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③这样的指责引起李选侍及其支持者的忿恨，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9月30日，她移居到紫禁城内的另一个住处。东林势力虽然赢得了一个重要胜利，但权力斗争并未缓和。实际上这桩移宫案只不过刚刚开始。
② 这个布告很可能对朝鲜人比对日本人更有影响。关于原文，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1400—1445年；第二次印刷，1603—1606年，摹印本，汉城，1968—1970年），30，第1—2叶。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31页。
① 《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日本史研究，特别是关于它和中国、朝鲜和俄国的国际关系》＇296＇（伯克利，1937—1940年），Ⅰ，第171页。但是，使用这部著作必须慎重，因为它带有浓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国家主义的色彩。桑塞姆说，朝鲜国土上的全部侵略军达到接近150000的数量，都是“一级作战人员”。见桑塞姆：《日本史》＇445＇，第539页注19。
① 见陈璘传记，《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7—174页。
① 《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30，第16叶（97）；第4—5叶（55—63）。
① 1619年的这些军事活动，在我的论文《1619年的辽东战役》＇252＇中作了充分的分析，《远东》，28（1981年），第30—54页。加里·莱迪亚德教授曾建议我利用朝鲜资料。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动的初步研究》＇106＇，见《中国科学》，16，2（1973年5月），第240—245、252页。
②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205＇（坎布里奇，1959年），第3—23页；和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424＇（芝加哥，1969年），第194—201页。
① 韩大成：《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197＇，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1957年），第1048—1050页。又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城市网》＇440＇（普林斯顿，1973年），第41—45页。
② 见海伦·邓斯坦：《晚明的时疫：一个初步调查》＇149＇，见《清史问题》，3，3（1975年11月），第9—10页和第52—59页上的地图。
① 例如，在《金瓶梅》的几乎任何一章中都有这方面的描写，见克莱门特·埃杰顿译：《金莲：译自小说的中文原文》＇150＇，4卷（伦敦，1939年）。
②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204＇（台北，1966年），第40页；和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第3版，上海，1965年），第741—752页。
① 关于这些改革，见梁方中（音）：《中国的一条鞭法税制》＇337＇，王毓铨译（坎布里奇，1956年）：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112—133页；和杰里·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官绅联盟经受住征服》＇143＇，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528＇，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和卡罗琳·格兰特编（伯克利和洛杉矶，1975年），第86—120页。
② 威拉德·J。彼得森：《匏瓜：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425＇（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64—80页；和袁清（音）：《城市的暴乱和骚动》＇623＇，见《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乔纳塞恩·D。斯彭斯和小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280—320页。
③ 全汉升和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122＇，《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1（1973年12月），第169—242页。
天启朝，1621—1627年
1620年10月1日，朱由校成了明朝的第15位皇帝。根据一个东林领袖的建议，决定将8月28日泰昌皇帝即位起到阴历年底（1621年1月21日）这段时间称为泰昌朝。新皇帝的天启年号从1621年1月22日起开始使用，“天启”出自《左传》，意为“天开辟＇统治者之道＇”。①天启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灾难时期，在明朝没出息的统治者中，天启皇帝的名声最坏。②他父亲有16个孩子（只有5个活到成年），他是其中之一，体弱，教育不够，也许在智力上还有缺陷。鉴于晚明时期政府的高度集权性质，他显然是国家在危机时期经受不住的那类统治者。尽管他的一些顾问鼓励他学习并在政府事务中起积极作用，但这位皇帝对这类事情很快就失去兴趣，宁愿缩在深宫里过一种较少需求的生活。在那里他可以平静地寻乐和从事他的业余爱好，他的爱好之一是木工，据说他对此很擅长。当他在制造优美的家具和设计精致的宫殿模型时，万历时期的官僚战争正在朝中的党派之间继续进行，国家对重要问题的决策，愈来愈多地留给皇帝宠信的内廷仆从去自由处置。在这些仆从中有一个太监，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彰的人物之一。
