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了20世纪，美国总统一个接一个宣称美国没有丝毫“自私的”利益。即令不是唯一的目标，美国主要的国际目标是举世和平与进步。本着此精神，杜鲁门总统1949年1月20日在其就职演说中，大方地宣称美国致力的世界目标是“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可以自由以其自认合宜的方式治理本身”。美国不会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追求领土。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国将以提供“军事顾问和设备给予自由国家，使之与我们合作维持和平与安全”，“来强化爱好自由的国家迎战侵略之险”。每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因此成为美国的国家目标，不必去论这些国家是否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两次就职演说中，以更加激越高尚的用词，重弹此论调。他描绘的新世界是王位被推翻、大帝国被倾覆，而新国家崛起。在这一个骚乱中，命运要让美国承担起保卫自由的重责大任，不受地理因素限制，也不计国家利益。艾森豪威尔亦申明，如果有此种考虑就违背了价值体系，在美国传统理念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应一视同仁；“深信保卫自由，就和自由本身一样，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我们对所有的国家与民族都一视同仁、予以尊重，我们不能接受某个种族、某个民族次人一等，可以牺牲的说法。”
艾森豪威尔描述的美国外交政策，与任何其他国家不同，它是美国道德责任的延伸，不是斟酌风险与报酬而产生的事物。美国政策衡量的不是可行性如何（这已被视为天经地义，义无反顾），而是其价值：“历史不会长久把保护自由的负担交给软弱、胆怯之徒。”身为领袖就是奖酬，美国的好处就是享有特权协助别人去自立自助。所信奉的利他主义，没有政治或地理的疆域界限。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更进一步宣扬美国的无私和对世界的职责。肯尼迪宣称他这一代人乃是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的嫡系血缘，并且以激越的言词保证其政府，不会“允许人们一向坚持，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不懈捍卫的人权，受到慢慢侵凌。我们要让每一个国家，不分敌友，都明白：我们愿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重荷、迎接一切艰难、支持一切友人、抵抗一切敌人，来确保自由长存与成功。”对全球的普遍承诺与任何特定的国家安全利益无关，也不会把任何国家或地区排除在外。肯尼迪动人的结论，恰恰与帕默斯顿首相的名言截然不同。帕默斯顿说，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美国在追求自由时，却没有利益，只有朋友。
到了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1月20日就职时，美国基于其民主的政府体系衍生的对外承诺，已经完全泯除所谓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的分野。约翰逊保证，在美国心目中，不分亲疏，一视同仁：
“我们从前称为外来的恐怖危险和麻烦，现在已持续存在我们生命中。如果美国子弟的生命必须牺牲在陌生的地域，财富必须抛撒在那里，那也是我们基于信念必须支付的代价。”
此后，这类谈话常被引为例证，指责美国犯了强权自大症，或者是追求霸权而伪善地借口掩饰。类似的轻下断语的嘲讽，误解了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是天真朴实，并且由这份天真朴实中产生动力做经常的努力。多数国家走上战场去抵抗对其安全具体的、能界定的威胁。本世纪里，美国投入战争（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大体上都是以集体安全代理人的身份，挑起道义责任去抵抗侵略或不公正。
这份承诺在青年时期曾目睹慕尼黑悲剧的这一代美国领袖身上，特别明白。深深烙印在他们心灵上的教训就是，不论侵略发生在哪里我们都将在更加险恶的环境下去抵抗它。从赫尔以降，美国历任国务卿都重申此一论点。这是艾奇逊和杜勒斯都同意的一点。根据地缘政治观点去分析共产党征服某一遥远国家会带来何种特定危险，被认为不及下列两句口号重要：理论上要抵抗侵略，以阻止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获胜，更加强了美国决策领袖的信念，认为不能再容忍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
这一段时期的政策文件和官方声明显示这个信念大体上没人质疑。1950年2月，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前，国家安全会议第64号文件即认定，中南半岛是“东南亚一个关键地区，正面临即时的威胁”。这份备忘录揭示着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诞生；根据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预测，如果中南半岛沦陷，缅甸和泰国即将不保，并且“东南亚的局势将陷入重大危险”。1951年1月，腊斯克宣称：“对我们尽力追求现行路线的忽视，将对我们在中南半岛利益造成灾祸，结果亦将波及我们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利益。”前一年的4月，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也认定，全球均势在中南半岛受到考验：“克里姆林官掌控的地区若是再有任何重大扩张，行将导致不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大力量去抵御克里姆林官。”
