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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一行的专列抵达「国门」满洲里。由于中国铁路为欧美制，路轨比苏联的窄，因此毛泽东一行人要换乘苏联政府等候在这里的豪华专列。苏式专列宽敞、豪华、舒适，暖气烧得很足，并配备有盆浴与淋浴设施。苏方派来一名外交部副部长作迎宾特使，在满洲里火车站苏联一侧铺有红地毯，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至此，滕代远、罗瑞卿等完成了护送任务，告辞毛泽东，率中央警卫部队返回北京。毛泽东一行则须穿越西伯利亚大雪原，穿越欧亚大陆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一星期后才能抵达莫斯科。
就在十二月六日深夜，毛泽东一行秘密离开中南海丰泽园不久，潜伏于天安门城楼东面南池子大街一座古色古香四合院内的国民党地下电台台长计兆祥，即发报给台北中央保密局机要值班室：「贼乘火车今夜出行，估计三天两夜后抵满洲里。入俄境后，其安全归俄方负责。若有行动，以贼返回时为宜。」
说是七日清晨，在台北国民党中央保密局局长官邸，毛人凤局座正与美方顾问布莱德上校共进早餐，机要秘书送上一封来自中共首都北平的绝密电文。毛人凤阅后，喜形于色，将电文递给美方顾问。布莱德上校懂中文，盯着电报差点高兴得大叫。但这名资深的美国远东战略特工平静地、居高临下地说：「这是你们干掉毛泽东的最好时机。你们不是有句古语，叫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要立刻选派最优秀的行动人员去东北地区执行原订任务。这很重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北韩正在结集大量兵力，使用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准备随时侵占南韩。我们当然不能坐视南韩成为共产党天下，威胁到日本和我们在远东地区的生命线。南北韩之战已无可避免。毛泽东选在此时访问俄国，跟史达林见面，中俄联手介入南北韩局势，肯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对南韩、台湾都是极大的危险。你们过去在正面战场上虽然失败了，但今后在情报活动方面可以给我们共同的敌人以意想不到的打击。我们曾经成功地以情报活动的方式更换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物。这次，我们希望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前或是之后，看到你们的成功。」
毛人凤对这个美国顾问大爷很不以为然，什幺玩艺？区区一个大鼻头上校，竟对他一位国军二级上将指手划脚，不成体统。但他还是向布莱德上校通报了自己的具体计画：「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前动手，时间上显然是来不及了。我们只能选在毛泽东返回，途经东北地区时下手。按原方案，派赴东北的人员以空投方式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将采行三套作战方案，一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内埋设定时炸弹，炸毁毛泽东的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二是破坏长春郊外第十四号桥梁，让毛的专列跌下几十米深的河谷里去；三是若上述二项方案均末成功，则组成突袭兵力，在吉林省境内从铁路两翼包抄围歼毛的专列，务求将其击毙。总之，毛泽东此行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布莱德上校听后，竖起了大拇指：「好，很好！有毛局长用兵如神，你手下的人马这次一定会取得成功！」
毛人凤当即按铃唤来机要秘书，口述命令：「电告计兆祥，通知XX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俄活动及回国的时间、路线；命令计兆祥即日起，每日定时报告情况；嘉奖计兆祥二千美金，并由国军中校台长晋升为上校台长。」
旋即，机要秘书将整理打印好的命令文书呈交毛人凤局长签字生效。
毛起座转而对布莱德上校说：「这回共产党的李克农们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中南海不远，大小官员集中的南池子，有我们的潜伏电台，正在大展拳脚，大显神威。」
布莱德上校说：「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早就不是你们的对手。」
毛泽东所乘坐的专列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雪原上整整奔驶了五天，才穿过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分界岭——乌拉尔山脉。专列抵达雅罗夫斯基车站时，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的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登上专列，陪同毛泽东走完最后半天的路程。这里距莫斯科还有两百公里。
王稼祥和毛泽东是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老战友了。王稼祥，安徽泾县人，一九0六年生。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0年回国，为王明赐封的「中共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维什克一之一，属于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国际派」。在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被迫长征，一路打败仗。红军主力部队进入湘南、强渡湘江一役，兵员从十来万人一下子锐减到三万来人。红军高级将领们对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的指挥，日益不满。倒是被撤销了军事职务的毛泽东无官一身轻，他跟中央书记张闻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各坐一副担架，由士兵们轮流抬着行军，走在了一起。在担架上，毛泽东日夜与张、王二人交谈，终于说服了他们，并取得一致意见，促成了抵达贵州遵义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领导班子，撤销了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的地位，以张闻天代之；撤销以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毛泽东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则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又由于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确有主见、决断，新三人团本以周恩来居首，逐步过渡到毛泽东说了算，周、王二人辅佐之。因之，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三人，实为毛泽东取得中共军事最高指挥权的关键人物。红军长征抵陕北后不久，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王稼群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将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换回国内。康生到延安即背叛王明，投靠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九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延安汇报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局指示：中共领导机关今后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应当说，此为王稼祥被派驻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全力推荐毛泽东的结果，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名份与地位。王稼祥虽然年龄上比毛泽东小了十三岁，政治上却实在是毛泽东的恩友。一九四0年后，由于王稼祥质疑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之类的名词，而逐渐被毛泽东疏远。一九四三年五月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宣布解散，王稼祥被改派任为中共驻苏联代表。一九四七年回国，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已被排斥于中共中央决策层之外。新中国成立前夕，王稼祥又被派回莫斯科，出任首届驻苏大使。
在前往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和王稼祥老友相聚，谈话却不十分融洽。毛泽东吸着烟，颇有牢骚地说：记得史达林同志六十岁生日时，我们还在延安窑洞里，我们党还不怎幺强大，人家也看不起我们。当时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史达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莫斯科的报纸也不肯转载。他们还怀疑我是什幺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苏方又背着我们，跟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盟友好条约。一九四六年冬季国共重开内战，起初他们采取中间路线，对我们毫无信心，而对蒋介石的「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有信心。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季，我们已经转入战略反攻，史达林还给发来指示，让我们打到长江北岸为止，实行南北分治，长江以南归国民党统治。史达林同志真是实行分治的高手啊，在德国搞了东德、西德，在朝鲜搞了北朝鲜、南朝鲜，在中国竟要搞北中国、南中国！据说他还设想要搞北越南、南越南，东马来、西马来。亏他想得出！我们中国党没有理会他的一套，我和朱总司令立即发布进军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本来一九四八年我就提出到莫斯科来，跟史达林同志会面，交换彼此的想法，消除一些猜忌、误解。但史达林同志回话说，中国内仗正处于关键时刻，毛不宜离开，由他们先派人来。一九四九年二月他派了米高扬来西柏坡村，我、朱总、少奇、恩来跟米高扬谈了整整一星期，详谈我们的建国计画，外交方针。可是四月二十三日，我人民解放军部队打过长江，占领了南京，那个苏联驻南京的大使馆，竟然还奉命随国民党逃亡政府到了广州！奉陪到底，多幺讲义气啊！你说他们糊涂不糊涂，像话不像话？今年七月，我们派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莫斯科，和史达林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关系才算走上正轨。……没想到罗，没想到他七十岁生日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全国政权，我是代表新中国来替他贺寿罗！这叫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栘的埃王稼祥作为中共的首席苏联问题专家，驻苏大使，耐心恭听着毛泽东的一番诉说：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天啊，就快要到莫斯科了，作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袖第一次到访，怎样都结记着这幺一本老帐，带着这幺一股子情绪？」王稼祥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也是从尚未立稳脚跟的新中国的外交利益出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规劝：「是啊，正如主席曾经说过的，十月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