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我对于岳父的崇拜渐已褪去，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个故弄玄虚的糟老头子，因为我当时并不了解他太多的背景。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提及。只说即使我清楚，以我当时的傲气劲儿，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他。所以，便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某一天，我大清早便来到了集上，见一父女正在卖一怀孕的母猪，甚觉奇怪，便上前搭讪。卖猪的父女显然不认识我，开口便问，客官，买吧？
不答，反问，该生仔了吧？为什么要卖？
答，交修路钱呗。
问，不是说自愿吗？
答，哪来自愿的事？说是自愿，可人家都交，咱能不交吗？这路，该修一修了，不过，咳，也太宽了。
问，卖了，咋办？
答，修好路再养呗，咳，这路真是憋死人了。
我正欲再探究竟，姑娘已开始埋怨他爹啰嗦，因为已来了主顾，他爹便忙着打理主顾。
要知道，在D乡怀孕的母猪是绝不能卖的，就跟卖地卖房子同是一个理儿。一时间，我的眼睛湿润了。哪里去找这么好的老百姓？我突然间想到了我的佝偻着腰劳作的父母、姐姐以及父女俩卖掉母猪后的轻松，卖掉了母猪，他们又该怎么办呢？思路翻转着，我发觉自己居然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意识到失态，便咳了一声，故作没事地离开。
此刻，父女俩显已成交，因为他爹正在边笨拙地数着钱边叮嘱女儿，要她赶快去村委会交款。
看来，说乡长不卖力还真冤枉他了。小样儿，冤枉就冤枉了，二把手竟然敢挑一把手的毛病，说什么是融资拖了筹资的后腿。
我分工融资，融资是难，银行信用社不归乡里管，两位主任点头哈腰地说了一箩筐的好话，却就是不肯开口放款，反而想去讨镇办企业的债。见鬼去吧，乡办企业已全趴下了，哪里去找钱？我不想给乡长留下口实，决定去找我岳父。
岳父说，钱已按乡里的标准交了，是不能再交的。
他倒是支持修路，而且赞成我确定的标准，所以他们村第一个交了钱。但他却认为，路该修，似乎不应该在我的任期内修。我不服，所以拖到今天才来找他。
既找到了他，他给了我十万元，但提及立碑的事，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不想出风头，要立碑，便书个路人吧。他永远是咱们前面所提及的那副模样，意志却不容人违背。我毕恭毕敬地离去时，竟然听到他一声长长地叹息，这总让我心里有个难解的疙瘩，而且让我觉得太伤自尊，要不是为了这路，我想我不可能去拿这十万块钱，那时候，我认为人是该有自尊的，尤其是男人。
回头又想，他毕竟是我的长辈，尽管他同样是我的下级，在这里伤自尊总比输给乡长要强。有了这十万块，总可以交待一番了吧。念及此，我募然一惊，是不是太自私了？我自问着。或许这应该是一把手的通病吧，不，确切地说，应该叫做风度。十万块确是不多，对于修路工程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好。
绝不应该输给了镇长，折了一把手的威名。但我实在无法，我必须要找出他的失误，凡人就不可能没有失误，只要肯找，总会有，而且能够是个令人心服口服的失误，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征服他。对了，机关干部的捐助他便没有抓。机关干部的工资原就不齐，有不少人确是困难的，但总不能不有所表示吧。我伸手摸了摸兜里装着的我背着阿凤准备送给我哥盖房的一万块，我决定把它捐上。这小动物绝对是在等我，如果我不捐，这件事他必是不能抓的。我只有暗暗地对我哥说对不起了。
其实，这种对不起我是经常说的，而且每次都发誓要加倍地补偿，然而每次都这样。我想，我的家人是能够体谅我的，他们总希望我有个更好的前程，为了这，他们是愿意我这样做的，他们不止一次地表示过。
3
果然，在我的带动下，修路的配套资金勉强凑齐了。但我和乡长之间的分歧也日趋公开化了，在我带头捐助的那天，我开了一个全体机关干部会，虽然在会上讲了不少的好话，临散会时却故意不点名地批评了乡长，原只想杀一杀他的威，不想这小动物竟然敢于在捐款时发了一句极不情愿的牢骚，我没有搭理他，因为他早已被机关干部的谴责声所淹没——“就你有困难，书记就没有？书记的捐助难道不是你的一百倍吗？”声音虽然小、乱、杂，却绝对可以听得清。
他黑着脸，猎鹰一样在四处寻找着目标。他毕竟还有威，声音顿时被他的目光所消灭，每个人都低着头，他根本无法发现目标。
我感到好笑，但强自压抑着，我坚信，经过如此一番折腾，他的威信必定会一落千丈，够小动物喝一壶的了。及至散了会，我们俩一先一后走出会场时，我发现了他怨毒的目光，我们之间的分歧必定已变成了矛盾，但我还是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声“明天见”，他以丝毫不亚于我的热情回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同样说了声“明天见”，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且他的笑里明显藏着诡秘。
