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拖到战后的将来。
但在上海进行的讨论实际上超出了负担份额的问题。冯桂芬和郭嵩焘曾请教过的前苏州知府吴云也强调同时减收浮收的必要性。浮收项目在苏松太地区为数极多，其中既有为“耗米”和漕运征收的合法浮收，也有一些违法项目，它们或入衙门吏役（这些人负责征收漕米及其折征的现钱）之手，或入仓吏、船户或旗丁等人的私囊。在大户中较正派的人最多只缴纳规定的浮收，那些狡猾的大户则与衙役串通，使其地“注荒”而逃避一切完纳（甚至连漕粮也不缴）。“以江苏大户之众多，其力足以陵压州县，州县不敢校也。一切浮费皆取给于小户。”①冯桂芬和吴云生动地描述了小户的苦难。有些小户认为明智之举是向包揽税赋的人——如衙役或“刁生劣监”——行贿，这些人能把小户重新划分为大户，使他们免缴赋税。“于是大户日益增，小户之困日益甚。”而孤立无援的农民土地所有者则倍蓰加算沉重的浮收，并以折磨和拷打迫使他们缴纳。有人弃地外逃，有人则可能聚众抗税。
吴云和冯桂芬都认为这种局势不能容忍，至于怎样补救，两人则不一其说。吴云认为，规定的沉重份额一旦被减轻，一切就会顺利。在战后的恢复时期，“每邑延请公正绅士出为襄理，官绅合力，可期弊绝风清”。换句话说，他希望派地方上流绅士中较正派的人来抵销“巨室土豪”和衙门吏役的影响。
冯桂芬则坚持，衙门吏役在浮收中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所 以他们必然要进行勒索。他认为，实际从漕粮中贪污的所得，绝大部分落到了他们之手，其数十倍于州县官员，三至五倍于地方绅士。他还坚持，只有清帝批准的浮收才应予保留；而如果漕米改由海运，连这些浮收也可以减轻。①他为李鸿章和曾国藩起草的奏议的第一稿，强调了一切非法浮收应予取消，“大小户名目”应予禁止。冯稿从李鸿章转到曾国藩那里，但郭嵩焘私下警告曾总督说，要完全平均征税可能是不切实际的。他很现实地承认了衙门吏役的实际存在，而清朝的官僚机器也正是靠了这些人的歪门斜道才得以维系于不坠。“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今将立法制，垂久远，而必取州县之吏，束缚之，困苦之，亦非与民求安之道也。”②曾国藩很快把郭嵩焘和冯桂芬二人的观点加以折衷，主张把主要力量放在减轻规定的赋额方面。曾国藩也持郭嵩焘的现实态度。他在6月2日复信郭嵩焘时提到了江西的经验，那里由于大量减征浮收，致使“州县穷苦异常，而民仍征输不前”。经验迫使曾国藩实际上放弃了桐城学派的基本信仰（即适当的领导和学者的努力可以移风易俗）。他这时承认，吏治中的一些倾向确实已不能纠正。他说：“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者耳。”③曾国藩感到冯桂芬的奏稿“陈义过多”，其中建议裁减浮收一节“断不可遽奏”。他劝李鸿章，即使苏松太地区的浮收在将来得到核减，“浮收竟可不必入奏，不必出示”。 他还建议各县征收浮收可按该县风俗人情而为之制。“大户名目可革则革，办法不必一律，减法不必一价，但使小户实有所减而已。”①曾国藩的这些折衷说明了联名奏议的最后内容。奏议的唯一提议是把苏松太道的“浮赋”减到该道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实际缴纳漕米数量较大的七年的平均数字，即定额的一半左右。据说，核减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医治松江和太仓的战争创伤和鼓励民众支持清廷即将进攻苏州之战。显然出于冯桂芬的劝告，李鸿章决定在联名奏议后加一“附片”，建议如果裁核苏松太的赋额，还应“裁减陋规为禁止浮收之委”，同时还要“革除大小户名目”。李鸿章与曾国藩还有不同之点，他建议设局来为苏松太的漕粮定出适当的浮收额，由“绅衿平民一律完纳”。②使许多人惊奇的是，清帝分别在7月9日和18日两道上谕中迅即批复。第一谕表达了对苏松太纳税人的同情，下令永远革除大小户名目，并命曾、李二人考虑取消浮收、陋规和包户的措施。第二谕是根据户部对丁寿昌御史的答复作出的，它原则上同意（细则尚待拟订）把苏松太的漕粮份额在原来规定征收额基础上减少三分之一，同意负担份额较轻的常州和镇江两个府减少十分之一。把核减浙江省三个府过重的漕粮负担之事交左宗棠办理。清帝重申了他经常反复提起的格言，即财政政策应“上顾国家之本计，下悯百姓之余生”。③不幸的是，进一步的斟酌引起了争论，因而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改革。为苏松太减赋而设立的局于1863年8月在上海成立，冯桂芬任委员。但江苏省布政使兼该局的当然负责人刘郇膏却反对彻底检查战前的税制。刘郇膏是河南人，得过进士，曾在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连任苏松太道三个县的知县，熟悉当地情况。