但是，这份文件暗示，每次共产党得逞就是克里姆林宫又扩大了地盘，这句话正确吗？尤其是考虑到铁托主义的经验时，这句话还能成立吗？若是中南半岛又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就会推翻全球均势，这句话对吗？由于这些问题没被提起，美国从未认真处理地缘政治的现实：在东南亚，美国已经发展到对全球承诺过分延伸的地步——这正是李普曼早先曾提醒要小心的（详见本书第十八章）。
事实上，威胁的性质有极大的差异。在欧洲，主要威胁来自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在亚洲，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来自次等大国，它最多只能算是苏联的代理人，而且苏联对它的掌握也颇有问题。事实上，当越战一步一步演进，美国是在和代理人的代理人作战，每一个代理人又对它背后的大老板有深刻的猜忌，而按照美国人的分析，全球均势受到北越攻击，北越被认定是由北京操控，而北京据信则由莫斯科在背后掌握。在欧洲，美国为保卫历史古国而战；在中南半岛，美国打交道的社会正在他们的范围内第一次要建国。欧洲国家有长期以来建立的传统，知道如何合作以保护均势。在东南亚，国家初建，对均势的观念仍然陌生，而且在既有的国家之中也没有合作的先例。
欧、亚地缘政治之间的基本差异，以及美国在欧、亚利益的重大差异，都被普救论的、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外交政策方式所掩盖。捷克政变、柏林封锁、苏联试爆原子弹、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获胜、南韩遭到北朝鲜攻击等等，美国领袖把她们统统归纳在一起，当做一个全球性的威胁——一种集中掌控的全球滋事阴谋。出于现实政治考虑，就会设法把朝鲜战争局限在最狭窄的颈部地带；可是美国的善恶二元论，却另有主张。杜鲁门赋予韩国全球性的重要地位，不仅在韩境派出大批美军部队，还对法国扩大军援，支持法国在中南半岛和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当时的名称是“越盟”），而且调动第七舰队保护台湾。美国决策领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日本在欧、亚同时分头出击，与莫斯科和北京在1950年的分路夹击，等同来看，只是把德国换成苏联，让中共取代日本的角色而已。到了1952年，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支出，三分之一已由美国援助。
美国介入中南半岛，带出一个全新的道德问题。北约组织保卫民主国家；美国占领日本，也向日传播民主体制；从事朝鲜战争是要抵御针对小国独立发动的攻击。然而，在中南半岛，遏制这个纯粹地缘政治性质的名词却从一开始就呼之欲出，使得它很难纳入当时通行的美国意识形态之内。至少，美国参与保卫中南半岛，就直接抵触美国反殖民主义的传统。中南半岛各国，技术上仍属于法国殖民地，既非民主国家，又尚未独立。虽然法国在1950年已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三个殖民地，改组成立“法兰西联邦加盟国”（ Associated Statesof the French Union），这个新身份还算不上独立，因为法国担心，如果赋予它们完全主权，则它在北非的三个属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也会要求比照办理。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殖民主义的情感，以特别强烈之势集中在中南半岛之上。罗斯福不喜欢戴高乐，因此不喜欢法国，尤其在1940年法国溃败之后更瞧不起法国。整个大战时期，罗斯福不断思考是否把中南半岛交给联合国托管的构想，不过他在雅尔塔会谈时开始让此一构想沉默下来。杜鲁门政府为了得到法国支持成立大西洋同盟，放弃了联合国托管中南半岛的构想。
到了1950年，杜鲁门政府认定自由世界要保住安全，中南半岛就不能沦人共产党手中——以实际而言，就是违背美国的反殖民原则，支持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斗争。杜鲁门和艾奇逊找不到其他妙计，因为联合参谋首长判定，美国武装力量由于同时投入北约组织和朝鲜半岛，已经超过负荷，再也没有多余兵力可以投入中南半岛去防卫，即使它受到中共入侵，也无力干预了。因此，他们认为除了依靠法国军队以外，别无他法；而法国军队必须依赖美国财务与后勤支援去抵抗中南半岛的共产党人。在斗争战胜后，美国打算以推动中南半岛独立来调和其战略利益和反殖民主义信念。
情势显示，美国1950年在中南半岛的初期承诺，替它未来的介入立下模式：承诺程度大到使美国陷入而难以自拔，可又不够大到足以有决断性胜负。在这样进退维谷困境的早期阶段，这大体是因为美国昧于实际形势，以及间接通过法国殖民当局去执行作战之近乎不可能的情势，甚至即使允许所谓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加盟国建立一地方政权，亦软弱无力，难挑大任。
由于不愿背上为殖民主义当帮凶的恶名，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