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肯考虑赢得一场战争，或甚至获致彻底解决，却让敌人不背弃其信仰与主义。
NSC 68文件以其表面冷静的现实主义口吻，开宗明义高唱民主，结论亦坚信历史将站在美国这一方。这份文件特殊之处在于它把普遍主张和放弃武力结合起来。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揭示其目标时，如此投入自身资源，而且除了传布其国家价值观外，并不期待其他国家回报。这一切都将通过全球改革去达成，而不是十字军惯用的全球征服的手段。因此，为了这个目标，美国的实力在某一段短暂时期空前的强大，不过事实上美国却自认它的军力相当弱势。
美国走上遏制之路的初期阶段，没有人能够想象美国对冲突抱持的最高目标，即促成敌人内部改变，对它有多大的压力；也无法想象没有任何评估标准可用以评估每一中期步骤的成败良窳。所有这些自信心极强的美国领袖，无法想象美国在四十年之内，会需要小心驶航，经过艰巨的自我怀疑和国内冲突的考验之后，才能实现苏联阵营的瓦解。在此一时刻，他们已经忙于承担起美国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角色，以及抵御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革命性大转弯的批评，无暇再顾及其他。
遏制逐渐形成，它亦遭遇到三种不同学派的批评。第一种批评来自以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为首的“现实主义派”，他认为遏制政策导致心理和地缘政治的过度伸张，以致耗竭了美国的资源。第二种说法的代言人是丘吉尔，他反对要等到建立实力阵地之后再进行谈判的主张。丘吉尔的论证是，西方国家的实力以冷战开始之际最为强盛，此后即不复有如此盛况，因它的相对谈判力量只会日趋缩小。最后，则是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他根本否定美国有道德权利采取遏制政策。假定双方在基本道德上相等，华莱士认为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合乎法统，美国反对它，只会加剧双方紧张。他力主回复他认为的罗斯福之政策：即美国以片面决定来结束冷战。
作为现实主义派最雄辩有力的代言人，李普曼批驳凯南认为苏联社会含有自我衰亡的种子的假设前提。他认为这个理论太冒险，不能当做美国政策的基础。
“X先生的估计并没有未雨绸缪，没有给厄运、受理不善、错误和未可预见的因素留出安全空间。他要求我们假设苏联力量已经衰退，他劝告我们相信我们对自身的最高希望即将可以实现。”
李普曼认为，遏制会把美国带到苏联广袤的周边地区荒僻的内陆，以他的看法，这些地区包括许多根本不符合现代意义的国家在内。远离本土的军事纠缠，不仅不会加强美国的安全，还会削弱美国的决心，按照李普曼的看法，遏制将使得苏联能选择最能令美国狼狈的挑衅，同时还保持外交主动，甚至军事主动。
李普曼强调亟需建立评估标准，以界定在何种地区抵抗苏联扩张行动，攸关美国的重大利益。没有这一套标准，美国将被迫拼凑组织“一堆卫星、客户、附庸、傀儡的杂牌军”，也会使得美国这些新盟友利用遏制谋取本身利益的情况发生。美国将被迫陷入支持未能存活的政权的泥淖，使得华府只得在“姑息、挫败、丢脸或以不可估算的代价支持（美国盟友）之间”去做无可奈何的选择。
这的确是对美国究竟会遭遇何种情况的先知性的分析，不过李普曼提议的补救之道却与普救论的美国传统不相吻合；美国传统较接近于凯南预料的启示录式的结果。李普曼要求美国外交政策以个案分析是否合乎美国的利益，而不依据一般原则来一视同仁运作。他认为，美国政策应该减少针对推翻共产制度做出的努力，多注意恢复因战争而遭破坏的欧洲势力均衡。遏制意味欧洲的分裂了无尽期，而美国在欧洲的真正利益应该是把苏联势力摒逐出欧洲大陆中心：
“一百多年以来，历代俄罗斯政府无不寻求扩张图谋东欧。但是只有在红军抵达易北河，俄罗斯统治权方才能够实现俄罗斯帝国的野心，以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宗旨。因此，明智的政策应该以和解为其最高目标，促成俄国退出欧洲……美国的力量必须明确，不是在散布各处的诸点去‘遏制’俄罗斯人，而是制压住整个俄国军事机器，施加重大压力，以支持追求‘和解，亦即撤军’为具体目标的外交政策。”
命运可谓独厚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期赐给它济济的人才。美国的政治领袖是杰出的、经验丰富的人物，在他们背后有著名的麦克劳（ John McCloy）、罗福特（Robert Lovett）、布鲁斯（David Bruce）、彭克（ Ellsworth Bunker）、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等饱学之士，轮番出壁，不分党派，为历任总统献策定计。
而且美国有幸能自知识分子之中，汲取李普曼和凯南那极有深度的思想。凯南正确地了解到共产主义潜在的弱点；李普曼则精确地预言，基于遏制思想，本质上属于反动的外交政策之挫折。凯南呼吁以耐心允许历史去呈现不可避免的走势；李普曼则呼吁在美国仍占上风之时，采取外交主动谋求欧洲和解。凯南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有较好的直觉了解；李普曼则比较了解，忍受似乎无止境的僵局，压力较大，而且遏制政策可能导致美国所支持的路线，相对模糊不清。