他和冯桂芬都认为减赋三分之一为数太少。冯桂芬劝李鸿章再上奏本，要求把原来的漕粮份额再减一成。但刘郇膏出于某种原因，强烈地坚持应把以白银缴纳的规定的田赋减二成或二成五为宜。他虽然也要求减税，但念念不忘的是减税在衙门胥吏中是否行得通的问题。他坚持要保留官府簿册上登记的五十多种土地的等级，簿册上每种土地各载有一种税率。冯、刘二人对浮收问题也有分歧。冯桂芬坚持，通过海船运输的漕米数量必然越来越多。海运比腐败的运河运输的费用要低得多。当刘郇膏明显地考虑到苏松太州县官员的利益而提议增加一千文“运输津贴”的浮收和一千文“杂费”时，冯桂芬大为愤怒。他与几个绅士朋友强烈地抗议，因为他们担心刘郇膏会把增收这些浮收的内容塞进曾国藩和李鸿章准备上呈的第二个奏议之中，从而抵销了减赋的好处。冯桂芬本人从未为维护县的定制而提议过任何规定。他直率地引用过一句古代的格言：“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①冯桂芬的建议得到苏松太区一些知名绅士的支持，这些人都拥有大量的地产。由于地主要依靠他们佃户的劳动，所以象潘曾玮（1819—1886年，道光时期军机大臣潘世恩的幼子）那样的隐退官员并不一定同情为了微利与衙役又倾轧又勾结的小绅士。此外，在冯桂芬与潘曾玮那样有名望的绅士和几十万属于苏松太小户的自耕农两者的经济利益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②李鸿章以他一贯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冯、刘二人的观点兼收并蓄。最迟到1863年12月当他的衙门搬到已被收复的苏州时，他要冯桂芬起草第二份准备与曾国藩联名的奏议。此奏遭到当时任布政使的刘郇膏的严厉批评，但曾国藩并不是一点也不同情冯桂芬的。①刘郇膏受命重新起草，但他到1865年6月9日才送上来，这时曾国藩已经赴山东剿捻去了。
在此期间减赋之事无独有偶。负担漕米份额分外沉重的第二个地区是浙江省富饶的杭嘉湖道。这里有着与苏松太同样的历史背景（原来的租率都已经改为税率），它负担的漕粮份额在十九世纪初也高达一百一十万担。但早在1823年以来，几乎每年都要豁免一部分份额。与苏松太一样，有权势的地方也搞“注荒”，地方官除了向小户加征浮收以弥补大户逃避的完纳外，别无他法。沉重的浮收中包括运输费（1852年后浙江漕米开始通过海路运往北京时，已被核减）。自耕农有时在所谓“包户”的帮助下也取得大户的名分，这与苏松太的情况一样。②在1863年大部分时期中，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左宗棠设大本营于严州，向杭州的进攻进展缓慢，所以杭州到1864年3月31日才被收复。十天之前，李鸿章的部队已经收复嘉兴，但湖州到1864年8月才攻取，那是南京失守后一个多月的事了。对清廷答应核减杭嘉湖漕粮份额之举，左宗棠的第一个答复颇有卓见地说明了漕粮为什么象苏松太那样已成为民众暴乱的常见的原因。自耕农在应缴的每担漕米外，通常至少还要另缴八、九斗。 他说：“竭小民终岁之力，徒为胥吏中饱、衿棍分肥之资。”①1864年11月，左宗棠报告了关于他设立一个制定章程的局所拟定的新漕粮之事。他指望把规定的份额减少三分之一。每亩地的税率也作相应的调整。这项工作较苏松太所进行的要简单得多，因为只需把土地分成九等。左宗棠还打算解决浮收问题。他知道地方政府的开支必须有来源，所以提出了一种规定的浮收，名叫“运费”。这项运费是在清帝批准的漕米浮收之外以运输名目另外征收。左宗棠暗示，县令可以视情况需要使用附加的“运费”收入，不用说明用途。但他规定的“运费”不高，对每担应缴的漕米只收八文，这比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向杭嘉湖征收的海运特别费用多四文半钱。②与冯桂芬的意见不同，左宗棠不认为他征收的“运费”会引起更强烈的贪婪。他认为制度应“因俗”制宜，这点与曾国藩是一致的。结果，户部提出减赋三十分之八，此议在1865年5月被清帝批准。在杭嘉湖恢复征收糟粮的工作落到了新任浙抚马新贻身上。负责征税的局拟订的税率表比左宗棠设想的要高，从1865年秋季开始按新税制征税。③同时，关于苏松太漕粮的争论仍在苏州继续进行。该城最有影响的绅士学者可能是潘曾纬，他力图说服布政使刘郇膏接受冯桂芬的观点，但没有效果。在北京当官的苏州府吴江人殷兆镛在1865年5月中旬曾上疏，列举江苏省税制的弊病，其中不但攻击了李鸿章严厉的厘金税赋，而且还攻击了似乎与田赋一起恢复的沉重的浮收。④曾国藩和李鸿章1865年6月9日的第二次奏章，要求把苏松太以及常州府和镇江府的规定田赋核减二成。它还提出应把上述地点的漕项核减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