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上海负责处理与订约列强关系的钦差大臣何桂清，继续在制定将予扩大的条约制度的细则。为此目的，他曾经欢迎把李泰国从额尔金的班子中抽回来，他向北京解释说，李泰国反对走私非常积极，因此作为税务司而很得罪了一些人；他与额尔金曾沆瀣一气，并且在天津谈判中“大肆猖獗，献媚于夷首”；但是，“迨回上海，则驯服如昨，为我所用”。②何桂清被任命处理对外的关系，这也使上海的那些注重贸易的官员有了权力。上海道台吴煦于2月指示李泰国，以三年薪金为担保雇用外国关税人员。1859年5月23日，钦差大臣何桂清终于任命李泰国为总税 务司，去执行通商章程第十条中“各口划一办理”的规定，一被任命的关务人员应该对英国或其他政府保持完全独立的地位。李泰国曾经充当翻译陪同额尔金于1858年底上溯长江，也到过南方商讨关于在其他口岸设立外国税务司的问题。1859年5月，广州海关监督恒祺也要求在那里设外国税务司。他曾经得到上海道台吴健彰及其继任人员吴煦的指导。结果，李泰国把上海的章程带到广州，见到劳崇光和恒祺，并且使广州海关从1859年10月24日起采用上海的章程。12月，清帝接受劳崇光作出的结论，即因为面对着中外串通一气的事实，要想对广州贸易课税，“唯有仿照上海办法，用外国人，治外国人”。同时广州领事阿礼国也把一名年轻的翻译赫德，从联合委员会调回领事馆。（1860年6月30日，赫德辞去英国职务，在广州海关为李泰国效劳。）①这一切都是在1859年6月大沽事件爆发以前发生的。中国的外交关系现在正在两条轨道上进行。
1859年6月，当条约批准书准备在北京互换时，在天津下游大沽的北河口发生了意外冲突，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讯不完备所致。僧格林沁已经用外国大炮加强了大沽的防卫，并且预料外国使节将取道北塘路线北上。但是英、法两国公使指示要进入大沽，当这一要求被拒绝时，他们试图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由于准备不充分，加上登陆部队不久就陷入河边浅滩泥潭里，英国死伤四百三十二人，损失四艘炮舰。英国公使卜鲁斯（额尔金的弟弟）后来承认，在他带往北京去要求批准的条约中所规定的去北京的权利，还没有合法的根据。看来，和以往一样，真正的问题仍旧是一场意志力的考验。
大沽的意外胜利使北京的主战派重又抬头。1859年8月天津条约被废除，目的在于避免四件仍是最感恶心的事，即外国在北京常驻外交代表；开放长江贸易；外国人在内地旅行；以及赔款。这些内容在美国的条约中是没有的。美国公使（华若翰）已经于1859年8月16日在北京交换了条约批准书；他是以朝贡的方式，乘坐轻便马车，带着很少随从取道北塘来到北京的。清朝要求英、法援例而行。
在伦敦，大沽的惨败使议会怀疑是否需要派出驻节公使前往北京，但是鲁塞尔的政府力主设置驻节公使的绝对必要性。大沽事件使英国的强硬路线得势。额尔金前此曾因为以最少的流血打开了中国门户而在伦敦受到盛大接待；这时他不得不回来认真执行这条强硬路线。英、法对大沽失败作出的反应是在1860年夏派遣一支更大的远征部队去华北：六十多艘法国船只载运六千三百名法国士兵，一百四十三艘英国运输船载运一万零五百名士兵，再加上从香港下层社会征召的由二千五百人组成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广州苦力队。联军全权大使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拒绝在上海进行任何谈判。他们的两百艘船只集合在天津口外沿海一带。8月1日，联军没有遇到抵抗便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陆。他们从这里很快就攻陷了严密设防的大沽炮台，并于8月25日开始进入天津。
① 恭亲王等人的奏折，1861年1月13日收文，载《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及以下各页，部分翻译见邓嗣禹和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48页。
① 关于清朝在政策上的考虑，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第6—7章；以及坂野正高：《总理衙门的起源》，第29—30页。
① 艾里克：《1847—1878年清朝对苦力买卖的政策》（哈佛大学博士论义，1971年），第110—161页。
② 何桂清奏折，1858年10月5日收文，载《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30。44以下各页；斯威舍：《1841—1851年中美关系研究》，第522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5第37页，1859年12月2日收文的奏折。到10月，恒祺邀请赫德去做广州的副税务司，见广州类39函件Ⅰ，外交部档案，682/1785。李泰国被任命为总税务司是由恭亲王根据清帝1861年1月的御批追认的。