魏忠贤和客氏出场
这些年来，把太监看成邪恶化身的中国传统看法已经不那么盛行，而把他们仅仅看作参与宫廷里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的一个集团则已经被人们接受。因此有人提出，太监刘瑾（死于1510年）维护的一些政策是有远见的，应该得到官方的支持；张居正在万历朝初期的成功，则多亏他和太监冯保的良好关系；甚至东林领袖如杨涟、左光斗也要倚重像王安（死于1621年）这样的“好太监”在宫中宣传他们的观点。我不想反驳这些具体论断，并承认在现存资料中对太监有极大的偏见，但对于魏忠贤（1568—1627年），① 很难有什么好话可说。
魏忠贤在家乡肃宁县（今河北省）度过名声不好的青少年时期，然后自愿当了太监，据说从那时起，他用30年时间爬上了一个影响宫廷政治的位置。尽管对他被描绘成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近来有所怀疑，但大家都知道他在17世纪初服侍过朱由校的生母。当然，那时未来的泰昌皇帝的长子朱由校还是个很小的孩子；但大多数资料暗示，魏忠贤已经在作长远打算。如果是这样，他就是非常成功的。多病的朱由校特别喜欢这个太监和一个叫做客氏的乳母（死于1627年）。他们成了他的心腹和经常的伴侣，传说他们引导他“淫乐”。
不论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它们无法得到证实，当泰昌皇帝死时，魏忠贤和客氏显然处于有利地位。新皇帝即位不到一月，两人都得到封赐，他们的几个亲戚也得以入锦衣卫任职。魏忠贤自己则从宫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次要的职位转到权力很大的司礼监，这个机构经过多年已成为京师和全国的宦官活动中心。魏忠贤不识字，照理不会考虑让他担任这样一个职务。但官修的《明史》指出，这是客氏通过她对皇帝的影响替他谋得的。②总之，魏忠贤正是从司礼监指挥了17世纪20年代中期的恐怖统治。
虽然我们不清楚朝廷里的东林党人从什么时候起觉察到魏忠贤和客氏是个政治威胁，但饱读诗书的杨涟、左光斗和他们的同盟者，对宦官的弊端和宫中肆无忌惮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造成的潜在危险是很担心的。自从最后一次宦官擅权以来，尽管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即使是一个不经心的观察家，也不难看出宦官的权势在万历朝有了发展。万历皇帝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委宦官以重任，而且在他将近50年的统治中，允许他们在人数上有相当大的增长。当时的耶稣会会士的记述指出，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按常规选入宫中的太监，一次就有3000人之多，宫中及别的地方所用太监的总数接近16000人。其他资料提供的数字还要大。③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虽然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常常跟像王安这样的太监打交道，但很明显，他们对皇室的情况感到不安，并及时把他们的看法公开说出来。在天启皇帝即位之前，就有一个与东林有联系的御史，上书要求惩治向泰昌皇帝进药从而导致皇帝病情恶化的太监。接着，与李选侍有联系的太监受到抨击，李选侍被控盗窃内府珍宝。在随后的调查中，有人想贿赂一个倾向东林的官员，要求他不要深究。这个官员向他的上司揭发此事后，他立即被从刑部调到工部。在新岗位上，他又立即卷入同魏忠贤控制下的太监的一连串争吵，问题涉及修建万历和泰昌皇帝陵墓时滥用款项与处置失当。①1621年2月，魏忠贤和客氏受到直接批评。御史王心一（1572—1645年）对皇帝给予他们的封赐提出抗议，指出这种事传到辽东，将挫折与满洲人作战的军队的士气。②他的上疏未被理睬，但那年晚些时候，王心一和其他一些东林集团的官员重新发动进攻。他们要求将客氏永远逐出宫门，因为她继续留在宫中可能引起政治分裂。皇帝犹豫不决，但王心一和其他几人终因他们的直言不讳受到惩罚，客氏仍旧保持她的影响。1621年夏，她和魏忠贤策划了一次宫中清洗，支持东林的王安被谋害，和他接近的人也被撤职。
朝廷中的党派斗争
在17世纪20年代初，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客氏还算不上是一股政治力量，尽管他们的名声愈来愈臭，在宫中的权力愈来愈大。要等几年后他们才强大到敢向他们在朝中的敌人挑战。与此同时，官僚们在自己中间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天启朝这些斗争的第一批牺牲者中有首辅方从哲（1583年进士，1628年去世），他是东林党的宿敌，由于对红丸案和移宫案的处理而受到攻击。③使他的批评者特别气愤的是，他允许“非知脉知医者”向泰昌皇帝进药和没有强迫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尽管这些指责可能不公平，但在天启皇帝于10月1日即位后不久，方从哲请求辞职，并于1621年初告退。
方从哲的离去，无疑使朝中的东林党人感到高兴。对天启皇帝保留刘一燝、韩爌（约1558—约1637年）、叶向高（1562—1627年）①为首辅，也是这样。他们虽然不是积极的东林党人，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