自动地让位给燕王，这种故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此说甚至被郑晓（1499—1566年）认为有可信的历史真实性，并把它收于他的《建文逊国记》（约1566年）中。它因此助长了人们给建文帝重新树立形象的心理，并导致在1595年正式恢复了他的年号的行动。①关于建文朝代的幻想故事和传闻轶事在下一个世纪仍然不断地出现。这些传说变成了人们发泄压抑情绪的通风口，是他们在极权统治下对要求仁慈和正义的呼吁。它们不仅戏剧化了这位皇帝的英雄业迹，使他成了悲剧式的人物；由于它们进而想纠正不公正，它们谴责永乐皇帝及其支持者们是一伙叛贼和恶棍。人民群众对这位先前的皇帝的同情是如此普遍，致使它被明末清初的许多叛乱领袖所利用，他们都伪称自己是他的合法的后代。在学者精英阶层中，从明代中叶和末叶起，也一直增长着这种谴责永乐皇帝的倾向（虽然只是用掩盖的词句来写的），因为他们把社会问题看成是他的专制政策的后果；所以在这种倾向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对他的同情心。乾隆皇帝在1736年决定恢复建文帝的合法地位，其部分原因便是人民和士大夫精英怀有这样的情绪。
② 《祖训》＇385＇，第1633—1634页。
③ 《祖训》＇385＇，第1615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6页，以及下面第6章有关宦官的叙述所引的材料。
① 《国榷》＇498＇，10，第765页。
② 《明纪》＇53＇，6，第15页。
③ 《国榷》＇498＇，10，第767页。
④ 《明史》＇41＇，93，第2283—2284页。
⑤ 《国榷》＇498＇，10，第773页；见黄章健的《〈大明律诰〉考》＇245＇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① 《国榷》＇498＇，10，第774页；《明纪》＇53＇，6，第16页。
② 《国榷》＇498＇，10，第776页；《明史》＇41＇，121，第3664—3665页。
③ 《国榷》＇498＇，10，第777页；《明纪》＇53＇，6，第16页；传记见《明史》＇41＇，138，第3969—3970页。
④ 原文见明太祖：《教民榜文》＇383＇（1398年）；重印于《皇明制书》＇37＇，张卤（1523—1598年）编（1579年；重印本，东京，1966—1967年）。关于它的英译文，见张哲朗（音）所译，载《明朝初年的里老制》＇30＇，载《明代研究》，7（1978年），第63—72页。
① 见张哲朗：《明朝初年的里老制》＇30＇，第63—72页，以及该书所引用的史料。
① 清朝顺治皇帝也有同样的六句名言，萧公权已译成英文，见他的《中国农村：19世纪帝国的控制》＇212＇（西雅图，1960年），第186页；这篇译文被张哲朗（音）所引用，但未注明来源，见他的《里老制》＇30＇，第66页。
② 《国榷》＇498＇，10，第782页。
③ 《国榷》＇498＇，10，第782页。
① 全文见皇帝诏敕手稿汇编，即明太祖：《孝陵诏敕》＇384＇（1398年以后），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Ⅳ，第1939—1941页。参见《国榷》＇498＇，第783—784页。
① 孟森：《明代史》＇375＇（1957年；重印本，台北，1967年），第89—90页；吴晗：《朱元璋传》＇587＇（1948年；修订本，1965年；重印本，北京，1979年），第297—298页；富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346、397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1398—1402年》＇20＇（旧金山，1976年），第1—2页。
① 王崇武编：《奉天靖难记注》＇536＇（上海，1948年），第11—16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上海，1945年），第46—48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6—8、4—21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7、397—398页。
② 关于这方面历史编纂学的修改问题的彻底的讨论，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引言》和第16—22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28—42页。又见陈学霖：《篡位的合法性：永乐帝时期历史编纂学的修改》＇23＇，“关于中华帝国合法性会议”上的论文（美国加州，1975年），第3节。
① 关于这几位卓越的儒家顾问的简略传记，见吴缉华：《论建文时的宰辅及其对明代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