最后，李普曼的分析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不过主要都是反对与苏联对峙的人士，他们的支持仅限于李普曼论点的一部分，只强调它的批判，忽略它的建议对策。他们注意到李普曼主张目标要有限制，却忽视了他建议要采取攻势外交。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最有力的替代遏制理论的策略，却来自当时的英国在野党国会领袖丘吉尔。
丘吉尔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发表“铁幕”演说，揭开冷战序幕而知名。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个阶段，都力图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希望增强民主国家在战后的谈判力量。丘吉尔支持遏制政策，但是他决不以遏制为目标。他不愿消极坐待共产主义溃败，寻求创造历史，而非静候历史发展。他追求的是以谈判求和解。
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仅只略为暗示应展开谈判。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威尔士的兰都诺（ Landudno）演讲，又重谈其论调，认为西方国家的谈判地位决不会比当前更好。他在这项不太受到重视的演说中提到：
“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得到原子弹，也囤积了不少原子弹，情形将是如何？你可以由今天发生的情况来预知来日将发生何种情形，绝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会相信我们仍有无限的时间。我们必须正视问题，寻求最后解决。我们不应毫无远见地等候事态发展；我指的是坐以待毙。西方国家如果能形成正当要求，趁着他们仍具有原子力量，抢在苏俄共产党也掌握原子弹之前，应该更加可能不必流血就能达成持久的和解。”
两年之后，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作同样的呼吁，民主国家已经强大到有力量谈判，迁延只会自挫实力。1950年11月30日，他发表演说辩护北约组织重新武装的做法，他也提出警告说，西方即使武装起来也不会改变其谈判力量，谈判力量终究还得仰仗美国独占原子实力：“虽然迅速建立我们的军力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我提到的这个时期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俄罗斯在目前的所称的传统武器上拥有的优势。这一切种种只会让我们增强欧洲团结，扩大反侵略的威慑力量。因此我赞成只要时机适当，可以尽量与苏俄达成和解，并且在美国原子弹的优势十分强大，足可抵消苏联在其他军力的绝对优势之际，迅速谋求和解。”
丘吉尔认为，实力地位早已建立，但是美国领袖却认为它仍待建立。丘吉尔认为，谈判是把力量用到外交上的方法。他虽然没有明白提出，却在公开声明中极力暗示，他已见到西方民主国家提出某种外交最后通牒，美国却一味退缩，不敢运用其原子弹独占优势，即使只用为威胁也不敢。丘吉尔希望能逼迫苏联势力范围缩小，但也预备在缩小后的范围内与苏联力量和平共存。美国领袖却近乎沉沦地厌恶势力范围这套策略。他们希望摧毁，而不是缩小敌人的势力范围。他们宁愿等候全面胜利、共产主义覆亡，不论它有多么遥远，期待能以威尔逊式的方案解决世界秩序的问题。两者的差异归根结蒂是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有别所致。丘吉尔的社会非常习惯不完美的结果；杜鲁门和其顾问亲信却生长在一个传统里，一旦确认问题存在，通常都运用广大资源加以克服。因此，美国倾向最后的解决，也不信赖英国人最拿手的折中妥协。丘吉尔在理念上没有困难，能够接受一方面建立实力，一方面又积极着手外交运作，迫使和解的双管齐下手法。美国领袖却把这些做法视为分阶段循序而进——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这么做，日后在朝鲜战争、越战时，也是如此做。美国的主张得以施行，是因为美国比英国强大，也因为丘吉尔此时只是在野党领袖，没有办法强力推动其策略。
最后，对美国政策最大声、最持续的挑战，既不是自李普曼这一派现实主义者，也不是自丘吉尔这一派势力均衡论者，而是来自根源深植在美国激进思想的传统。李普曼和丘吉尔接受杜鲁门政府的前提，认为苏联扩张主义是严重的挑战，只不过对如何抵御它的策略，有不同的主张；激进派的批评者根本就摒弃遏制政策。亨利·华莱士是罗斯福第三度担任总统时的副总统，曾任农业部长，也是杜鲁门政府的商业部长；他是这一派的主要发言人。
华莱士体现着美国平民传统，天生带有北方佬不信赖英国的本性。和杰斐逊以后的多数自由派一样，他坚信“私生活上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同样也该在国际事务上予以遵行”。华莱士认为，美国已经失去道德的指南针，他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