这时候，我已养成了捉摸人的习惯，望着他略显可怜的背影，我手扶额头思考了好一阵子才蓦然惊觉，倘若这条路修好，受益最大的当数我岳父他们村，因为公路纵穿他们村，这实在是一个巧合。尽管是巧合，可他会怎么想呢？我相信，除了他，所有的人包括农民此时仍不会意识到。任他怎么想，路是必须修下去的，我习惯性地顿了顿脚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D乡的班子真的该动一动了，除了两任书记之外，这个班子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动过了。时间长了，不自觉间生出的惰性便会逐渐磨损它的战斗力。这不，账面上刚有了点儿钱，消息立马便给透了出去，倒省去了我原积极准备大加炒作的麻烦。
天底下哪里去找如此便宜的事情？结果是，参加招标的施工队倒是招来了，讨债者却也蜂拥而至。这些讨债者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讨债者，多少都自觉有一点儿背景，哪一个是省油的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直让人觉得这款非还不可，若不然，似乎便枉到人世走了一遭：爹娘老子病了，该不该还？孩子结婚生子，该不该还？倘若不还，老婆寻死觅活咋办？家里揭不开锅了咋办？尽管一个个肥头大耳，穿名牌衣装，抽高档香烟。先是义正辞严，继而苦苦哀求，再次哭哭啼啼，最后居然高傲起来，随意拨一个电话，便足够你应付一阵子。
应付便应付吧，这钱是坚决不能动的。我给财政所长下了死命令，也在给自己打气。幸亏我那段做办公室主任的经历，练就了一套应付的本事，即使如此，仍然让我头晕脑涨不已。
现实往往便这样，怕什么便来什么，越是怕麻烦，麻烦偏偏便来了。这一头尚未纠缠清楚，招标的事儿偏又遇上了麻烦——因为四家投标商的参与，原先确定的公开招标方案已无法实施，整个思路都乱了套。喂，你先别不信，且听我慢慢讲来。
这第一家，便是交通局长的妹夫。局长亲自打来了电话，尽管没谈及投标的事儿，却跟我谈了很长时间的配套资金问题，那意思很明显，在工程投标上，我有绝对的决定权，而配套资金虽已谈定，终究还是需要经过研究的。
第二家，则是组织部长的侄子。部长自不屑过问此等小事情，秘书却已早早打来了电话，说部长很挂念你，据说你搞组织工作很有一套，部长准备亲自前往调研。没隔一天，部长果然来了。看过工作之后，部长显得很高兴，高度评价了我的工作。那天，部长喝了不少酒，故作醉酒的模样仿佛说漏了嘴似地告诉我，县委班子可能要调整，而他本人很可能因为组织信任担任管党务的副书记。说完，部长连呼自己多嘴，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不要外传，仿佛非常担心似地。
第三家，是地委某副秘书长的弟弟。据说这位副秘书长后劲十足，如果部长所言不虚的话，此人极有可能调我们县任县委书记。
第四位，是我们D乡人。此人表面上厚道老实，界外人或许看不出有什么大的背景，却是县委现任书记的编外小舅子。刚才曾提及，书记对我们乡的路始终非常关注。他虽没有说什么，对我们乡的路却过问多起来，力主D乡是穷乡，修路这样的机会要尽量留给本乡人。
应该说，仅这四家投标商，恐怕没有一家是我这个小小的乡书记能够得罪得起的。迫于无奈，我决定住院。
医院应该是目前最安静的场所，我最需要这样一个场所，我必须冷静下来认真地理一理自己的思路以应付这些事先没有料到的变故。
住到医院里居然也没能得到安宁，尽管我再三强调我住院的事一定要保密，而且觉着做得也极为隐秘，但还是有相干或不相干的人提着让你根本无法推辞的东西寻上门来探望，渐渐地竟络绎不绝起来。
至此，我方才明白为什么有的领导总喜欢住院，仿佛一年不住个三五次便心有不甘似地。
但此时的我，心思全在路上，病房里堆积如山的东西愈加让我烦躁不安。
我认为，必定有人在捣鬼，做得如此隐秘，何以知道的人会这样多？
这些人的目的绝不单纯是他们嘴里所说的感情，尽管其中也不乏想借此机会来笼络感情的人，但这种人终究是少数，多数还是有所求而来，没有想到，这反而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想着他们的那副两眼紧盯着故意躺倒床上满脸痛苦的我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却总是要把用意讲明白的嘴脸，我便莫名其妙地上火，竟象是真的病了。
我在生气上火，却忙坏了阿凤，这个多日不见的贪婪世俗的女人！我看不惯她兴奋不已地直在我眼前晃，便训斥她。她感到委屈，嘴一张便哭了出来，边哭边含混不清地唠叨着什么。女人，难道都他妈的这副德行？敢作敢当的那股劲儿哪里去了？
前面曾提及，因为她与二愣子之间或许只是为了气我却既成事实的关系，我们之间已到了冰点，她便跟我闹，不停地闹，似乎只有闹个不休才算她的本事才能完事。