1860年的和解
额尔金现在依靠巴夏礼充当他的主要翻译和代表，正如他在1858年曾经依靠李泰国扮演一个桀骜不驯的蛮夷的角色一样。善于从事持久谈判的桂良和其他北京使臣来到天津议和，但清廷一如既往力图顽固地维护朝贡制度的基本规定，提出外国使节（即使他带有四百名警卫）也必须由清政府护送至京，并按照清 廷制度给他们安排住宿和供应。在谈判的同时，联军拒绝停止进军，也拒绝考虑任何条件，直到他们到达北京以东十几英里外的运河终点通州为止。在通州，代替桂良在9月17日同巴夏礼进行谈判的满族亲王（怡亲王载垣）发现，联军要求清帝接见，以便交换条约批准书。此时联军也发觉，僧格林沁的部队已经准备了一次伏击，因此就向他们发动进攻。这样，9月18日谈判破裂。巴夏礼及其一行（二十五名英国人和十三名法国人）一同被扣留，并铐押收监。9月21日，联军部队再一次打败清军，逼近北京。第二天，清帝逃出长城前往热河，留下他的兄弟恭亲王来收拾残局。
巴夏礼被扣押三个星期，受到压力，但实际上并未受到拷问，而额尔金和葛罗却迫于形势，在等待天津运来弹药。因为现年三十二岁的巴夏礼有两年半时间曾经是广州政府里的首要洋人，所以北京的顽固抵抗者自然要把他视为有权势的头子而奇货可居。他们派遣早年在广州和巴夏礼同事的海关监督恒祺每天对他进行劝说。远在热河的清帝下令要处决人质，但在这一紧要关头恒祺却把巴夏礼和其他十二个人统予释放。其余的人被处死，于是额尔金和葛罗决定亲自对清帝进行示威性的惩罚：他们烧毁了已被外国军队抢掠一空的北京城西北的离宫圆明园。
1860年秋季，北京经历了一场外交上的纷乱。这时法国和英国在欧洲的对抗很激烈。渴望建立一个帝国的法国人已在越南获得了立足点，它在中国又俨然充当着罗马天主教的护法神。①同时，狡猾的俄国外交人员为了自身的利益，两面讨好，又替入侵的联军献计，又替中国卫国者出谋划策。俄国在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给了俄国外交人员一个左右逢源的好办法，使之试图在敌对双方之间进行调解，或假装调解的样子，同时争取清廷承认 他们自己对东北领土的要求（见第七章）。按照列强在中国大鱼吃小鱼的次序，美国人几乎要屈居末位（他们曾于1859年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交换了条约批准书），而以承担主要负担的英国人居首位，并由他们定调子。
恭亲王奕訢（1833—1898年），是和他的异母兄长咸丰帝在一块长大的，原来激烈主战；这时在赞同与入侵者和解时却发觉自己在朝廷中属于少数派。对京城以外的事缺乏经验的二十七岁的奕訢，现在不得不着手处理王朝的命运了。在有经验的满族人，尤其是桂良和恒祺的指点下，他进行北京条约的谈判，此约确认1858年的条约文件，并且增加了赔款和将香港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的内容。冬季来临，供应短少，额尔金和葛罗迫于形势而撤军。1860年11月，北京条约签字不久，英法联军便离开北京，只在天津留下了一支警卫部队。英国外交从此便致力于支持由恭亲王为首的对外和平妥协派。英国人已经避免了一次封锁：这种封锁本来会给在南方与他们十分顺利交往的商人阶级带来损害的。现在他们力求加强已经和他们签约的北京掌权者的地位。这样，另一个中外联合而治的创始期便得到了巩固。
朝新秩序的最后转变，在第二年也未能实现。咸丰帝拒绝回北京，从而回避了对居住在那里的外国公使的觐见与叩头的问题。1861年8月，咸丰帝去世。在热河的几位亲王领袖作为新立幼主的赞襄政务大臣而掌握了大权。但在11月，两位皇太后在一次政变中和恭亲王合作，逮捕了诸摄政王，并处死了几个主要政敌（见第九章）。这样，一个新的领导班子控制了朝廷。它这时才着手同在北京的新的外国公使以及同在华中对太平军作战的部队新统帅打交道。入侵者受到抚慰，但清朝的生存命运仍然取决于能否镇压这场大叛乱。
进一步的研究会表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事件应该是中外贸易团体的建立，但它在引人注目的炮 舰、士兵和外交人员这一调兵遣将事实的掩盖下竟未被注意。即使在这个战争和不安定的时期，贸易量和贸易值仍有所增加（虽然增加得不稳定），但能够为共同目的合作共事的人员，在两方面都出现了：中国方面出现了商人、买办和条约口岸的官员；外国方面出现了商人、领事和传教士。这样，受过英国教育的广东人唐景星就在1857—1861年间做了上海海关的翻译和首席秘书（唐景星后来是查顿的主要买办和李鸿章所创官办的轮船局的负责人）。1857年起任上海道台的薛焕，在1860—1862年是江苏巡抚和钦差大臣，1863—1867年又在北京总理衙门任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用炮舰外交，即用陆军和海军的高压手段开创的不平等条约制度，使订约列强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这种特权到1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